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所大学旧址，后来拆成了什么模样？

1898年7月3日，光绪帝正式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

图为京师大学堂中外教员合影

原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1辑

作者：王宏志

1961年大学毕业，我分到人民教育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在北京景山东街55号，即今沙滩后街55号。报到的那天，我才知道这就是当年北京大学理学院所在地。我上大学时正赶上1958年教育大革命，提倡学生编书，我们年级一些同学分担编写《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我是其中一个，所以，对北大的历史有所了解。到人教社工作后，对这个单位的所在地有了进一步了解。以往人们一提起历史上的北大，就想到沙滩红楼，那里固然重要；但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看，这里似乎更重要一些，因为这里是中国近代国家创办的第一所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所在地，也是北京大学最初的校址。

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1898年6月11日，清朝光绪皇帝亲临天安门，观看宣诏官宣读他颁布变法的《明定国是诏书》。诏书中用1/3篇幅谈及创办京师大学堂一事，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这是戊戌变法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6月26日，光绪帝再次下谕，敦促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工作，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同议奏，“即着迅速复奏，毋再延迟”。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忙请人起草大学堂的章程。梁启超承担此事，他参考西方和日本大学学制，制定了京师大学堂章程，经康有为审定送光绪帝。在这个章程里，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确定在中国建立一所新式大学堂。康有为还建议：预筹巨款、拨给房舍、精选教习、选刻教材和设总揽大权的总教习一职。光绪帝对章程很满意，派他的老师、吏部尚书孙家鼐为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工作，又委派庆亲王奕劻、礼部尚书许应骙会同管理大学堂的建设工程事务。那时新建校舍来不及，奕劻和许应骙就选择了马神庙的和嘉公主府，作为校址，由内务府负责修葺后使用。光绪皇帝批准选址方案。

京师大学堂的校址和嘉公主府，是乾隆帝四女儿和嘉公主的府第。乾隆二十五年，16岁的和嘉公主下嫁满洲镶黄旗忠勇公的二公子福隆安。乾隆帝授予福隆安和硕额驸。公主府位于皇城以内，靠近紫禁城，在其东北角。这个府大约就在和嘉公主下嫁时修建的。从府第的位置，可看出乾隆对和嘉公主的宠爱。巨砖砌的高围墙，院中的许多厅堂、屋室，还有后院一排两层楼，人们习惯称公主楼，这些都是当年的建筑，到光绪时已经空闲。

1898年11月，在和嘉公主府第基础上略加修葺扩建的大学堂校舍完工，内务府将它正式移交孙家鼐。那时的校舍南北六十丈，东西四十丈，共计修复房屋三百四十余间，新建一百三十余间。孙家鼐即令办事人员移住大学堂内，并开始招生，报名的有一千多人。他向慈禧太后上奏折，汇报有关京师大学堂开办的事，其中说及当时的校舍只能容纳二百多人，所以“当先择人品纯正文理优长者，录取人堂”。那时戊戌变法已经失败，各项新政都被一笔勾销，惟独京师大学堂保存下来，原因是“以萌芽早，得不废”。也就是说，创建京师大学堂的事，起于戊戌变法之前。还在1896年，光绪帝有意维新图强，刑部侍郎李端棻，就请梁启超代为起草《请推广学校折》，首次提出在京师创办大学堂的建议，引起光绪帝的关注，后令孙家鼐筹划。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对举办京师大学堂予以肯定，说：“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所以被保留下来。

1898年1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学生不足百人”，“讲舍不足百间”。到次年春，学生才增至一百六十多人，学生大多为官员、举人，人称“老爷学生”。那时教师和学生同桌吃饭，学生居上位；上体操时，老师得恭恭敬敬地叫：“大人向左转！”“老爷开步走！”。那时的教学内容偏于传统理学，但毕竟增加了科学、外语等课程，注重仪器设备，成为不同于古代国子学、太学的近代中国最高学府。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期间，俄、德军队先后占领京师大学堂作兵营，校内房屋遭到严重毁坏，书籍、仪器、家具等，也被联军官兵抢劫、破坏一空，整个校园残破不堪。

