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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止高山问楚骚[1] 各位师友： 今天，我有幸在这个庄严的学术讲坛上，和大家一起仰止高山问楚骚，学习屈原和他的楚辞,引玉抛砖，就为什么要学楚辞，怎样学楚辞的问题与大家交流。孔见不敢妄是，恳切期望师友们指正、批评。 诗歌是中国文学的一大主体，诗歌诗歌，诗一是要押韵，二是要可以咏唱。《汉书·艺文志》明白定义：“不歌而诵谓之赋。”只有同时符合这两个条件，才称得上是“诗”。楚辞叶韵，又能咏唱，是诗。 楚辞楚辞，楚人之辞。历史上的楚国，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和重庆的东部等地。楚辞就是产生在这一地区的文辞，这个地区人们咏唱的“调调”。 一般认为，中国诗歌的源头是《诗经》。这种说法，是建立在以黄河流域为中华文化源头的基础上的。其实，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是多样化的，巴蜀三星堆、云南的元谋猿人和《白狼歌》、吐蕃（西藏）的《格萨尔王传》，等等、等等，无处不有文化。人们之所以把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主要是历史上这一地区经济、社会比其他地方发达，学术比其他地方昌明，文献典籍众多，经过孔夫子“删诗书、定礼乐”系统整理，又经过一代又一代儒家学派的传播和发挥的结果。作为学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我们中华故国，除了博大精深的黄河流域文化，还有其它源头的文化，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与这种文化同时存在，拔戟别成一队的荆楚文化。 “周与楚同为夏后。夏起于西北，而后分为两支，周沿黄河而东，与殷族交会于伊、洛之间，楚沿汉水东南行，至江介之间，与三苗文化相切靡。大本虽一源，而支流各自扬镳。故楚文化不仅有别于殷商，亦与齐、鲁、三晋之传不同[2]。”以时以地而有所创新。要而言之： 楚国有自己的史籍《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与《梼杌》等等。屈原作品所传三代史事，殷周二代与儒家所传略近，而于夏史，则大大溢出儒书。比如夏家初期数世动乱，以及夷羿射河伯、妻洛嫔、射封豕、浞娶纯狐、浇求丘嫂、少康逐犬、女妓缝裳等等，儒书均所不载。儒家以鲧为四凶之一，治水无功，帝舜殛之于羽山，而《离骚》说“鲧婞(xìng 刚强、刚愎)直以亡身兮”；儒家以禹为大圣，而《天问》说他娶涂山氏之女是“快朝饱”；《孟子》说禹死益立，禹之子启避益于箕山，人民归启不归益。而《天问》则说是益与启争立，把启拘禁起来，启逃脱，杀益而王。等等。 屈子当年赋楚骚 北土以宗法和家族为社会结构之基，楚则较多地保留了氏族社会的形态，表现为楚姓及其君主名号保留着氏族图腾之遗义，等级（阶级）制度不严，家族之制极疏，只讲血缘而不讲宗法，多以少子继世而不以长，不分封，虽有世官而无世室。 楚人重鬼。其所传之神留恋人间，与人相亲，爱情生活有如人类之感情，与人区别不大，不像北土之神那样森严可怖，怪诞不稽。在屈原的《九歌》里，楚人的祖宗神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河神不是治水的巨匠，而是南浦的美人；山神不是奇人怪兽，而是“既含睇兮又宜笑”，可近可亲的少女。楚人祭祀不用牺牲，而用蕙兰桂酒椒浆等芳物；主持祭祀的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采衣姣服的巫女。楚有阴阳之说，但无五行之义，不以中央为一方，仅有四方与四方之神。等等。 所以，刘师培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门讲学时指出: 中国文化有南北两个系统，《诗经》属于北方文化系统，《楚辞》属于南方文化系统。 楚辞是南方荆楚文化的最高成就。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哪25篇？刘向校书，说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和《渔父》。太史公说，还有《招魂》。后代学者，对此颇多质疑。我这个人保守，宁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恭敬地跟随闻一多和姜亮夫先生之后，认定这25篇都是屈原的作品。 