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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秋我踏足广州，诱使我染指这座城市的是一份月薪一千二的工作。那时的广州液晶是一座高消费城市，这点钱对一个办公室白领意味生活的底线。我在肮脏混乱的城中村地带租下一个带厨厕的小套间，月租600元，每月的固定花费还有暂住证、保安费（为不受村中的治安员骚扰而支付的费用）、垃圾费、水电费等等，需一百元左右。然后是每月往家里寄五百元，作为儿子的教育与生活费用。 要实现以上的预算，前提是我无须进食，除上班外不能出门（没有交通费预算）。有幸的是第一个月就找到愿意合租的人。新生活就从节省下来的三百元开始。 电视是每个人起码的夜生活。但我没有电视机，夜生活改为反复通读福柯的《性史》。这本上世纪轰动一时的书有好几个版本。我有其中两个，是我带到广州不多的几本书之一。 “从存在中取得最大收获和最大乐趣，就是过危险的生活。”这是福柯说的，不在《性史》里，而是记载在詹姆斯·米勒写的福柯评传里。当我读到《性史》中灵光乍现的喷薄言辞，疾风骤雨的诗情表达，我就记忆起米勒录下的这句话。当时我置身昏黄灯光下的斗室，窗外是恶臭肮脏的夜景，脏水满地的街道，蓬头垢脑的人群蚊虫般游动，匪气冲天的治保人员大摇大摆游戈在各个角落，发廊里年轻艳俗而危险的女人告诉你青春不但有价而且很便宜。 那时我习惯喝街边小店提供的两块五一瓶的冰镇珠江啤酒。阅读这个最终死于爱滋病的同性恋，生活的历险者，社会正义的斗士写的文字，消耗的不单是脑细胞，还需要可观的肾上腺素，没有甲醇的刺激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同弗氏对性本能的无限度延伸阐释，《性史》远远超越了对人类性生活历史的研究，展现出一幅人类文明对人塑造和控制的灰暗画面。《性史》还探询了权力产生的机制和运作。《性史》是一个制度反抗者的独白，一个爱好平等公正，厌恶任何控制我们自由的企图的斗士的控诉。而福柯终究是一个学者，如同我曾经梦想成为学者。在哲学的空间里，学者的激情最终屈从于逻辑和框架，沦为彻底的理性。是的，彻底的福柯式的理性！在危险地域的上空顽强舞蹈的理性！这理性的形体，是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人，一个相信本能和自然秩序的人，一个内心诚实本份地生活着却保持着好奇心的人。在谎言遍地，假象充斥的世界里，指出深刻的真相。 十几年的漂泊，已经洗掉了早年教育被灌输的经天纬地的清秋大梦。生而为囚，被虚头八脑的说法所愚弄，被恶意虚拟的秩序所控制。要找回自己，只能过一种自我放逐的生活。而福柯，这位比尼采更丰富，更有创造性，更富于诗性的哲学家大声朝我们喊：来吧，哥们，让我们坦然地保持肺部空气流通，让我们过危险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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