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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市西北部的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的王朝都城所在。以殷墟晚商遗存为代表的殷墟文化是商代晚期商文化的代表，学界以殷墟文化的典型内涵为标尺，从而对晚商文化的分布、类型以及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互动等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入。史学大师王国维对殷墟甲骨卜辞研究，证实《世本》、《史记》等传世文献所记载的商王世系是可信的，《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自盘庚迁殷至纣灭国“更不徙都”之说是可靠的。董作宾先生把殷墟甲骨刻辞分为五期，并推断了各期与商王及王世的对应关系；考古学家基于殷墟考古的研究，将殷墟文化分为前后相继的四个时期,其中殷墟第1期晚段至第4期可与殷墟甲骨卜辞的分期大致可相对应，即相当于商王武丁到帝辛时期，第1期早段则早于商王武丁，相当于盘庚、小辛、小乙时期。殷墟文化的主要物质形态，包括各类遗迹(房基、窖穴、墓葬等)和遗物（甲骨、铜器、陶器、玉石器、骨角牙器、蚌器等），但其中最丰富、富于变化的是各类遗物，又以陶器、铜器为最，由此构成了殷墟文化丰富而多彩的多样性特点，这种特点具体表现在材质、形态、群组等多个方面。本文以陶质类容器为视角，探讨殷墟文化的多样性。殷墟文化的多样性，表现为材质、形态与组群等多个方面。以材质为视角研究古代文化，是考古研究中最常用的分类和研究方法。以往有关殷墟考古研究中，前辈学者对此方面多有关注，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李济先生对1928-1937年殷墟早期考古出土的陶质类标本研究中，从质料、分类、颜色与形制、制造痕迹、纹饰、符号与文字等方面做了研究，有关标准对后续研究具有标杆意义。殷墟文化陶质类遗物，一般可分为粗泥陶、白陶、硬陶、原始瓷、釉陶等组。粗泥陶是最多的一类。包括殷墟在内的各地陶器应该是使用本地粘土制作的。中原北方各地地表常见马兰黄土和次生黄土等粘土。有学者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和殷周时代的灰陶、红陶化验得知，泥质灰陶、红陶所用的陶土并不是普通的黄土，因为绝大多数灰陶和红陶的化学组成与纯黄土有显著区别，而与红土和沉积土（次生黄土）一致；泥质灰陶多为食器，陶土一般较纯净；也有含砂的，但含量低，只有1-2%,颗粒较细，大概不是有意加入的，而是原来就存在于陶土中的。但有学者通过大量标本的观察和化学分析认为，商周时期，最常见的普通陶器是就地挖取的易熔性粘土制作的，其中含Fe2O3较高，烧成温度在800-1000℃之间。后有学者对殷墟陶器标本检测分析，认为殷墟的制陶原料不仅有次生土，还包括马兰黄土。最后一种认识更准确。殷墟陶器的质地可分为夹砂、泥质两类。夹砂陶又可分灰、红、褐、黑陶，其中灰陶有灰、浅灰、深灰之分；褐陶多不纯正，局部或呈红褐或灰褐色。泥质陶又可分灰、红、褐、黑皮陶，其中灰陶也有灰、深灰、浅灰之分。李济先生对1928-1937年间殷墟15次发掘采集的陶质类器物残片作了分类统计（不包括完整和可复原器），其中灰陶占绝对优势，有90.07%;其次则是红陶，占6.86%，远少于灰陶;其余的3%左右则包括其他四种类型，即硬陶和釉陶4290片（1.73%)、黑陶2655片（1.07%)、白陶663片(0.27%)和彩陶1片。《殷墟发掘报告》第四章第二节说,陶色主要是灰、红两种，灰色数量最多，有深灰、浅灰之分。