这些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以《离骚》为主，包括《远游》、《九章》、《卜居》与《渔父》诸篇。这些文章，大体是以屈原个人的以及他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为基础，讲他个人的感情。《远游》只重点说个“游”字，其余诸篇，也都只是《离骚》某一个方面的展开。第二类、《天问》，展现的是屈原的学术思想。从宇宙生成和天文、地理、历史、人事一直说到种种奇奇怪怪的传说。第三类、《九歌》，是一套祭祀礼神的舞曲，名曰“九”而实有11篇之多，是屈原对湘楚民间祭祀之歌的文学加工和提炼。诚如王逸、朱熹所谓，是乃屈子感情寄托之词。 治楚辞，首先要学好《离骚》。为什么？太史公说：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而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jiào 洁白、洁净）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两个序列的排比，13个大头“也”构成的直言判断和另两个“可谓”构成的或言判断，从写作动机、谋篇布局、结构安排与内容等一切方面，金声玉振地肯定了《离骚》的重大意义与学术成就，从哲学、政治、历史和语言文学各个层面上，为这部长诗与屈原本人树起了一座不可企及的丰碑，成为对于这部文章的千古定评，与《离骚》一起流传千古。 从汉语发展的规律看，五、七言方便，接近人们的习惯语言。《诗经》是文学语言，以四言体为主，大体两句才有一个动词，才构成一层意思。楚辞以五言为基础，加一个“兮”字，每句都有动词，一句就是一个句子。与人们的习惯语言比较接近。既是文学语言，又是习惯语言。从语言结构、文学韵味和修辞手法等多方面综合考察，楚辞要比《诗经》讲究得多，活泼得多，情感也浓厚得多。《诗经》适宜咏唱，但是语法不尽一致。汉晋以降，四言诗逐渐退出诗坛，出现了以五言为主的汉乐府，汉乐府继承了楚辞的传统，大体五言一句、每句一个意思。后世的近体诗，是从汉乐府发展而来的。所以，姜亮夫先生说：“中国文学自从有了楚辞，特别是到了汉代，得到汉高祖的提倡，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因为它是适用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语调。” 屈原作品的意义之大，影响之深，传播之广，是任何其他文学作品所无法比拟的。后世很多诗人，都仿效屈原而作楚辞，其中东方朔的《七谏》、刘向的《九叹》，甚至干脆就是直接记述屈原的生平事迹。元曲《屈原问渡》脍炙人口，七弦琴歌里也有一组渔父词，连音乐都配上了。艺术家几乎没有人画《诗经》，画楚辞的却很是不少，《四库全书》收录的萧云从《补绘离骚全图》，就把屈赋25篇的每个细目，都根据他个人的想象画出来了。不但音乐美术，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振动了我们全民族，解放后还拍成了电影。 屈赋为什么这样动人？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屈赋是现实的，表现了很多当时现实的东西。当时的楚国，“灵修浩荡”，“众皆竞进以贪婪”，“偭规矩而改错。”屈原揭露了这个时代的黑暗。如果把他作品与《战国策》中一些批评楚国的言论对读，这种现实性就更加彰显。 《汉书》说屈原“愤怼忘身”，其实他不“惮殃”，“不难乎离别”，并没有太大的愤怒，他是恨铁不成钢，抱怨君王不争气；是替民众愤怨楚王，而不是他本人对楚王有什么愤怨。屈原“伏清白以死直（读如德）兮”，“直”是道德的“德”的本字，他是清清白白的。屈原是楚国的宗族，他这个“德”，得之于先祖高阳，又“重之以修能”，有良好的修养，他追求的是“耿介”。耿是光明，介是大。光而且大，正大光明。这是他最高的道德理想。具体点讲，屈原“恐皇舆之败绩”，“虽九死其犹未悔”，对国家和君王是忠贞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对人民是爱护的，是讲“忠”讲“义”讲“爱”的。他光明坦荡，有话就说，是什么就说什么。“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兰蕙化而为茅”，“举世皆浊而我独清”，“吾独穷困乎此时也”！还有什么办法？没有了！怎么办？ “从彭咸之所居”，投汩罗以自沉。为什么要自沉？为了保持耿介清白，只有投江自沉了。这就是屈原的思想，屈原的伦理和道德。 屈原的文章，大体上都表现的是“我对国家怎么样？我对人民怎么样？我自己的愿望又怎么样？”全部是如实记述。我想要强大国家的理想和愿望破灭了，让你们去做吧，我“远游”去了。