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以后，海德格尔在德国的声誉和影响不仅没有减退，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大。尤其在法国，情况就更是如此。主要是让·博夫莱（1907—1982）的《与海德格尔对话》（1973/1974年）使得海德格尔在法国出了名，海德格尔曾在一封信中和他讨论了人道主义问题；在这方面除了博夫莱之外，还有众所周知的让·保尔·萨特；新近还有雅克·德里达（生于1930年），他在他的一本新书里对海德格尔的近二十五年内的著作（1927—1953）做了细致的阐释；此外还有后面将要提到的伊曼努埃了莱维纳斯。 让·博夫莱的著作也被翻译成了德语。他的著作显示出，他是如何阐释大师的思想，他又是如何用一种有趣的方式发展大师的思想。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及博夫莱，主要是因为他写给海德格尔的信感动了海德格尔，使得海德格尔在二战结束之后能够对博夫莱提出的问题做出详尽的回答，这对于人们进一步了解海德格尔后期的思想（即他的思想转折以后的思想）无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博夫莱向海德格尔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人道主义’一词的意义？”海德格尔的回答是：为此人必须首先重新或“从头开始”去认识人的本质，而不要再去走哲学——它在古希腊就已蜕变为形而上学——所走过的老路。这也就意味着要抛弃所有过去的人道主义思想，即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那些陈腐的思想，因而也要抛弃存在主义哲学所投下的思想阴影，其中也包括萨特的哲学。迄今为止，所有企图解释人的本质的尝试，不管是马克思的，还是基督教的，或者是萨特的，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都把人放入一种既定的自然、历史和宇宙整体的关系中加以考察，也就是把人作为存在者，考察人与存在的关系，而不是反过来追问存在与人的关系。事实上，人并不是存在物的主宰，而是“存在的邻居”或看守者。人在开口说话之前应该首先让存在与他攀谈，他应该静待存在对他开口说话。 这里我们又遇到海德格尔的中心概念“存在”（Sein/Seyn）。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像那些无边无际的文献所显示的那样，解释者们的意见是高度的不一致。 迄今为止，引起争论的不仅仅是海德格尔的Sein或Seyn，而且还有他对语言所持的态度，在他的思想发展过程中，语言问题越来越占据了中心位置，以至于可以这样说，标志海德格尔晚期思想的简单表达形式已经不再是“存在与时间”，而是“存在与语言”。“不是我们拥有语言，而是语言拥有我们。”语言并非纯粹是人类的工具，而是“存在之家”和人类本质的居所。我们应该细心地静听语言自身对我们诉说什么。思想的本质只能从语言的本质上来理解，但是语言的本质则只能从诗的本质上来理解。在此意义上，荷尔德林对海德格尔来说就是真正的诗人，海德格尔总是不厌其烦地阐释他的诗作（《荷尔德林与诗的本质》，1936）。 有两个例证可以说明，人们关于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存在着多么大的分歧。 著名的海德格尔研究者龚特·沃尔法（他认识到海德格尔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尽管他的人格并不伟大）指出，人们应该注意到海德格尔产生的广泛的国际影响（仅仅在日本就有上百种他的著作的日文译本），他简练地断定，虽然维特根斯坦是本世纪最富影响的语言哲学家，但是最伟大的语言哲学家则是海德格尔。 与之相反：“语言说话”，“虚无虚无化”，像这样的句子是否真的有意义呢？而且，我们是否能够从语言史上或词源学上探究出它们的真正意义呢？浪漫主义者马里奥·万德鲁茨卡是个精通很多种语言的人，他对海德格尔所使用的语言（涉及他的《何为思》，1954）做出如下评注：海德格尔曾说“一切令人忧虑的东西都发人深省。那么何为最令人忧虑的事情呢?在我们忧虑的时候显露出什么呢？最令人忧虑的事情显露出，我们还没有思想。我们仍然还没有思想，虽然世界的状况还仍然那么令人忧虑”。对此万德鲁茨卡说：“这样的句子简直就像从奈斯特洛伊口中说出来的一般。”（在后面的“语言”一节里，我将不再回过头来讨论海德格尔。） 如果说1945年以后法国的哲学争论主要是由德国（以及奥地利）思想家引起的，这种说法也并不过分夸张。在这方面，除了海德格尔之外，首先还有卡尔·马克思，尤其是他早期的著作（通过他黑格尔也引起了法国人的关注）。二次大战后的前二十年内，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成为哲学舞台上的主角，不仅仅在萨特那里是这样。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他的论文集于1968年被翻译成了德文，其中有一篇的题目是《赞同马克思》——以及罗杰·加洛蒂（1913生）或许是其他许多人的代表。加洛蒂于1970年被迫离开了共产党圈子，之后他改信了伊斯兰教，他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以及整个西方文明的批判者。尚在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垮台之前，作为法国思想模范的马克思所起的作用就已经结束了。 第三位备受法国思想界关注的德国思想家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法国思想家是吉尔·德勒兹（1925—1995），他的著作《尼采与哲学》已于1976年被译成了德文。 德勒兹做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深入研究并解释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著作。与菲利克斯·加塔利合作，他写出了《反俄狄浦斯》（1976年出德文版）。在法国，研究心理分析的中心人物则是雅克·拉康（1901—1989），他本人所从事的职业就是心理分析。198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的三卷本德文版，在他卷帙浩繁的研究班课程演讲稿中，《心理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80）被翻译成了德文。 在拉康的推动下，其他法国人也与拉康一起共同承担了德国人所没有完成的任务：考察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哲学含义和结论，因为在纳粹的统治下，弗洛伊德的著作无法正常出版，他被迫流亡英国。