红色较少，一般多呈砖红色。只有少量近棕色；泥质陶中的灰色陶，其中第1、2、3期所占比例大体接近，红色陶从早到晚逐渐增多；夹砂灰陶，含细砂的较多，含粗砂的较少，一般地说，两者都由早到晚逐渐减少。《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总结1990年以前殷墟考古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认为，殷墟出土的陶器，按其质料不同可分为夹砂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灰陶、泥质红陶、白陶、硬陶、釉陶等。在各不同发展阶段都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次之，夹砂红陶很少，泥质红陶在第1、2期为数不多,到第3、4期所占比例不断上升。泥质灰陶颜色有深有浅，以深灰色的为主，色泽一般较匀。泥质红陶第1、2期的火候较低，多呈橙黄色，第3、4期的火候较高，呈砖红色。夹砂灰陶多数呈灰褐色，或深灰色。夹砂红陶多呈红褐色。笔者对孝民屯出土30多万片陶质类器物残片统计，殷墟陶系与以前有关统计结果相近，陶系比率始终以泥质占绝对优势，占近90%左右，夹砂陶在10%左右，这与早年李济先生的统计接近。泥质陶中，红陶比例在上升，2晚时在10%以内，3晚增加到10%以上，4早上升到20%以上，灰陶相应比例下降。4期灰陶中，浅灰色陶比以前略多，还有部分灰中泛黄；红陶中，2期晚段的表面常泛紫，3期者多为橙红色，4期者大多为砖红色。殷墟日用陶容器绝大多数表面有纹饰，纯粹素面的很少。陶器纹饰以绳纹为主，弦纹次之，另外有附加堆纹、三角绳纹、三角划纹、云雷纹、方格纹、联珠纹、兽面纹、乳丁纹、涡纹、戳印纹以及素面等。白陶是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特型器具，以本地瓷土类粘土为材料制作而成，商代晚期以后被原始瓷替代。殷墟白陶呈纯白色、乳白色，制作相当精致,胎质纯净,白而细腻，质感远胜于普通陶器，制作工艺代表了中原北方地区白陶的最高水平。检测可见，殷墟白陶化学组成则与北方地区的瓷土相同，具有低SiO2、高Ai2O3、低Fe2O3的特点。白陶的胎质硬度接近普通陶器，远低于硬陶和原始瓷。殷墟白陶的烧成温度大致同于普通陶器或略高，远没有达到硬陶最高达1100°、原始瓷最达1200°的温度。殷墟所见白陶比粗泥陶少，但远比硬陶、釉陶、原始瓷多。在殷墟，白陶大多出于大墓和中型墓中，遗址中极少发现。如30年代在侯家庄西北岗的大墓和小屯少数较大的竖穴墓中，共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白陶容器10多件，陶埙1件，残片663片。侯家庄北的一座墓在30年代末曾被盗掘，据说曾出土白陶片五、六筐，故当地农民称为“白陶坑”，1978年发掘时还出土白陶820片。殷墟白陶的器类有簋、豆、爵、觯、盂、壶、瓿、罍、罐、大口尊和埙等，其中容器的形态或与殷墟发达的青铜器非常相似，器表或雕刻有青铜器上常见的饕餮纹、夔纹、云雷纹、弦纹等精美花纹,或与普通陶器非常相似,器体或饰绳纹、弦纹。毫无疑问，殷墟白陶是本地制作的，绝大多数器类是仿制青铜器和普通陶器的。硬陶、原始瓷可归为一大类，数量很少，几乎为残片。主流观点认为它们应该是从南方输入的。硬陶和原始瓷的胎质明显比普通陶器薄、硬而细腻，胎色也浅，其中硬陶多为灰白色，原始瓷多为浅灰色。硬陶和原始瓷的胎料是相近的，差别是前者大多使用原生料烧制，胎质杂、粗糙，其中或有较大的石英颗粒，后者的胎料经过淘洗，胎质明显细腻，有的或加有细沙类掺合料；前者表面没有施釉，后者有釉。原始瓷器的釉层很薄，部分标本的釉层与胎结合不紧密，或有脱落。其中硬陶和原始瓷的化学组成表现为高SiO2、中Ai2O3、低熔剂RxOy(主要是Fe2O3)的特点，这与南方产瓷石类粘土基本相似，而与北方地区瓷土的化学组成不同。