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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的太古码头
图 1：1885年海后滩地图（局部）
晚清开埠，西风渐进，异国异物，唤醒多少新知新觉。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金门士子林豪从厦门乘船晋京赴考。他搭乘的是被时人称“火轮船”的蒸汽轮船，这新巧的西洋玩意惹动林豪的极大兴致。北行途中，他留下4首诗作都与之有关。其中有《火轮船歌》，其歌曰：
黑夷之丑鬼脸明，白夷之巧夺鬼工。
制为火船走海上，顷刻千里风波通。
两筒兀然船上竖，小筒一一相依附。
黑索纵横锁密丝，青烟叆叇吐浓雾。
船里两轮铁样坚，铁条铁柄相钩连。
* 外两轮挟船走，以木为阑环两边。
船腹机关尤巧絶，子午卯酉纷罗列。
机关一动热水添，激转铁轮如箭发。
二番 守火身不离，时时出火大声吹。
一番手持千里镜，兀立樯边如有窥。
一番昂然作鸮叫，指画黑鬼以肱麾。
樯头群鬼僵且走，如莺织柳如猿追。
须臾轮动逆流倒，走尽闽山天尚早。
王勃何须借一帆，徐市直可经三岛。
我方晕絶舱中眠，似闻船定人声喧。
起视群峰迎我至，甬东山色何芊绵。
谁云海上涛头恶，转瞬风烟已畴昨。
缩地无须倩长房，游仙绝胜骑黄鹤。
吁嗟乎，
夷子之巧鬼工输，黑夷臭味鬼亦无。
作歌聊当羯鼓驱，大笑与鬼相揶揄。
（ * 为“舟”与“皮”的合体字）
尽管鄙视“黑番”“白番”，林豪不能不承认火轮船之巧足能“夺鬼工”。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烟台海关（旧称“东海关”）兼职的龚易图，也有相同的感叹。这位闽县进士的同题诗作，起首写道：
蓬蓬勃勃烟腾空．吚吚轧轧轮翻风。
不动如山疾如马，牙樯锦缆皆无功。
水弱偏能济火烈，舟行乃至同车攻。
西洋奇器恣淫巧，直欲凿空欺鸿蒙。
无边谁能测海外，有恃遂敢周寰中。
沧溟搏击九万里，计日可至何从容。
……
1844年6月（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厦门正式开放为商埠，港口航运量日增。据1865年厦门海关税务司报告：
1864年，有661艘船只进入本港，登记吨位为210539吨。而1865年，不少于802艘船进入本港，登记吨位为276319吨。增加了141艘、66280吨。离港船只则增加了125艘、70693吨。以上数宇包括265艘轮船。其中除了一些船只是偶然从其他中国口岸抵达本口岸外，有6艘轮船形成一条往返于香港、汕头、厦门和福州间的定期航线。其中3艘轮船是由大英轮船公司经营的，另3艘则由德忌利士掌管。
到了1881年，税务司报告厦门港的进出口航船数量还在持续增长。
进出港全部轮船、帆船为1640艘，1047747吨。而1880年为 1450艘，926951吨。这是迄今为止本口岸的最高数字。在进港船只中，轮船为605艘、453930吨；帆船为214艘、69464吨。而出港船只中，轮船为的607艘、454665吨；帆船为214艘、69688吨。除了一艘从事沿岸贸易的轮船外，有25艘运载茶叶的轮船出港前往纽约。它们主要属于太古洋行、德忌利士轮船公司和怡和洋行。一般说来，在本口岸，英国船只吨位名列首位，占总吨位数的83.72%。德国船只居第二位，占8.71%。中国船只居第三位，占 2.05 %。其余的则为美国、法国、荷兰、丹麦、西班牙、俄国、瑞典和挪威、日本以及其他非条约国家的船只。
如此工作业绩，驱使太古洋行在厦门谋取更大的发展。
英商太古公司1867年1月1日在上海成立太古洋行远东总洋行，1872年又筹款36万英镑组建太古轮船公司，成为一家集商品贸易、航运和码头于一身的大型集团企业。此后，该公司在厦门设立分公司，开辟了厦门至上海、厦门至汕头等沿海港口航线。（《厦门港史》）
