 开年大戏《于成龙》剧照  位于山西省方山县来堡村的于成龙廉政文化园。（资料图片） 开年大剧《于成龙》，为人们全方位展示了被清代康熙皇帝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的生动画面，观后人们无不表示震撼和钦佩。其中，电视剧多次给出于成龙老家康熙亲赐的三块“卓异”牌匾的画面，无异于是对于成龙最大的褒扬。在满清执政的体制下，一个汉族官员，尤其是一个不请不送不收礼的清官，三次获得“卓异”（清朝吏部定期考核官吏，文官三年，武官五年，政绩突出，才能优异者称为“卓异”）美誉，无疑是个奇迹。 第一次 广西罗城知县 为官三年治乱有方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已是44岁的山西永宁来堡村前朝副榜贡生于成龙，不顾亲朋的阻拦，抛妻别子，怀着“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的抱负，接受清政府的掣签选任，到遥远的广西罗城当了县令。此前，两任知县一死一逃。这里遍地荒草，城内只有六户居民，茅屋数间，县衙也只是三间破茅房。无奈，他寄居于关帝庙中。可是，跟随他的五个仆从有一个受瘴疠之气而死，另外两个因害怕而逃回家乡，面对如此困境，于成龙却以坚强的意志，带病理事，坚定地迈开他为官生涯的第一步。 于成龙经过调研和深思熟虑，陆续推出了他的施政方针：首先在城乡建立保甲，严惩缉获案犯，大张声势地“严禁盗贼”，形成一定的阵势。境内初步安定后，他又组织乡民练兵，抱着为民而死甚于瘴疠而死的决心，准备讨伐经常扰害的“柳城西乡贼”。在强大的声势下，西乡贼首投案自首，放还了掠走的男女老少。接着又在全县搞联防，从此，邻县的盗贼再也不敢越境犯案。在消除内忧外患的同时，于成龙十分注意招募流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他常常深入田间访问农事，奖勤劝惰。农闲时带领百姓修民宅、建学校、筑城墙。对迁入新居的农家，还亲为题写楹联，以示鼓励。 就这样，于成龙在罗城为官才刚三年，就使罗城摆脱了混乱局面，得到治理，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新气象。于成龙的突出业绩受到两广总督金光祖的重视，罗城县被评为全省治理的模范。到了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被举荐为广西省唯一的“卓异”，并升任四川合州（今重庆合川区）知州。 于成龙的这次“卓异”是他拼死苦干出来，也是他的上级以公心评定出来的。清政府的考核分为京察和大计，京察主要是考察在京官员，大计是针对地方官施行的考核。考核标准有四条：包括操守、才干、勤政、年龄，叫做“四格”。规定以寅、巳、申、亥年为大计之年。大计的优等叫“卓异”，京察和大计的卓异都有名额比例，京官是7：1，笔帖式是8：1，道、府、厅、州、县15：1，佐杂、教职130：1。如此可以看出，还是京官比例最高，越是基层干部机会越少。显然，于成龙在机会这么少而同僚众多中脱颖而出，足见其政绩之突出，被举“卓异”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次 湖广黄州府同知 探明盗情治盗严准 于成龙上任合州时，土地极度荒芜，无人耕种的原因是，流民归附入县开垦荒地后，害怕原主索回。为此，他出台了严格的规定：“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即以现在耕种为准，谁开垦谁所有。同时，他要求各县注意为新入县百姓解决定居与垦荒中的具体困难，并亲自为他们区划田舍、登记注册，借贷牛种，并强调三年后起科。本来奖励垦荒是清初的基本国策，但是于成龙实行的“禁止原主认业”比清廷明确规定早了15年，加之他对具体问题的妥善解决。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骤增，田地开辟，政绩显著。清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被擢升为湖广黄州府同知（知府的副手）。 黄州府岐亭镇一带，盗贼猖獗，甚至白昼劫路伤命，严重影响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龙上任之后，为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他即以郡丞身份坐镇岐亭治盗。为了摸清盗情和每一件重大盗案，他总是亲自访察。他经常是微服私访，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调查疑情，从而对当地盗情了如指掌。他还特意在衣内置一布袋，专放搜集到的盗贼名单，这样他对当地盗贼的活动规律了如指掌，因此一抓一个准，“自剧贼，偷儿踪迹无不毕具，探袋中勾捕无不得。”盗贼抓获后，对待案犯他主张慎刑，以教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不仅平定了盗匪，而且让可以挽救的盗贼口服心服，因此治盗工作取得突出成效，地方治安状况大为改观。 与此同时，于成龙积极解决了许多地方上发生的重大疑案、悬案，使错案得到平反，被百姓呼为“于青天”，民间甚至流传着“鬼有冤枉也来伸”的歌谣。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的《于中丞》一节中，专门叙述了他机巧破案的两个故事。 由于在黄州府同知任上的突出政绩，于又深为湖广巡抚张朝珍器重，康熙十二年（1673年）于成龙再次举“卓异”，被调主持武昌府政务，并擢武昌知府。 第三次 福建按察使 克坚攻难清正廉洁 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升任福建按察使（相当于省检察长）。上任伊始，他就做了一件为民称颂的好事。当时，清廷为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了“海禁”政策。当地官员不顾连年兵祸，民不聊生，动辄以“通海”罪名兴起大狱，使许多沿海渔民遭难，甚至出现了大量的冤狱。于成龙在审阅案卷时，发现每案被拟极刑的就达数十人或上百人之多，其中甚至殃及妇孺。面对无辜生命，他不怕得罪皇亲国戚坚决主张重审，他对劝阻的人说：“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咸阿从事！”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使千余名百姓免遭屠戮而获释，贫困的他还发给路费。重审“通海”案，影响巨大，百姓齐称赞，于成龙第三次被举“卓异”，并升任省布政使（相当于省长）。福建巡抚吴光祚还专疏向朝廷举荐，称于成龙为“闽省廉能第一”。 康熙十九年（1680年）春天，康熙帝“特简”于成龙为京畿直隶巡抚，他在赈灾反腐上又是大有作为。翌年春，康熙帝又亲自召见于成龙，当面褒赞他为“天下廉吏第一”，并“制诗一章”表赐白银、御马以“嘉其廉能”，于成龙的清正廉洁得到了认可，一时名满天下。而后，于成龙很快又出任为总制两江总督，解决了火耗银的顽疾。于成龙一路走来，哪里有困难他就在那里出现，克坚攻难，屡有建树，成为历代为官者的楷模。 可见，清代康熙朝的京察和大计，评选还是比较认真和公平的，才评出了于成龙这样的第一廉吏。仅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六十一年（1722年）的三十九年为例，全国共举行大计14次，共计举卓异官580名外，又纠参贪酷官510名，不谨官936名，罢软官421名，年老官1245名，有疾官710名，才力不及官763名，总共纠参、罢斥、降调官员5137名。这些数字说明，在考核中，政府依照其不同表现，区别不同等级，予以升降赏罚，很好地起到了提高机关行政效率，整顿、改善吏治，惩恶扬善的作用。 在这样的形势下，于成龙一个清官能被三次举“卓异”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建立一个良好的考核机制，对于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监督并促进其勤廉为民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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