观察出土标本所见，硬陶和原始瓷为灰胎，其中原始瓷为浅灰胎；釉陶为紫色胎。原始瓷的器表有很薄的釉层，釉色多为浅褐色，褐中微带绿；硬陶无釉，表为灰色；釉陶的釉色较深，近酱色，有的深处近黑色。纹饰有小方格纹、叶脉纹、水波纹、戳印纹、云雷纹、弦纹等。殷墟出土的硬陶、原始瓷，所见完整和可复原器者不过数十件，器类有瓿、豆、壶、钵、罐、器盖等。对殷墟硬陶和原始瓷标本所做的检测分析可见，到殷墟4期晚段，这类器物的来源与之前有所不同。如果从文化风格观察，殷墟的硬陶、原始瓷也明显存在阶段性差别,其中殷墟2期到到4期早段特征一致，到殷墟4期晚段，在器类、釉色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其中殷墟2期到到4期早段，硬陶、原始瓷的器类主要为瓿，数量最多，同时期釉陶器类有瓿；其他器类很少，且数量更少。殷墟4期晚段，硬陶、原始瓷的器类明显增多，除原有的瓿、罐外，还有豆、壶、钵，其中罐的形态更多样化，豆的形态明显与西周早期接近。殷墟2期到4期早段，原始瓷只有在器表的口、肩等部位施釉，釉色比较统一，多为褐色，褐中微带绿；4期晚段者，施釉部位下及器体中、下腹，有的器物如罐还在体内口至中腹施釉，釉色也多样化，有淡绿、黄绿、深绿色、酱紫色等。以往有关殷墟原始瓷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将原始瓷或称为釉陶。据有关介绍和对部分标本的观察可知，这类器物就是现在学界所公认的原始瓷器。那么，商代是否存在釉陶呢？仔细对比殷墟有关标本所见，当时确有一种带釉的陶器，胎质较硬，胎色为紫红色，器表外有薄釉，釉色或呈酱紫色（局部近黑色），或为铁灰色。观察所见，它的胎料应该是非瓷土类粘土，而是一种胎质深红、含铁量高的粘土，与硬陶、原始瓷的胎料有明显区别。所以，将这种用普通粘土制作并施釉的陶器归入硬陶或原始瓷是不合适的，可归于釉陶类。殷墟釉陶更少，所见纹饰与硬陶和原始瓷相同。李济先生早年对殷墟容器按底的区别分为尖底与圜底、平底、圈底（圈足）、三足、四足等五类，后知第5类属于后岗二期文化。《殷墟发掘报告》统计，炊器有鬲、甗、甑3类，食器-水器有簋、豆、盂、盘、缽、釜形器皿、壶和杯，盛置器主要有盆、罐、瓮3类,酒器有瓿、罍、觯、尊、斝3类。《殷墟的发现与研究》说，常见的日用陶容器，按其用途不同大体可分为炊器、食器、盛贮器等三大类。炊器有鬲、甗、甑，食器有豆、簋、盂，盛贮器包括酒器和水器等，器类有尊、壶、卣、罍、瓿、觯、斝、罐、盆、盘等，第1、2期类别较多，第3、4期器类减少。有些第1、2期常见的器形到第3、4期减少。据笔者对孝民屯地点（2003-2004）的陶器统计，殷墟陶容器器类多达26类之多（表一），有鬲、甗、甑、斝、鼎、簋、豆、盘、觚、爵、罍、觯、尊、方口器、壶、瓿、缽、盂、盆、罐、瓮、勺、缸形器、筒形器、坩埚形器、器盖等，此外还有建筑用陶水管。由此可见，殷墟出土陶器种类之多，远多于一般普通遗址，这可视为殷商王都这种大型都邑的特征之一。这些器物中,大多见于生产、生活性场所，具有实用功能。也有爵只出于墓葬，其他器类中有一些器型为专用明器。 
殷墟陶器中，鬲、盆、罐、簋、甑、瓮最多，其他器类的数量明显少（表一）。鬲、簋、盆、罐各自形态多样，可以细分为多个型、亚型。以孝民屯（2003-2004）为例，陶鬲可分三大类34型（包括亚型，下同），簋分18型，盆分两类18型，罐分19型，各自多有明确的演变序列。由于残片的原因，罐的形态无法划分更细，实际或可分更多型。炊器中，鬲最多，甑次之；甗的数量一直很少，4早未见。斝、鼎更少，其中鼎为泥质非实用器。鬲乙类H型、丙类出现于3期。甑在1晚少，3期大增，多见B型；A型少，4早未见。簋在3期之前只有甲类，3期出现乙类簋，到4早时乙类占绝对数量，甲类明显少。簋Cc、Cd型出现于2晚。3期的罍多见A、Ca型。相对于1、2期少见盘的情形，3期盘增多了。