《辛丑条约》签订的前后，清朝的一些大臣认识到要强国，需“育才兴学”，联名上书，建议废科举，兴学校。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事宜。张百熙经调查，提出京师大学堂恢复工作的设想。在校舍方面，他认为现在面积太小，不能满足招生的需要，建议在现有的校园基础上，向东、西、南三面扩展。慈禧太后基本同意他的意见。1902年12月17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再次正式开学。这个日子后来成为北大的校庆日，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入学新生有一百八十多人，课程中近代科学占的比重很大。张百熙礼贤下士，聘请一些有学问的老师。经过他的惨淡经营，京师大学堂初具规模，而且向近代化迈进了一大步。此后，大学堂逐步得到发展。1903年，大学堂派出首批学生赴日本留学。至1910年，大学堂已设有七科，学生有三百八十多人；并开始接收外国留学生。京师大学堂学生还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03年，在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拒俄运动中，大学堂学生就“鸣钟上堂”，召开全校大会，声讨沙俄侵略罪行，还上书朝廷，通电各省学堂，建议联合斗争。这是中国近代大学历史上的首次学生爱国运动。

辛亥革命后，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被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就任后，1912年5月3日，由教育部下令改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任命原大学堂总监督严复，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5月15日，蔡元培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发表演说中特别指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他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很多学生是为升官发财来上学的，蔡元培希望北大学生入学，不要为做官。严复任校长时，“校中一切规模，颇有更张”，但因时局动荡，经费缺乏，困难重重。这年7月，教育部因办学经费困难，竟下令停办北京大学，遭到全校师生的强烈反对，严复上文申述不能停办的理由，并积极筹措到经费，北京大学得以保存下来。但严复被迫辞职。北洋政府时期，北大换了几任校长，大都为学校发展做了努力；不过，为时代局限，没有较大的改革。

直到1917年初，蔡元培任校长，北京大学才有了崭新的面貌。他用西方的教育思想和制度，来取代学校原有的一些封建东西。蔡元培的改革，先从文科入手，请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又引荐刚从海外回国不久的胡适，到北大任教；还相继聘请具有革新思想的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知名学者为教师。他们开设的课程，质量高，又具有新思想。蔡元培将那些学问不高、混日子的外国教员辞退。他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空气，聘用不同学派教师，允许自由讲学，举办各种讲座，组织各类学术、政治社团，出版传播新思想的杂志。他还针对一些学生的恶习，发起组织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纳妾为基本戒条，对学生道德的提高很有影响。蔡元培敢于首开女禁，实行男女同学，正式招收女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

民国初期的北大校址仍在马神庙，那时地名改为景山东街（“文革”时改为沙滩后街）。学生人数越来越多，1916年，已达到一千五百多人。学校在附近汉花园（后改名沙滩）的学校操场上，建了一座四层红砖楼，即沙滩红楼，1918年8月落成。那时的北大分为三院：一院在沙滩红楼，是文科所在地；二院在景山东街，即原来的京师大学堂，是理科所在地：三院在北河沿，是原来清末的译学馆，为法科所在地。

一院沙滩红楼，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而闻名，但它毕竟是后建的。作为中国近代最高学府的开端是在马神庙的校址，而且实际上新文化运动前期，主要也还是在那里开展，那时红楼还没建成；新文化运动后期和五四运动期间，许多活动也在二院进行。不难看出，景山东街二院的文物保护价值，并不次于一院红楼。这里还曾是许多近代名人活动的场所。

北京大学二院的校门，也是当年京师大学堂的校门，为一字排开五间三开大红门，由两根大红柱支撑，上面挂着带花边框子的“大学堂”竖匾额（直至北大搬迁到燕园之前），显得堂皇肃穆。门前是学校张榜的地方，每到招生放榜的时候，众多考生赶来看榜。进校门后，守在穿堂门外有两只石狮子，静默地蹲在那里。进门的第一个院落，两边高高的台阶上都是平房，中间一条通道，靠左边还有个简陋的篮球场，这是我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看到的，当年有没有就不得而知了。如今，这座古色古香的大门、石狮子连同平房、球场，都已不复存在，换成了现代的铁栅栏门和洋灰柱子大楼。