远游，一是到昆仑山，一是到天上去。上天，是不得已的，到昆仑山是怀念他的先祖。昆仑山是楚国的发祥地。想回到先人兆域去，表示了他对国家的忠贞。屈原作品的构思，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段：从现实的愿望出发，“抚壮而弃秽”，“滋兰九畹，树蕙百亩”，“导乎先路”，“乘骐骥以驰骋”。现实的愿望破灭了，“灵修浩荡”，“兰蕙化而为为茅”，于是便去远游，去追求，到天上去“求女”，为国求贤。还是不行，只好又回到故土，最后以死来表达自己对于国家和君王的忠贞。掌握这个特点和规律，我们对于屈原作品的理解，就可以更深入了。 屈原的楚辞，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别是氏族文化的特色。在修辞手法上，与《诗经》的赋比兴并重相比，楚辞的“比”用得更多一些。赋是什么？朱熹说，铺陈其事，按照逻辑的规律，用排比的手法把事情写出来就叫赋。《汉书》称屈原的作品为“赋”，其实不很准确。屈原的某些作品，有赋的特点和规模，但是，并不是每篇作品都是采用铺陈、排比手法的。所谓“兴”者，“见物起兴”也。从对于与正文无关的其他事物的咏唱引出正文，就是“兴”。作为修辞手法，屈原的作品，“兴”的手法用得不多，主要是“比”，芳草比美人，小人比为恶草。等等，等等。偶有一两处似乎是“兴”的，仔细读来，也仍然还是“比”。这种颇为独特的修辞手法，增加了楚辞的文学美，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人们读楚辞的难度。 神话和传说不等同于历史，但历史却往往蕴藏在神话与传说之中。屈原的作品里有很多神话和传说。而在《诗经》，则除《生民》所记姜源生后稷有点神话成份外[3]，就没有了。为什么？《诗经》是孔夫子删削（编辑）过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凡是牵涉到这些方面的，他老人家都把它修改过，甚至干脆就不要了。所以，《诗经》是质朴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现实主义的。如果要说浪漫主义，多不过只有“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桃之夭夭”这么三五句话而已，“兼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算很了不得的了。《国风》如此，《雅》与《颂》就更毋庸殆言。这不是说《诗经》没有艺术特色，而是说与《楚辞》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相比，有所不同就是了。 这样把《楚辞》与《诗经》并列，说汉乐府和后代的诗歌是由楚辞发展而来，有的人可能不赞成。所以，我还得再找点例证：尽管大家都在读《诗经》，都说它好，可自从汉乐府以来，四言诗就逐渐退出了文学的舞台，历代大家的传世之作，主要都只是从《楚辞》与汉乐府发展而来。历代诗人，几乎无一不从楚辞中汲收营养，他们的有些作品，甚至干脆就是楚声。陶渊明《归去来辞》吟唱“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与《离骚》的“退将复修吾初服”是同样的思想境界；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的《蜀道难》、《梁甫吟》、《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众多篇章，明显具有屈宋作品的特色。诗人如此，古文家也是如此，韩愈送李愿归盘谷，慨然而歌“膏吾车兮秣吾马，从子于盘谷兮，终吾生以徜徉。”唐人如此，宋人明人，亦无不如此。苏东坡的“招鹤放鹤之歌”[4]，泛舟赤壁时的“扣舷而歌”，也是楚声。 南北语言不同，《诗经》十五国风没有标列“楚风”。但是，这并不意味《诗》和“楚辞”没有联系，《魏风·伐檀》之诗，就宛然楚调。为什么？魏在今日河南，与楚相接。反过来，屈原是否也从《诗经》中汲取有营养呢？可以肯定地讲，有。屈原为楚怀王左徒，“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识广见多；“使于齐”，到过北方，他读过《诗经》没有呢？《离骚》和《远游》中，屈原西游故土，到了昆仑山，“仆夫悲余马怀兮”。这“马”是哪里来的？他到昆仑山是驾龙车、驾飞龙，而不是骑马去的呀！姜亮夫先生认为：“这是受了《诗经》的影响。‘我马瘏（tú）矣，我仆痡（pu）矣’这首《周南·卷耳》之诗，屈原是读过的。用‘仆’和‘马’字来代表作者的主观愿望，把感情寄托在仆和马的身上。”闻一多先生反驳说，古人云：马长八尺曰龙。