1880年（即光绪六年），“英商太古公司在岛美路头北侧建造了太古趸船码头。码头引桥长约53米，靠泊能力500吨级，后方陆域建有太古栈房6间，总仓容1066.3万斤”。其位置也就在今日中山路华联商厦附近。 趸船码头的出现是与火轮船相配套的。它打破传统“路头”踏步式、斜坡式的格局，依靠引桥（也称“栈桥”“飞桥”）把陆地和趸船连接起来，极大地方便了货物的起落和旅客的上下。
太古趸船，也叫“太古栈房船”，长约48米,宽约6.7米。宣统元年时，在厦门拥有趸船的轮船公司就只有两家。
轮船埠头：招商局趸船（在水仙宫），太古趸船（在岛美）。其余各公司无趸船，皆下碇湾中，另由小划船上下。（《上海指南（宣统元年）》）
日本东亚同文会1920年编纂出版的《中国省别全志》之“福建省全志”卷中，对厦门港码头的业务也有记载：
趸船，厦门港有“镇东”和“上海”两个趸船。
“镇东”：招商局所有，设有中甲板，长220英尺(66米)、宽30英尺(9米)、深24英尺(7．2米)，容积约30000担。
“上海”：太古洋行所有，由河船改造而成。趸船高于船体，没有中甲板，船体长300英尺(90米)、宽34英尺(10．2米)、深34英尺，容积约35000担。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上海招商局在厦门设分局，局址就在寮仔后。宣统二年（1910年）被委为厦门招商局总办的郑观应，曾对厦门的太古栈房作过考察：“厦门太古洋行左右有楼大栈房两间，每间上下可储糖八、九千包，小栈房十二间，每间可储糖四、五千包。凡遇有糖装之行商，竟与栈房一间，将锁匙交该行自管。且栈房地皆铺水泥，开小沟，如有糖水渗出，或篓油渗出，均可收回。”而招商局在厦门有趸船而没栈房，货物只能堆放在趸船上，“趸船只容九百吨，不如太古趸船大，若入口货多，须候驳艇分载”。郑观应感觉竞争的不利，呼吁道：“伏望我官商于招商局无码头栈房之处，如广州、厦门、营口等埠，速为图谋，以挽利权。”
自光绪年以来，英人就把太古码头周边的海后滩当成了私家领地。厦门民众对此愤懑日益加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厦德律风公司在海后滩竖电杆，英人横加阻止，谓须立约纳租，方许设立”。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全厦学生开体操会以示纪念，列队携带假枪经海后滩，英领事窦又出干涉，谓学生携带实子真枪游行，恐掳及治安，以后遇有此等游行须先期照会”。民国七年（1918年）九月南北交战，“英领藉词防卫，令陆战队登岸，并于海后滩地方，左边自太古栈门首至海止，右边自义和洋行门首起至海止，又于海后滩后面之史巷路头、新路头、番仔街三处巷口，一律围筑砖墙，横断官道，安设铁门，并悬挂一‘大英租界地，闲杂人等不许乱进’等字样界牌，又复树杆升旗”。
民国七年的事还未交涉清楚。民国十年（1921年），太古洋行又以码头老化为由，“申请批准重建连接该洋行趸船和租界内办公楼对面海岸的码头”。修筑码头、栈桥的计划一出，“在包括商人、学生的本地人当中，正掀起一场反对这项工程的轩然大波”，“中国人决定对太古洋行的轮船进行联合抵制”。
太古公司在厦门建筑轮船码头，侵入华界，经厦当道与该公司交涉无效，致动厦人公愤。现厦人已决定：（1）不乘太古之船；（2）客货不装太古之轮；（3）华人不代太古轮装卸货物。故刻下厦门太古码头之小工，已一律罢工，连日由上海装去之货，不但无人搬运，且办货客家，已拒绝该行之运货提单，将装去之各货，一律退还。厦门方面，似已一致与该行脱离商业上之关系矣。日来太古公司，尚无转圜办法，而怡和洋行向来不走厦门班者，今因各客帮装货之需求，已于下星期一起，特派裕生号开行厦汕矣。（《申报》1921年12月2日）