穿过前院，进入一个更大的院落，先跳入眼帘的是几棵丁香树。春天到来，一进这院子，就香气扑鼻。一条长长的通道将这个院落分成两部分：道左边靠后是大讲堂，又称大礼堂，大约是当年和嘉公主府的厅堂。大讲堂外，圆圆的红柱显示了宏伟的气魄大讲堂内，四根红色明柱耸立，顶上有雕花的藻井、房梁，其容量相当于三四个教室，一些讲座和听众多的课，常常选择这里；一些集会，也常在这儿举行。知名学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郭沫若、梁漱溟、钱穆等，经常在此演讲、上课；俄罗斯文学家爱罗先珂等外国学者，也常在此演讲。西侧的耳房，是名教授、学者讲课前休息的地方。“文革”以前，这儿仍是人教社的集会场所。“文革”中，红卫兵除“四旧＂，大讲堂的雕梁画栋，遭到破坏，悬挂在墙上方的“京师大学堂”牌子也被摘走，扔到院子里。上个世纪70年代末建起的大楼有会议室，大讲堂就改成食堂，做饭的伙房紧靠讲堂后面，烟熏火燎，昔日的学术殿堂面临新的灾难。后来有关方面想起这是文物古迹，忙下令停止在此办食堂，而今大讲堂总算保留下来。不过，大讲堂前的庭院、花园没有了，变成简易的汽车房和水泥地停车场。原来大讲堂前的庭院，异常平洁，绿地当中一个小荷花池，池中心有日晷。左右对立着两棵罗汉松。围绕荷池铺着石砌小路，四周还有几张长座椅。这小花园是上个世纪20年代修建的，供师生课余小息；夕阳西下，这里也是青年学生并肩私语的好去处。

道右边是两座楼，前面楼门朝东的一座口字形，是数学楼，如今还保留着，仔细看去，墙柱上有砖雕的各种吉祥花，朴素中蕴涵着雅致。据说是因为鲁迅先生曾在门前照过像，不能拆毁，オ幸存下来。后面门朝南的一座工字形楼，是生物馆。我到出版社，就一直在里面编书，历史编辑室在一楼北边很大的一间房子里，用高大的书柜隔成几间办公室，我们坐在书丛中编书，查起资料很方便。当时的社长叶圣陶的办公室在一楼的西边，他在这里兢兢业业地工作了十年，对新中国的教材编写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这座楼已改建得没了原来的模样，据说陈独秀在门前照过像，所以改建没关系。两座楼之间还有座高高的木架，上面挂着一口黑黝黝的大铁钟，作为上下课的时间表，钟声暸亮，一直传到景山上。“文革”前，我在出版社的岁月，上下班仍是以这个钟声为准。不知今天它到那里去报时了。

沿着通道向前走，往东在工字楼后还有不少一般的房子，人教社时是职工宿舍，这些大约是办学后扩建的；进西边的小门，又是个宽大的四合院。这个院子的北房高大考究，一排七间，中间的正房曾是北大的宴会厅，师生常坐在这里喝茶，抬头可以看见东边墙上悬挂着的一幅油画，上面画着和蔼可亲、微笑着的蔡元培，我想这画定是蔡离校以后挂上去的。东西厢房各有正房三间，两端均有耳房。南边是大讲堂的后门。这个院落很安静，时常悄不见人影，院内种植了海棠、玉兰、丁香、刺梅和松树等，招来成群的蜂蝶，寂静中点缀了些热闹。“文革”前，人教社领导等都在此办公；“文革”时斗“黑帮”也曾在这个院；“文革”后建大楼，吞没了这个院落。

沿着通道再向前走，西边有个月亮门，进门北边一排就是二院最后面的公主楼，原是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和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后来还设有阅览室。李大钊初任图书馆主任，就在这里办公；后来红楼建成，图书馆才搬过去。这儿就改为物理实验室。我在人教社时，这里是单身宿舍，楼下住男士，楼上住女士。而今公主楼也随着宿舍大楼的建起而消失。

