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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二） 一九八二年的高考结束之后，恰逢我们兰溪农村责任制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我们地理上这个属于金衢盆地的小村田地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家六口人分到了11亩多田地。正值双夏农忙季节，父亲的身体不适，不能正常的劳作，由于农忙也不愿花钱，农村里一般的病那个年代大都是熬过来的。他自己从年轻时医院都作为胃病治疗的，直到1984年实在坚持不住了送到兰溪人民医院才确诊是胆结石。而我的母亲先天的冠心病不能做重力活，所以，这年的夏天我和我的弟弟担起了家里的劳力重担。这一年，我只有18虚岁，我的弟弟只有14虚岁，好在我从13岁开始就开始在生产队干活了，对于劳动苦是苦一点除了挑重担，其他体力活还是干的挺顺手的，并且我们练就了一手拉独轮车的身手，否则光靠肩扛我们兄弟是不可能度过来的。弟弟天生有一把犁田的好手，14岁居然能犁田，不但自己家的能犁，还可以输出和别家去换劳力和赚取“牛耕钿”。而我天生是割稻种田把手，插秧不仅快，而且直和美观。就这样我们兄弟把这个双夏农忙季节担负了过来。 农村的活是有农忙农闲之分的，其实大部分时间是闲的，特别是夜晚，因为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这个年龄段是很尴尬的，既不能像成年人一样去茶馆混，也不能像小孩一样去捉迷藏。于是我就有空就看看书，除了一些诸如《三侠五义》、《说岳全传》、《万花楼》等书之外，就是看看课本。自己也订阅了几份报纸杂志，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让人不理解的。好在我们家虽不是世家，但绝对是属于书香的家庭。农村有些门楣上写的“耕读传家”，应该属于这一种。父亲在生活上会很节俭，但如果是用在读书学习上还是很大方的。这在以后的生活中，我还是非常感谢父亲的生活态度，在任何时候都提醒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在任何的环境下，都要不断地学习。 1982年这一年是很快就过去了，1983年高考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个文科班的大约20多个同学都在当时兰溪文科教学最好的溪西中学复习，这一年的复习，我知道的是我们班童秀松考上了安徽财贸学院。复习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有几个就不再复习，有几个居民户口的则参加了工作。其他的一些则继续复习。 而我在家继续在希望的田野上辛勤的劳作，参加一些社会上考试，诸如小学代课老师、农村农业技术员之类。但终究是漂浮着感觉。而家庭的负担始终不能让自己能够放心地出去到一个遥远的梦想之地。尽管心中的歌依然存在，但非常的朦胧。父母的身体始终悠悠地时好时坏地延续着。 这一年和我从小学就一起念书的同村伙伴毛云中从兰溪一中应届毕业顺利地考上了温州师范学院。轰动了四邻八村，还专门摆了喜酒宴请亲朋好友庆贺。我当然为他高兴，但高兴之余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毕竟是两个一起长大的同龄人且学习能力相差不大的，当时的羡慕嫉妒恨，暗下决心东山再起的心情，真正的是五味杂陈。呵呵！ 这一年，我北京舅舅的儿子胡琦，就读北京海淀中学，考上了天津大学，他鼓励我继续高考，把他的一些复习资料和书籍一大包的寄给了我，我在空闲的时候，也经常学习学习，特别是数学和地理，在以后的复习中基本上只上课听一下，基本上不花时间，也能考出高分来。即使1985年的高考发生严重的失误，120分的数学也考了104分。 1984年8月我没有参加高考，高考成绩出来后，我们这个文科班和一起读高中的初中同学，只要复习过的，基本上在这一年考上了大学。这一年开始，一般的大学专科都从三年改成了两年，初中高中都一起读的卞红兵就考上了天津商学院，1986年我在浙江财经学院上学时，他两年专科毕业都在杭州商学院当老师了。由于就在隔壁成了我们这些同学蹭饭的地方。省内除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丝绸工学院等以外，最多的是浙江师范大学。那时为了鼓励读师范类大学，分数和补贴都是优惠的。 以前在游埠中学读高中时，我和童秀松、潘栋梁、施友三四个人是结拜为兄弟的，毕业时童秀松就说了历史上陈胜说的“苟富贵，无相望”。以致于他去世后我和潘栋梁倾囊相助，答应他妻子一起抚养他女儿，这是后话。这一年后，潘栋梁险录为杭州外国语学校，施友三考入浙江师范大学。 