此时双方的矛盾，已经白热化。11月11日至12日夜晚，“系在打桩机上的绳索被割断”。18日至19日夜晚，筑桥工头朱某耳朵被人割掉。朱某的伙伴闻讯“立即手持斧头和其他他凶器，前去寻找那名凶手”，他在“租界外海关新验货场的对面，在堤岸上殴打了两个人。然后进入常关的围墙内，将另一人殴打后带入租界。这个人并非海关人员或慎昌洋行的雇员。据此间报纸报导，该宁波人又在太古洋行前面极其残忍地殴打了第三个受害人，并将其抛在地上，踢他的腹部,然后又将其锁入仓库里。据说，中国官员曾要求将该人移交给他们或英国领事，但被拒绝”。（《厦门海关历史档案》）紧随着，英兵武装登岸，将枪炮架设在太古行楼顶。
11月27日，“太古之新疆轮船，由上海抵厦，载有中国搭客三十余人。水仙宫码头双桨刘波，欲驶近新疆轮，招载搭客，各舟人蜂拥而前，欲擒殴之，刘鳬水逃走。众将其双桨船扛至岸上，举火焚毁。新疆之搭客，久滞轮中，不得登岸。是夜始由公民会命双桨前往，载之登岸。令该搭客等登报言明搭太古轮船抵厦，不得登岸情形”（《申报》）。11月30日，“英国水兵撤回舰中，太古洋行楼上之大炮亦已卸下，筑桥工人亦停工”，但冲突还没终了。12月7日，林姓工人死于英捕房，华方照会英领事，“请将扛殴林头各犯交出，并请会同相验。英领事置不答复。林头尸首旋草草殓埋”。
顾盛泰工人多住于鼓浪屿电灯厂边。九号黎明时，有装束似学生者三人伏伺，适有顾盛泰之副工目一人，行至电灯厂边之转弯处，被该三人按倒在地，以布开塞其口，用针刺字于额上，尚未蒇事，为其同乡工众所见，大声呼喊。该三人拼命逃走。额上仅刺成一“耳”字。盖欲刺“无耻”二字，先从右边落针，仅刺成“耻”字之一片也。造筑栈桥之机器甚多，用大□船两艘载置，十号忽然沉没，或云该大□船本系腐旧，因筑桥不时摇动，致底有伤损，水由底渗入而沉；或云系被人凿底沉没。十三号有太古行之某轮船，自香港运筑桥材料抵厦，由英商台湾记倩大□船名“月斧”者前往搬运，岛美路头之各舟子团团围住，欲捕其人，月斧见势不佳，鳧水逃走。众议将其大□船焚毁。月斧乃托人向公民会求饶，准问银五十元，买爆燃放。十四号，海后爆声震耳，观者甚众，即月斧所罚者也。（□处为“舟古”的合体字）
太古行的斗争，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厦门商绅学界组织“公民会”以作抗争，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亦作声援，地方官吏反复交涉……海后滩交涉终于有了结果。1922年10月，道尹陈培锟、交涉员刘光谦与驻厦英领签订善后办法三条：
（一）英商太古行建筑飞桥应照从前位置并遵守光绪二十六年（西历一千九百年）所会订之八条章程，并于重修完竣后，因飞桥越中国领海之便利，每年由该行缴纳租费大洋二十元交驻厦英领事转付中国地方官。
（二）中国地方官承认保护后面英商租界内各洋商之贸易不受拦阻，唯人民不妨碍各洋商之贸易而遵守中国法律之通行，不得谓为拦阻。
（三）现时滩地内所树之旗杆及所升英国之旗即行移在英商租界内，其各公路尚有未撤除三个隘门，立即撤除，以便交通。
20世纪30年代的太古码头（《画说厦门》）
20世纪20年代起，厦门开始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岛美路头至邮政局一线，计划修筑堤岸，太古的码头栈桥都在改造的计划中。1932年12月，太古轮船公司“向华民长裕行杨德从承租鹭江道同文货栈全部面积430方丈，及货栈地南边毗连海面100方丈、深80尺、长125尺暨货栈地前之码头及吊桥各建2个之建筑权”。杨德从是印尼侨商，名下有商行“长裕行”。太古码头的迁建有这么一种说法：