后面用马，前面用龙，未尝不可。细究闻先生引用的这段话，本从《周易》中来，楚国可找不出相应的例子。而且，屈原说是驾飞龙，龙能飞，马是不能飞的。所谓“天马行空”，也是汉武帝时代的事。汉武以前，是没有“天马”的。所以，我还是宁愿相信姜先生的论断，认为屈原是读过《诗经》，并受到一定的影响。 师友们！ 现在，我可以回答“为什么要学楚辞”这个问题了。楚辞卓然特立于《诗经》之外，是中华民族诗歌的又一个重要源头。不学楚辞，就不能全面、系统地认知、掌握我们的传统文化。 楚辞产自荆楚，是地方性的东西。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没有这一个个的地方文化，中华文化也就无从谈起。与《诗经》相比，楚辞语言和语法的内在合理性，推动它走上了全国文学的舞台，特别是自汉代以来，经过汉高祖、汉武帝的躬自实践，得到大的发展和推广普及，逐渐成为中华民族传统诗歌的一大主干。不学楚辞，焉能为诗！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为什么要学楚辞。下面，我们研究第二个问题：怎样学楚辞。 楚辞的内含极其丰富，广泛涉及哲学、天文、地理、历史、语言文学、生物和民族、宗教、政治乃至伦理等方方面面。只靠语言文字和文学理论知识，还读不懂楚辞。比如屈原作品中的“兰”，就有7种不同的含义：一指兰花。二指用兰花装饰的礼神之物以及其他芳洁的物器。三指种兰之地。四指用木兰作成的宫室和舟车等器物。五、喻指楚国的贵族子弟。六由贵胄子弟而隐喻当时在位的权势之人。七为“栏”的假借字，特指门前的兵器架阁。又、“兰”和“蕙”是两种不同的芳草，兰是一干一花，而蕙是一干而花有五、七朵。即以兰花之兰而论，亦又有春兰、秋兰、石兰、木兰、泽兰、幽兰之别。一概而论，岂能说是“读通”！ 研究楚辞，必须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举，综合进行。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一是语言文字，一是历史。师友们有的可能对古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了解得多一些；有的可能是历史知识接触得多一些；有的可能对文艺理论和文学了解得多一些，有的则可能对民俗民风了解更多一些。哪个方面基础好，你就从哪个方面切入。如果你觉得自己语言基础好，那你从语言开始。如果你觉得文学理论基础好，那就从文学角度钻进去。钻个三五年，说不定你又转到历史方面去了。文史共通。由文而入史，也是说不一定的。 读楚辞，首先是读原著，把楚辞、从屈原到宋玉、唐勒、景差乃至后代的贾谊、淮南小山诸人作品读通。 在此基础之上，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找一部前人疏注楚辞之书进行精读，把这部书的内容全部了解，另找其他部若干书略读，进行比较，比如：《远游》的主题；“帝高阳之苗裔”中的“高阳”一词的训诂等等，王逸怎么说的，洪兴祖怎么说的，王船山和闻一多、蒙文通、姜亮夫先生们，又各是怎么说的，深入比较，我们就可以钻进去了。 下面，我开个最起码的书目，供大家选用参考： 1、王逸《楚辞章句》。这是楚辞的第一个注本，起码的必读之书。 2、洪兴祖《楚辞补注》。承袭汉代王逸系统而来，书里语言文字的资料特多。又采晋人郭璞一派方法，增加了若干神鬼怪诞的材料。 3、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从文学角度展开，清理屈原的思想。如果你从文学角度切入，这部书好。 4、王夫之（船山）《楚辞通释》。王先生是思想家，他综合前贤高论，从哲学思想的角度解释楚辞，这是他突破前人之处。按照文章次序，从屈原一直说到淮南小山，写得比较浅，好读。我读楚辞，就是从这部书开始的[5]。 最近，有人在《光明日报》上说，自闻一多而后，当代研究楚辞几乎没有什么建树。这个话，我不赞成。闻一多先生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楚辞的，他的书好找。林庚先生的《天问疏证》深入浅出，是部好书。另外，还可以读一读蒙文通先生的《天问本事》，这是一篇长文，就收录在《蒙文通文集》的第三册《古史徵微》里。姜亮夫先生研究楚辞的成就，绝不在闻先生之下。即以四川而论，徐永孝先生的《楚辞语法初探》、四川师范学院（今川师大）汤炳正先生的《楚辞释例》，在楚辞语法的研究上，都大大超过前人。他们的著作，很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高中教材所选楚辞偏少。初中，干脆就不选。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楚辞难。