等到他们都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节，我终于鼓起了去复习的勇气，在潘栋梁的帮助下，到溪西文化业余学校报了名。为什么是潘栋梁帮助下，除了我们是兄弟般的情谊之外，他差点和我一起再复习。所以，高考其实是有许多偶然性因素的，这里可以说一下两个范例：潘栋梁1982年高考应该是我们这个班第一名的成绩，可是两年的复习，差点没被录取，是浙江师范大学扩招委托杭州外国学校办班的机会才录取的，所以我前面会说差点要和我一起复习。而原来成绩在他之下的却考的比他好。毛云中同学原来是在游埠中学就读高中的，只是他长得高，身高182cm，被选入兰溪一中篮球队才去兰溪一中就读的，而当时初中就直接考入兰溪一中的郦赛忠同学1983年毕业时却没有考上，但实力强的就是有实力，复习一年后就考入浙江大学。 现在回到原来的话题，哈哈。现在还记得那个秋季的雨天，我戴着笠帽冒雨到潘栋梁家询问复习的事，以致于多年以后，他的母亲还每次都提起那个场景。 从这一年开始，全日制学校不能在自己校内办复习班。于是乎只有在校外办复习班，晚上和周六、周日聘用中学的老师上课。所谓的业余文化学校，其实是老师在主业之余，而我们学生只是被动业余。办这个业余文化学校的不再是西溪中学了，而是一个叫陈振寿的，至今记得他家住黄龙洞村，也不知道他和教委或西溪中学是什么关系，反正除了住宿和教室不提供，师资全是西溪中学的。报名之后，父亲的老毛病又犯了，在经历了乡（1983年原来的公社改称了乡）、区医院的医治不见好转之后，我在叔叔的帮助下，把父亲送到兰溪人民医院治疗，一直以来当作胃病治疗的其实是胆结石。于是进行了胆囊切除手术，这个手术的钱和输血的钱记得600多元，当时是一笔巨款，按当时的稻谷每担（50公斤）13.6元计算，将近50担稻谷。都是我想方设法筹来的。除了家里的积蓄，我向亲友借了一些，其实最大的一笔来源是民政局的困难补助，我也不知道，那时胆子会这么大敢去找民政局长申请了这笔200元巨款，根本没有请客送礼的程序。现在想来，那时为人民服务是如何的落到实处。等处理好父亲的病，出院了，我才去读复习班。 复习班上课是在溪西中学的教室上的，住宿和生活是租住在边上的农村的，记得我们住的地方叫五里亭芝家村，也就是今天兰溪丹溪大道的中州大酒店这里。应该是原来生产队的房子。我因为去的迟了，也就没床位了，只好在一个谷橱背上睡了一个学期。这一年的复习，我农忙和不上课的时间必须回去劳动，因为父亲刚手术，弟弟其实才16岁，只有我算个劳力。 复习除了晚上老师上课，白天基本上是要靠自己自学的，自学没有现成的教室，我们有时是在田野中找个僻静的地方看书的，有的甚至要到金千铁路的树林边看书读英语，现在想来好艰苦。我们这个文科复习班只有一个班，也就50来个人，很多同学叫什么名字都记不起了，考上大学和中专的，后来有来往的还是记得的。有些成为了同事朋友，比如我的朋友兼同事应云生、朱立华。后来都考入浙江财经学院。还有金华罗埠的汪志成，他没考上，后应征入伍当了消防战士，后又到浙江司法学校学习，因文笔文采飞扬而到省消防总队工作。文笔文才好，字也写的好的老乡江栋，后来考入浙江警察学校，就在我们学校对面，现在是义乌市公安局的领导。还有一位游埠籍老乡叫徐达华的，住在金华的，有个姐姐在白龙桥桥西玻璃店工作的，后来他自己在八咏路的店里做学徒，有年寒假路过金华我和应云生还去看过他，大学期间他也来过我们学校，但后来失去了联系，2004年我定居金华后，我曾经找过，但没联系上。还有一位叫黄木贞的，因为中学和应云生同学，所以走的近，在杭州念书期间我们也常联系，那时他在司法厅劳改局工作了，我们经常去揩油。方友良同学复习了两个月就去参加乡镇干部招考，后来一直在乡镇工作。我记得他和后来成为我的同事的倪增友打架的事，哈哈哈，想起来真好笑。女同学似乎只记得三个，两个是英语很好的，一个叫黄金英，一个叫潘爱民，后来在排岭村也一起复习过，应该都是英语老师。另一个叫宋素红，因为和汪志成中学同学，也是罗埠的，应该也是我的校友叶淑芬的同学，可惜英年早逝。 其实同时期，兰溪还有一个文科复习班的，叫兰溪市瀫水文化学校，取这个学校的名字还是有些文化底蕴的，衢江流到龙游过来后，从那里到兰溪的横山脚下，这一段古代也称之为“瀫水”。上课地址在解放路小学，住宿好象在自由路那地方。后来的校友兼同事朱朋龙就是在这里复习的。据说他是屡次上分数线，屡次不被录取，1985年的高考，他终于被浙江财经学院录取了。 其他的记不太起了，只能非常抱歉了。 1985年的高考，由于数学考试有点失误，英语中学又没怎么学过，又多少荒废了点学业，又要兼顾家里的农业生产。关键是课本全改了，我那时高中是读到高二的，他们是读高三的。没考好，但中专分数线刚好，那时大学中专一条龙的。司法警校有1个名额，我和龚敏雁两个取一个，最终我因比他矮2厘米而淘汰。我不知道这家伙明明是个男的，怎么就取了个女孩一样的名字。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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