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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路上的黑天鹅与灰犀牛

 遁甲散仙 2020-07-02

来源:《家族企业》杂志

作者:竺晶莹

谁也没有预料到2020年会以一场席卷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作为开端。疫情初始之际,面对未知病毒的高传播率,恐慌与焦虑袭上人们心头。为了防止人际传播,多数人经历了一段居家隔离的时光。笔者截稿时,疫情在中国逐渐得到控制,却仍在全球蔓延,从宏观层面来说这次危机可能重塑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从微观层面可以说疫情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人们的生死观。事实上疫情之外,人生之中从来都潜伏着“黑天鹅”与“灰犀牛”,时代洪流中我们该如何从容应对这些起伏,是永远难以逃避的课题。

黑天鹅与灰犀牛

黑天鹅这个词语大家并不陌生,形象地说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就是一次黑天鹅事件,病毒在人们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扩散,并对全球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黑天鹅最早流传于一句拉丁谚语,即“世界上没有黑天鹅”。起初欧洲人只见过白天鹅,因此认定世界上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直到有一天,黑天鹅在澳大利亚被发现,该结论不攻自破。

美国作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由此提出黑天鹅理论,隐喻不可预测却影响力巨大的极端小概率事件,以此表明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黑天鹅事件通常会引起全球格局的变化,影响万千民众,比如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全球,2016年英国通过脱欧公投。

除了突发性事件,人生中亦潜伏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危机触发源。美国作家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于是提出灰犀牛理论,指代那些显而易见的大概率危机事件,比如新科技颠覆媒介的传播方式,这些事情发生前都已有了一系列征兆。她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故事——摄影师来到非洲旅行观看大草原风光,尽管导游再三提醒游客,在野外不要擅自行动。但摄影师越走越远,希望拍出精彩的作品。突然他发现有只灰犀牛在进食,于是赶紧拍下画面。但当他要撤离时,灰犀牛却发现了摄影师。渥克以此场景引发读者思考,对于摄影师而言,在野外遇见威胁人身安全的野生动物是可以预料的,但他的侥幸心态使他突破了这层心理防线,将自己暴露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事实上,两位作者的观点可以说形成一种互补,让我们对危机事件的概率有了更完善的理解。漫漫人生路,亦不免多次遇见黑天鹅与灰犀牛,可以是时代的,也可以是个人的。如何将危机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甚至实现好的转化,这需要依靠人生智慧。

蝴蝶效应和系统性风险

2020年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席卷六个大洲,威胁着民众的正常生活,挑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全球金融市场首当其冲,疫情的扩散导致经济领域的黑天鹅事件大幅上升,比如油价下跌、美股多次熔断、全球海外投资同比下降。与此同时,各国被高涨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声浪所裹挟,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受到考验。

根据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的观点,由全球流行疾病引发的市场震动恐怕比金融危机触发的动荡更为剧烈,因为这不单纯是银行家能够操控的危机,至今中央银行调控的效果微乎其微,政府公共拨款的速度迟缓。投资者在市场恐慌中担心政府无力介入救市,他们倾向于撤回任何有风险的资产,这进一步使经济衰退,并且加速了恐慌的蔓延。

牛津大学研究全球化发展的教授伊恩·戈尔丁(Ian Goldin)曾在2014年出版的名为《蝴蝶效应的缺陷:全球化如何带来系统性风险以及如何应对》一书中预料,一场全球大流行病将冲击自由主义。在接受驻欧洲经济记者彼特·古德曼(Peter Goodman)采访时,戈尔丁教授指出,疫情加剧了人们对开放边境议题的担忧,如今各国选择加强边境防线而非协同合作来遏制病毒的蔓延。然而无论“墙”有多高,都不可能抵御流行病、气候变化或人类未来面临的任何其他重大威胁,因此新冠病毒引发的恐慌亦加剧了近年来民众不信任政府的趋势。新冠病毒疫情考验了欧盟长期秉持的理念——当人员和商品能够自由跨境流动时,经济和社会才最有活力。人们的旅行与交易难以避免,全球化趋势不可逆。建墙并不能遏制不受边界管控的新冠病毒,恰恰是国际合作与信息流通才是结束危机的答案,因而全球化的基础设施反倒可以为国际协调提供便利。