盆基本为深腹者，浅腹盆很少见；4期出现深腹盆L、M、N、O、P型。3期时瓮大增。3期、4早的陶质器盖明显增加。综合殷墟其他地点出土陶器可知，殷墟陶器的器类、形态可能还要多一些。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都有一个从形成、发展到最后消亡的过程，考古学文化在这一进程中决不是封闭、一成不变的，而是开放式的、不断发生变化的。这其中既有对先行文化的继承和变革，又有对同时期其他文化的吸收和借鉴。这些，必然会在考古学文化遗存中反映出来。因此，构成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不会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这是我们判别和分析考古学文化内部组群的基础。如同其他考古学文化一样，殷墟文化的文化因素是多元的。殷墟陶质类容器按组群划分，既有器类上的不同，也有器类数量、单类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它们在殷墟多个地点都有发现。以陶质类容器的特征（形态、数量、共出频率）为标准，殷墟文化可分为以下多组。下面的分组举例，主要以笔者整理的孝民屯地点（2003-2004）陶器为主。为殷墟文化最常见的器类及其群组，甚至可以说，除其他各组以外的器物大致属于本组（图一-八）。代表性器物有甲类A型鬲、乙类鬲Aa型、B型鬲、丙类鬲、A型甗、甑、斝、甲类A型簋Aa型、Ab型、Ba型、Cc型、Cb型、乙类簋、A型豆、觚、爵、盘、深腹盆A型、浅腹盆A型、罐A型、C型、D型和G型、L型、缽Aa型、罍、尊、缸形器、大口尊、瓮A型等。此外，仿铜陶器（图七，3）、白陶（图八）也属此类。这些器型大多有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序列，演变轨迹清晰,共出频率高（图九）。
代表性器型为孝民屯的乙类鬲Ac型（图一〇，1、2）。夹砂陶，多为灰色，少数表面呈灰褐或红褐色。常见。侈口或盘口，折沿或卷沿，翻缘方唇，袋腹较鼓或微鼓，分裆。腹部饰绳纹，足根部素面。最突出的特点是沿以下器壁普遍较厚，陶色多为褐色。代表性器型为孝民屯乙类鬲Ab型中的H473:1、T2711⑭:5（图一〇，3、4）。形态具有Ab型的总体特征，但上腹无绳纹、或有弦纹，有独特特点。代表性器型为孝民屯乙类鬲E型（图一〇，5、6）。此类突出特点是几乎为褐陶，厚胎，沿极短。其他器类也以褐色、厚胎为突出特点。
代表性器型为孝民屯乙类鬲H型（图一一，1、2）。高卷领，器壁薄。饰细绳纹。代表性器型为大司空的鬲H314:12（图一一，3）。体外侧轮廓近直，器表多坑凹。代表性器物为孝民屯的乙类鬲Y型（图一一，4）。体较大，直腹，通体饰绳纹，上腹饰一周附加堆纹。后岗H10祭祀坑也有此类鬲（H10:29）
有乙类Ka型鬲、甗B型、三足瓮（图一二）。鬲为瘦高体，总体形态近似商式鬲，但普遍裆上微瘪。甗的裆上部也微瘪；三足瓮或为厚折沿、口近直，或为敛口。
有孝民屯乙类鬲M型、浅腹盆C型、B型罐（图一三，6-9）。鬲为卷领，乳状袋足，高裆，袋腹最宽处近中腹，无实足。领外或有花边堆纹。罐为宽肩，肩上下或有云雷纹。除孝民屯地点外，此类罐见于大司空，如SH317:381、2004T0425H431②:8。有乙类鬲W型（图一三，1）。直口，口外略下带鋬。素面。有乙类鬲N型（图一三，3）。胎质细腻，夹砂比例底。方唇，鼓腹，实足矮。体饰细绳纹，整齐，较浅。有联裆鬲和高领袋足鬲（图一三，2、4、5）。乙类鬲Ua型标本H12:76，可复原。夹砂红褐陶。裆间、足呈灰褐色。方圆唇，裆上微瘪，锥足。颈以下饰粗绳纹，较深。还有乙类鬲X型，夹砂陶。短领，袋足，裆较高。领部带鋬，体饰较整齐的绳纹。有乙类鬲S型（图一四，1）。夹砂陶，高卷领，近肩。领上多道弦纹。