（周醒南主持路政堤工处时，函告太古）谓太古栈及趸船当中山码头之冲，有碍路线观瞻,商其迁址。又经林国赓司令与英领弥勒斯磋商，结果事始成议。此太古迁栈之所由起也。当时路政堤工处，原拟有两地，为太古建栈及筑造码头之所。地点一在帆礁(龙船礁），一即同文渡头。后由太古踏勘结果，认帆礁水浅不适于靠泊船只，乃决定商购同文渡头之空地建筑。顾该地路堤处已售与杨德从，乃由路堤处居间，转售与太古。连海面一百方丈，得价五十万元，并给予建筑码头，此民二十年间事也。至民二十二年，杨德从知事不妥，乃掩耳盗铃，要求各有关系方面，变更授受手续，由堤工处向杨收回，直接售给太古。太古方面亦认为向民间授受不如向官方直接，遂从其议。结果，此同文渡头之空地及一百方丈之领海，遂由从（路）堤处永租与太古洋行。（《禾山旬报》）
1935年码头建成，其规模有“两艘各长64米、宽9米的钢质趸船和1座长21米、宽4.8米的引桥，驳岸1865米，可泊3000吨级货轮。港区仓库建筑面积7464平方米，容量1.53万立方米”（《厦门市志》）。
太古码头的建成，是厦门港的一次飞跃……厦门港首次有了能同时靠泊2艘3000吨级船舶的中型码头，改变了厦门港500吨级以上大型船舶皆须锚泊海域进行过驳作业的局面。码头的装卸作业，直接从引桥上下船，提高了效率，缩短船舶的停港时间。在当时剧烈的国际航运贸易竞争中，厦门港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厦门港史》）
这一时期，在厦门港“从1932年到1939年，英国船舶的航运占优势，约各占全部船舶数量和吨位的一半。1938年，它甚至占全部船舶数的72%，占全部吨位的63%”。（《近代厦门社会经济概况》）
1930年的同文货栈区（陈亚元收藏）
太古轮船自然是老大中的老大。其航运情况，《厦门交通志》记载道：
1936年，太古轮船公司太原、济南两轮航行上海、厦门，香港、广东。固定班次为每周五一艘由厦门开往上海，一艘由厦门开往香港、广东；另庆元，嘉应、广东、广州等轮于每周一由香港经厦门开往上海。安庆轮航行厦门、吕宋之间，每10天1班；安徽、安顺航行厦门至实叻(新加坡)，槟城，每14天l班。
1937年，由厦直达马尼拉客轮安庆号每逢周一，三开出，48小时走完全程。
太古公司由厦门开往上海、香港、广州等船分军界舱．统舱．房舱、特别舱和中餐厅五等，票价4．5—25元不等。1947年，太古公司在厦代理处设在鹭江道3号，航行在厦门与南北线的轮船有安徽、湖北，北海、牛庄，福州、福建，新疆、汉阳号等船，总吨位约2．3万吨。
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政局的变化，太古码头也有许多的变化，名称也从“太古码头”到“东亚码头”，再到“太古码头”，最后定格在“和平码头”。如今的和平码头，门前有铭，道：
自古，这里就是厦门岛鹭江东岸的天然良港。1935年由荷兰治港公司，使用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无梁楼盖建筑结构”，为英商太古洋行设计建造完成了一个功能完善的码头，原中山路口的旧太古码头搬迁至此。从此英商主导了整个厦门的航运。1938年被侵华日军霸占成军用码头。
新中国成立初保留太古码头旧称。1958年改称和平码头，沿用至今。在各时期，都有对码头进行加固和新功能的改造。在这个和平年代，这里曾是鹰厦铁路的终点站，这里也曾是来往港澳台的客运中心。这里是厦门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厦门港的发源地。至今这整套码头运营的主体建筑与钢质趸船还一直承担着它历史使命，成为厦门岛唯一原址原物保留下来的百年老码头，它见证了厦门人的记忆和心愿，迎接着更新更美的未来。
今天和平码头
今日和平码头
作者简介：刘瑞光，厦门人，笔名海峡问史，曾贡献于教育界，现悉心精研厦门文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