动荡时局中的个体危机

无论时代局势如何动荡,最终这份动荡依然会回归到每个个体身上。尽管很多时候,个人不一定可以挽狂澜于既倒,但是每个人都有能力掌控内心的情绪,用理智与科学来渡过不同形式的人生危机,而危机的化解通常在于我们是否可以正确地释放心理压力。

疫情之下,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精神疾病专刊(Lancet Psychiatry)刊登文章,呼吁对公众提供及时的心理健康护理。随着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全球民众都正在经历一系列负面情绪。首先是恐惧与焦虑,担心自己或家人朋友被感染。出于对未知的恐惧,许多人疯狂抢购口罩、消毒酒精等物资。

无聊与孤独感随之而来,多数人整天闷在家中不出门,甚至于在家办公,感到无所事事。在家中自我隔离的人们无法聚会,失去了往日的人际交流。此外,有些国家的民众对政府的消极抗疫举措产生不满愤怒情绪。而已经患病的病人与家属恐怕担心遭受歧视,产生愧疚感与无力感。

专家指出,这些情绪皆属于正常现象,是人们面对不确定风险产生的正常反应。但有些人可能因此出现更严重的精神疾病,例如抑郁、妄想、焦虑症等。处在疫情之中的病人及其家属、医护人员承受的心理负担最大,他们也最需要被帮助疏导。

事实上,当我们面临疫情以外的危机时,在心理学上存在一套更普遍的应急举措。瑞典心理学家卡伯格(Johan Cullberg)于2003年提出,任何危机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而被理解。

首先是震惊阶段,通常会持续几小时或几天,在此期间你感到内在失序、愤怒、恐慌或冷漠等情绪,很多人会形容自己仿佛处于虚幻状态,灵魂抽离出了身体,脑海一片空白。紧接着的便是为期一至六周的反应阶段,多数人在此时沉溺于焦虑、绝望、愤怒情绪,心理防御机制开始生效,你既否认危机或意外的发生,并且避免解决这些难题。产生愧疚感和不断自我抱怨也是此阶段常见的场景,人们纠结于本可以避免意外发生的心情。当你开始逐渐接受既定事实,疗愈阶段随之到来。个体的防御机制逐渐减弱,人们不再浪费时间与精力执着于思考发生了什么。六个月以后,再定位阶段开启。即使过去的危机仍然是伤痛的一部分,但你已经与危机和解,重新融入这个世界,而多数人觉得自己在危机过去后重生成了更强壮的个体。

不过挪威心理学家艾蒙德森(Janne Ekeberg Amundsen)认为,由于个体差异,并非所有人都会经历这四个阶段从而走出困境,而每个人在不同阶段所花的时间也不同。最重要的是,接受既定事实,敢于正视自己的伤痛,从而达成与自身的和解。

当人们处于人生危机的漩涡中心,最大陷阱是多数人常常会纠结于如何避免当初的情况,沉溺于后悔自责的情绪中。事实上,敢于正视问题接受自己的负面情绪,才是走出危机的正解。认知行为疗法表明,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会影响他如何看待周边的世界。如果陷于危机之人一味苛求自己,发展出一系列负面情绪,亦使其生活中增加不如意。找到自己特有的方式,比如寻找第三方倾诉,或尝试用反面观点来打破自我怀疑态度,释放这些压力。此外,认同并接受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事实,把自己从受害者身份中抽离出来,转变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疗愈阶段,你可以重新审视这次危机,记录下事态的正面发展,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如今拥有的幸福上。

最终,危机并非要求我们遗忘,而是教会人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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