整个二院的西边，最靠前是女生宿舍，门前挂有“男宾止步”的牌子。人教社迁来后，这里也成了职工宿舍。我家在这里住过，每间房子很小，只有8平方米，却是木板地，耗子闹得很凶。据说这儿也曾是留学生宿舍。如今这些宿舍已经拆建成楼房。接下去是三进主房，也是画栋雕梁，有可能是当年公主的生活区。最前一进是校长办公室，蔡元培就曾在这里办公。他的种种革新方案就是在这里拟定并实施的。与校长室相距不远，有两间宽敞的房子，曾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场所。当时称这儿为“亢慕义斋”，是德文的共产主义小室的意思，室内墙壁上挂着马克思的像，四壁贴着革命诗歌、格言等，气氛庄严热烈。李大钊、邓中夏（邓当时是学生）等经常在这儿工作，也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定期举行讨论会、演讲会等活动。二院的理科校长办公室，还是当年平民教育讲演团成立大会举行的地方。那是1919年3月，邓中夏在普及国民教育以救国的思想指导下，得到蔡元培的支持，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当时北大的学生朱自清、许德珩、高君宇、俞平伯等，都是演讲团的成员。校长室的后面是学校办公处所。一院建成后，二院仍是北京大学主要办公机构所在地，学生投考报名、录取看榜，都在这里。这儿的房子，大都还存在，只是破旧不堪，成了家属区，又搭起一个个小厨房，看上去像贫民窟，找不到一丝当年的学府味道。

二院西墙外是西斋，为男生宿舍，建于1904年。大门是中式垂花门楼，门内有一条长长的甬道，东边是学生餐厅，从光绪年间就办起来了，物美价廉，八分钱可买到很好的荤菜。西边是一排排的中式平房，作为学生宿舍，一人或两人一间，环境幽静。窗外种植几株丁香树，每当丁香花开，香气飘进屋内。到冬天，学校供给一屋一个洋火炉，生起来暖暖的。最后一层三间北房，曾作乒乓球室。北大迁出后，这儿成为一个单位的宿舍，后来一家家也在屋前修起小厨房，屋后盖了储存煤的棚子。本来就不宽故的一排排宿舍更加拥挤不堪。不过，去年总算来人修整了一番，大门楼重新漆刷过，门后影壁上的福字，也描新了，原来高低不平的甬道，用大块砖砌得平平整整，虽不能完全恢复原貌，但修总比不修好。

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不把自己的第一所近代大学，作为文物保护下来。从英国的剑桥、牛津，到美国的哈佛，再到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等，大都被很好的保护和使用着，只有我们的京师大学堂及最初的北京大学旧址，历经沧桑，只剩下大讲堂、数学楼和一些当年的办公室以及部分学生宿舍等建筑。我去过不少国家，对文物古迹都有严格的保护规定，有些国家还规定一百年以上的建筑；不能任意拆毁。西欧一些古老的城市，并没有摩天的高楼大厦；如果有，也是在都市的新区。在老城里，还是十八九世纪的楼房，内部装修虽现代化一些，但电梯还是只能容纳四五个人的老式样，为的是不破坏房屋原有的结构。而我们就不同，在“左”的年月，大拆大卸，一个完好的、古老的北京城：剩下的只有一些景点。而今在大兴建设的日子，又继续拆，许多古老的四合院、名人故居、会馆、寺庙，都逐渐消逝。各单位忙着改善办公、居住条件，以牺牲古建筑为代价，盖起了一座座水泥柱式大楼。尽管北京这几年注重景观、绿化修整不少古建筑、增加了绿地，但也建了一些洋化的广场、花园，与古老的北京很不相称。海内外许多朋友，都为我国消逝的古建筑惋惜，特别是为今天北京的古建筑命运担忧。现在，我们面对京师大学堂所剩不多的珍贵文物遗迹，应当怎么办？北京的有关单位，正在规划故宫缓冲区，这个遗址恰恰在皇城和故宫缓冲区以内，理应作为缓冲区的一部分，可与红楼等组成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文化保护区，很好的规划保护，尽量保持历史原貌；对不符合要求的建筑，逐步加以整治，不能再继续毀坏下去。我想这样做才对得起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会受到国内外舆论的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