属于本组的是硬陶、原始瓷和釉陶（图一四，N组、图一五）。相对于殷墟大量出土的普通陶器和青铜器，已知硬陶、原始瓷和釉陶大多为残片，但公开发表的完整和可复原器物不过数十件。器类主要有瓿、罐及器盖等。还有一些形制特殊的器物，显非殷墟文化固有，应该也是外来的。由于暂不明确其来源，这里将他们列出。这些标本很多并非出于一源，而是多元的。其中乙类D型鬲H202:150、H573:111、H573:127（图一六，1、2、5）为一组；鬲乙类C型H202:62、T2811③:2、H202:17（图一六，10、11、13）为一组；H202:47、M442:3（图一六，14、15）为一组，其他每个标本分别代表一组。这其中如H36:1（图一六，4）,整体特点具有南方江汉流域商周时代陶鬲的风格，但尚无找到可对比的对象。
据前面殷墟陶质类器物的形态与组群分类，可知殷墟文化构成组群达14组以上。《安阳孝民屯》统计所见，它们在数量上也有不同差别。初步分析，它们的来源是很复杂的，大多并不都是本地原创的，很多是外来的。据此可探讨殷墟文化的内部构成以及形成、变化过程。笔者统计孝民屯的数据可知，这10多个组群中，以A组最多，不仅器类多，数量也最多，明显居于绝对优势；其他组群各自的器类及其数量明显很少。据初步考察，殷墟发掘的各地点，都表现为以A组最多、其他组群及其数量明显很少的特点。可见殷墟文化陶器的构成以A组为主体因素，其他因素明显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对A组做进一步分析，可见其形成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大致又可分承袭先前的早商和中商文化、殷墟时期的创新形态两类。承袭先前的商文化的因素，又可为来自郑（州）洛（阳）许（昌）地区、豫北冀南地区（本地）两个来源：来自郑洛许地区的早商文化，其中鬲有甲类A型、乙类Aa型和B型、簋Ba型、大口尊、缸形器等；浅腹盆、罐E型是豫北冀南地区商代晚期流行的形态，殷墟的这种器物甚至或可追溯到本地先商文化时期，盆A型、罐A与D型、瓮A型和以高岭土为原料的白陶则可追溯到中商时期的洹北商城时期。殷墟文化的创新型因素有：普通粗泥陶如丙类鬲、甑、A型簋、A型豆、罐G型、罍、尊、觯、仿铜陶器如方口器等，这些是殷墟时期新出现的。殷墟文化中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因素，则是外来的。其中又分为来自晚商文化的其他类型、其他青铜文化两种来源。据此可探讨殷墟文化与周边商文化其他类型、商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以及人群的互动等。这通过前8组因素来考察，即讨论作为殷墟文化代表的A组与后7组（B-H组）的关系。在晚商文化中，以殷墟为中心的殷墟类型最为典型，在殷墟类型周边及更远的地区，分布着商文化的其他类型。前述A组又是殷墟文化的核心，以A组为基准，可见B-G组因素来自商文化的其他类型。从后者在殷墟不同时期的出现及数量的多少，可推知晚商文化其他类型与殷墟类型的动态关系。B组最具特色的是乙类鬲Ac型，最突出的特点是沿以下器壁普遍较厚，陶色多为褐色。其他形态特征几同于A组的乙类鬲Aa型。这种风格是郑州、许昌地区晚商文化的典型型式，而且数量多，以荥阳关帝庙遗址为代表。从孝民屯地点可知，B组数量在所有组别中，是除A、N组以外最多的，几乎见于殷墟各个时期。在空间分布上，郑州、许昌地区北邻晚商文化殷墟类型，前者又是早商文化的中心地区，殷墟文化中B组的存在，可见两地的联系是最紧密的。本组器物鬲见于河南登封一带。其中鬲F1:4的形态与C组的鬲非常相似，其他一些鬲也具有这类特征。此组的鬲，突出特点是几乎为褐陶，厚胎，沿极短。这是豫东、鲁西南一带的晚商文化安邱类型的典型风格。本组因素在殷墟文化中虽然不多，但几乎见于殷墟各个时期。此组因素以孝民屯H型鬲为典型，高领、细绳纹是突出特点。