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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

 micorain 2020-07-01

我的大学(一)

前言

2019年的1218日,我结束了在税务系统工作,选择了退休的生活。人老了或退休了,最怕的是没事情做,当自己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慢慢的不再受到社会的青睐,都会有失落感的,何况在这样一个欺老不欺少的社会,只有自己为自己刷存在感,才是不让人讨嫌的。这次的文章是写《我的大学》,时间跨度是1982年至1989年八个年份,分高中毕业高考、复习班、大学三个阶段。文中涉及的都是真人真事,如若与事实有差异或引起不适,希望可以通过沟通得到谅解!千万不要对簿公堂,都是同学,咱就是喜欢写写东西,也是自己少年时期的梦想,尽管文笔并不怎么样,但还是很想当作家的。以后坚持经常写作,文章在自己的公众号“夕阳西下牧童晚归”上发表,希望能多多关注和转发。

夜与儿子视频,他问我那时考大学你是怎么考上的,读大学是怎么读的,有什么学业?业余做什么?总之是大学生活是怎么度过的。于是我想应该写一点东西留下来,让儿子和想了解1980年代的大学的人保存点文字资料。

先来说说考大学的不容易。

首先是录取比例很低,根据资料,80年代以参考人数为计算依据的录取率大致在8-10%,初期为16:1,中后期为6-8:1。但实际在城市中学和农村中学的结构上是非常不平衡的。以我自己为例:我们公社10个大队每个大队一所小学,小学毕业班也就一个班,共10个班,能上初中的只有30%,因为只招收3个初中班,每班54人,共162人。我们这一届初二毕业后,升初三,初三只设1个班,初三的升学率只有33%。我们游埠区9个公社加一个区校,10个初三班,游埠中学只招收4个班,高中的升学率只有40%。这样算下来,能够读高中的只有不到4%。即使是这样,应届高考,我们农村高中高考录取率基本上为零是很平常的事。所以,到1986年我考上浙江财经学院(现在为浙江财经大学)时,我们班农村出生的大都是通过复习才考上的。有的同学是通过复(3),复(4)才考上的。

那时农村苦,除了在生产队种地,学点诸如木匠、竹篾匠、泥水匠、裁缝等能走村串户的手艺活之外,是没有出路的。我的大学同窗骆同学就是学过钉秤这份手艺走过西北的。因此大多数的我们在放学和农忙季节、寒暑假都是要在家干农活和生产队劳动的,挣个23分的工分。哪里有课外补习一说。所以现在想起来,初中的周锡招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的数学兴趣,星期六星期天给我们上课,不但没有报酬,而且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让老婆来烧饭。是何等的感动,写到这里都有点哽咽了。

我们高中是2年制的,高中毕业时都是才16-20岁的男孩和姑娘。我们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是经过复习一年的童秀松同学,当年(1983年)考上的是安徽财贸学院,根据媒体资料,和1987年一起毕业的原安徽省副省长陈树隆应该是同学年兄,可惜命运不同结果不同。童秀松同学为了不回到老家,带着闯荡的心情到青海支边,在青海省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工作,后来又调动回到兰溪兰江冶炼厂工作,于1998年因心肌梗塞英年早逝。陈树隆则担任副省长后因违法乱纪而受党纪国法的处理。

我们村里最早考上大学是毛云中同学,也是1983年,考上的是温州师范学院,现在在衢州中学任化学老师,也是全省知名的化学教师。有年暑假我的儿子也专程到他那里补过化学课。

到了1984年,我们村的吴氏兄弟吴秀生、吴秀良考取了浙江大学材料系和金华师范学校(初中专),现在吴秀生在南京任中国建材旗下公司的总工程师。吴秀亮则是继续考取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现在是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

现在想想我的家乡毛家村真是天杰地灵啊!一个很小的江南茅草小村,那个年代,竟然能通过高考走出这么多社会的中间力量。接下来,应该花点时间写一写我的家乡,看能不能成为沈从文的《边城》。哈哈哈哈!

命运有时是很乖戾的,因为小学缺课本而重读一年小学,所以得以能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点读初中,否则,在读初中需要推荐的时代,我这个爷爷曾经在国民党中统情报部门工作过的历史反革命子孙是读不上初中的。2年初中毕业后,又因为校舍的问题,只能考初三。所以1980年考入游埠中学读高中,因为我们的历史老师曾经是我父亲的同事,所以就擅自把我归入了全国唯一的一届完全没读过高中物理、化学的文科班——游埠中学高824班。以致于以后的生活中连换灯泡这种活都要夫人动手。两年高中在浑浑噩噩中读完之后,进入了高考。

    第一次参加高考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自己带草席大米自行到兰溪县(那时还是兰溪县,1984年改为市的)委党校集中,住宿在党校,吃饭我是在兰溪一中搭伙的,刚好同村的毛云中在兰溪一中就读。兰溪一中因为1980届入学的刚好第一届三年制高中,在这一年是没有毕业生的,所以得以搭伙。考试的日期是7789日三天。考点设在兰溪三中,因为初中的语文老师王犁钢调动刚好在兰溪三中任教,倒是对这个考点很有亲切感的。党校与三中还是有点路的,为了休息好,又得兼顾不能迟到,由班主任项寿良老师统一安排起居的时间。来去都是步行的,那时既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公交车。夏季的天气很热,除了几个吊扇,没有降温措施。下午的那场考试只能往太阳穴涂抹清凉油,以防止自己中暑。考些什么内容,说实话现在不记得了。只记得分数出来时,全校一个都没上分数线。可喜的是潘栋梁同学似乎与分数线仅差一分,但英语过了英语专业的分数。因为当时英语只是参考分,不是考外语专业是不记入总分的。考了多少分现在也忘了,似乎不包括英语分数280多分,英语记得很清楚,只有8分。现在想想,就是一点不学,选择题就填A也有8分啊,那时怎么这么弱呢!录取分数线应该是361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高考。本来也没有寄于很高的期望,所以自己没有什么失落的感觉,倒是父母和村里的大人们挺为我可惜的,因为家庭的底蕴出身虽然不是世家但属于书香的那一类,并且学习能力还是同学和家长们认可的。只是由于家庭变故较大没有精力学习而已。以致于后来我在农闲时也还是看看书。期望自己也向邻村1977年恢复高考考上的孙培德(现在为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学习。依靠自学而积极再找机会,达到厚积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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