毫无疑问，弗洛伊德的思想和发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形象。用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只有在一种很狭窄的意义上，人类才可被看作是理性动物。哲学家们通常将之类比为独立的“理性”的“自我”倒是更像一种坚硬的果壳，它在无意识的海洋里来回摇摆。 读过拉康的人都会自问，他是否正在阅读一个哲学家的著作，当今法国哲学家们的著作也常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特别是与文学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不久前，受人尊敬的保罗·利科（1913年出生）曾指出这样一种危险，被看作哲学家的一些人终于抵不住诱惑，他们在大众传媒和各种会议上频频抛头露面，与严肃的哲学研究相比，他们更注重在广大公众中的影响。关于此利科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泡沫”。 为了不致造成一种印象，让人觉得法国哲学仅限于阐释海德格尔以及其他几位德国哲学家，我们在此介绍两位完全不同类型的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当代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德国也很有名，因为他的主要著作已被译成德文。性可以作为一部重要哲学著作讨论的主题吗？为什么不可以呢？性难道不是人类本性中最重要的属性吗？某些哲学家（如叔本华）对这个领域做了详尽的讨论，而另一些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则几乎对此只字未提，难道这不是有些奇怪吗？ 福柯的第一本著作《物的秩序》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作者自己将其视为中心议题，这就是主体。尤其通过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思想的主体占据了哲学的中心位置，在福柯看来，这对于寻找确定性不是一种恰当的出发点，与其说主体是原因和根据，倒不如说它是结果。“主体”更多的是在“坦白的强迫下”产生的，这种强迫自中世纪以来就在欧洲成为一种主要的社会仪式，其表现形式就是在教会范围内和在宗教法庭的审理程序中以及在刑事法庭上的忏悔圣礼和坦白供述（用以取代过去为了确定某人是否有罪而采用的方式，如发誓、辩论或上帝的审判）。“坦白”的范围一直扩及性爱（人必须坦白他的爱情），扩及心理分析（他还要坦白他做的梦），而且也扩及文学（新的文学类型取代了过去的英雄传说和圣徒故事，在其中要以自我省察、忏悔和供认的形式公开真实的自我）。 废黜主体或主体死亡以及“清除主体”，这些词语在其他法国思想家那里也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伊曼努埃尔·莱维纳斯（1906—1995）的思想时就会发现，我们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的许多著作也已被译成了德文。德国读者刚一接触他的著作时可能会觉得，他与马丁·布伯有些相似之处，其中原因有二：其一，莱维纳斯是在虔诚的犹太教传统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其二，和布伯一样，莱维纳斯也将“你”、单独的个人和“他人”放在了他思想研究的中心位置，这样，把他的思想看作是一种“相遇哲学”也是较为恰当的。 他的著作都是涉及犹太教、犹太教法典以及弥赛亚主义的（这些著作并没有德文译本），这证明了他的思想限于犹太传统的立场。他的《他人的足迹》一书可以作为对其“对话式”思想的证明。 莱维纳斯对海德格尔及其老师胡塞尔的哲学术语非常精熟。自尼采和维特根斯坦以来，思想家们开始对语言失去信任，他们开始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解构”（这是个当今在法国颇为流行的哲学术语）并对其产生怀疑，这也是莱维纳斯的思想出发点，他怀疑一切，包括有意义的话语、理性和人文主义遗产。但是他又认为，怀疑语言的可靠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必须要说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冷淡的态度取代责任。如果问题涉及“他人”，涉及周围的人，那就不应该采取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这个“他人”不应该遭到我的思想的冷落。虽然在我和他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消除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也对我提出了要求，要求我去认识对方并对其承担责任。如果谁把他人看作是一幅完成了的图画，那么他也就是把他人降级为一种物品，在必要的时候他就可能将其清理掉。 对他人敞开心扉——这不应该被当作供奉在独断专行的理性圣坛上的牺牲，同时也要对无限者（即神）敞开心扉。对他人敞开心扉，这还意味着要对他人表达爱。于是，莱维纳斯又转向人性中的女性因素，他歌颂丰硕的繁殖力并指摘许多西方哲学家，尽管他们并不是修道士，但是他们却更倾向于一种禁欲主义的和僧侣般的理想，而在犹太教的传统信仰中，一个信徒会在天堂之门被盘问：你是否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呢？这令我们想起古代印度传统中的理想，一个人在进入智慧的老年阶段之前，也就是在他可能去过一种孤独和清心寡欲的生活之前，他应该首先履行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所应履行的义务。 莱维纳斯始终努力尝试在犹太传统、基督教和“用希腊语言思想的”哲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我们若把莱维纳斯与法国同时代思想家做一比较就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相对来说，莱维纳斯更为传统或更为保守。可是有人对此提出这样的问题：那么一个现代哲学家甚或一个“后现代”哲学家的责任究竟何在？或许这句话反过来说同样也是合理的，关于这一点，当今的一位德国哲学家（罗伯特·施柏曼）在他1989年发表的一本著作的开篇就说，他希望他的书中并不包含什么“全新的东西”，因为凡是涉及正确人生的问题，真正新颖的可能只是错误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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