这是豫南一带的晚商文化典型风格，如在河南正阳闰楼、罗山天湖晚商墓地等重要遗址都有出土。本组因素在殷墟文化第3期才出现，在殷墟3-4期数量比较多。F组陶鬲源自山东泰沂山脉以北的晚商文化。此类陶器见于山东昌乐、平阴朱家桥等地。G组源自安徽境内江淮流域的晚商文化。如含山大城墩遗址有此类陶鬲。H组见于殷墟1期晚段，此后很少见。源自以山西汾阳杏花村第六期遗存为代表的晋中盆地的晚商文化，已有学者讨论过此组的陶鬲与山西汾阳杏花村墓地的陶鬲的关系。其中本组鬲、瓮多见于杏花村。其中瓮为易识别的标志性的器物,有学者对此类瓮做过专门讨论。这种瓮早年安阳考古曾出土1件，在晋中者，见于白燕遗址第四、五期，白燕还曾采集出土。白燕第五期的瓮与孝民屯NH217出土者时代接近。殷墟文化中还有一些因素非商文化所固有，而是来自商文化周边青铜文化。这些文化因素，比较明确的是前举I-N等组因素。它们出现殷墟文化中，在出现时间、比重上也有一些特点，据此可探讨殷墟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乃至商代族群的互动。I组因素见于殷墟1期晚段，数量略多。如孝民屯的乙类鬲M型、浅腹盆C型、罐B型，可辨识度高，来自晋陕高原的青铜文化。其中鬲见于山西柳林市高红、清涧县李家崖,盆见于高红，罐见于高红、李家崖、绥德县薛家渠。J组所见有1件鬲，时代为殷墟1期晚段。此器形态特殊，可资比较者，是晋西北一带的西岔文化、辽西的高台山文化的鬲。由于商文化与高台山文化在地域上悬隔较远，两者存在联系的可能性比较小；反倒在晚商偏早阶段，商文化分布于晋中盆地，西北就邻近西岔文化，所以，此类因素应该源自西岔文化。K组因素的器物有鬲，数量少，来自京津地区的大坨头文化。河北大厂县大坨头、北京房山刘李店都有此类器物出土。此类因素有孝民屯乙类鬲Ua型、X型鬲，时代属于殷墟4期偏早时期。其中前者为以武功郑家坡遗址为代表的先周文化的典型联裆鬲，后者为以扶风刘家墓葬为代表的刘家文化的典型高领袋足鬲。其中刘家文化式的鬲，考虑到在殷墟4期偏早时期，刘家文化已基本融于先周文化中，所以这里将X型鬲归入先周文化因素。M组因素所见有鬲，数量很少。此类鬲形制独特，高领、带肩，与之最具有可比性的是分布于江西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的鬲，在江西樟树市吴城、新干县大洋州都有大量出土。或许殷墟此类鬲源自吴城文化。此组非普通粗泥陶器，而是陶质坚硬细腻的硬陶、原始瓷和釉陶，形态主要是瓿，其次有罐、器盖等。在殷墟所有外来因素中，本组是除A组外数量是最多的，几乎在殷墟各期都有发现。此组可能是作为商品的性质传输到殷墟的。学界普遍认为这类产品产自南方。有学者已就此组的瓿与湘江流域的同类硬陶做过关联，还有学者则认为包括殷墟在内的北方原始瓷的主要产地在吴城文化地区。我们推测这类产品的生产地可能主要在湘江下游地区，其次可能是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地区。本文关于殷墟文化多样性的探讨还是初步的，文中有些组的判别未必准确和正确。随着今后殷墟考古资料的增多，将会对殷墟文化内部结构的认识更为全面，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探讨殷墟时期商王朝都城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动态联系以及人、人群的互动等。(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牛世山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 科学出版社 2017.02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