难，高考就基本不考；不考，中学就基本不教；不教，学生也就不懂。各位师友：我们教师是什么的干活？胡锦涛同志祖述前贤，说是“传道、授业、解惑”。如此重大的题材和内容一笔带过，传的什么道？授的什么业？为了让学生在现有这种框架下多学点东西，我们当教师的，就更应当从学术上和知识上武装好自己，特别是要在声音文字训诂方面武装好自己。 过去研究楚辞的，大多偏重于训诂，而对语言特别是音韵和语法之学重视不够。汉语语法成为一门学问，是从清人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开始的。马先生从外国洋人那里，把他们的语法嫁接过来，又通过吕叔湘、王力、张志公先生等人的发明，逐渐形成若干学术流派。前些年的中小学课堂，几乎被这玩意挤满，这轮课程改革一阵风，又全部赶出了去。语法修辞满天飞不好，现在一点不讲，我看也不好。限于时间的原因，这方面的问题，今天不能展开说了，只举几个字作例子，说明声音和语法也很重要，是必须认真研究的: 1、“降”。《离骚》：“摄提贞于孟陬(zōu)兮，唯庚寅吾以降”；《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云中君》：“灵皇皇兮既降，猋（biāo）远举兮云中”里的“降”字，不读jiàng，要读hóng。为什么读hóng？明人陈第《毛诗古音考》考证说，这个字本属东韵，江淹把它改为江韵，才读jiàng的。这位可敬的学者，在他的另一部《屈宋古音义》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读音。但是，徐中舒先生主编的《汉语大字典》却说这个字还是要读jiàng。 2、“兮”。作为语气助词，大体相当于“啊”和“呀”。而在楚辞里，这个字还可以作“乎”、“于”、“其”、“与”、“之”、“以”等用。例如：《湘君》“遭我道兮洞庭”的“兮”，与《离骚》“邅吾道夫昆仑”的“夫”等价；《东君》 “载云旗兮委蛇”的“兮”，与《远游》“载云旗之委蛇”的“之”等价；《九怀》 “援芙蓉兮为裳” 的“兮”，与《离骚》“集芙蓉以为裳”的“以”等价；等等。 3、“也”。一般地讲，楚辞里“也”字偶用的，上句的“也”读yé（耶）,是反诘句，下句的“也”读如本字，是判断句。比如： 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乎先路也[6]。 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证兮，夫唯灵修之故也[7]。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凡此种种，还望同志们自己揣摩。限于时间，怎样把学习心得转化为学术成果，亦即怎样选题目、作文章的问题，今天就不能讲了。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再共同研讨吧。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1] 2006年12月16日，泸州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学术年会。合江县。 [2] 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第6页，北京出版社。 [3] 《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源。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4] 苏轼《放鹤亭记》：“鹤飞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下览兮，择所适。翻然敛翼，宛将集兮。忽何所见，矫然而复击。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鹤归来兮，东山之阴，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余以汝饱。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5] 如有精力，可再选读以下诸书： 一、朱熹《楚辞集注》。这部书名气很大。文字注释虽无大的进展，但在讲解文章方面有很多见解。书后所附的《辩证》，考证历史和语言，写得很好。 二、戴震《屈原赋注》。戴先生是考据大家，文字之学特有研究，现在我们读的《说文解字段注》，就是他的学生段玉裁先生在富顺当县官时搞出来的。训诂楚辞，这部书一定要读。 三、朱骏声《离骚补注》。用声音和文字引伸的办法讲楚辞，对楚辞的每个字，都指出它的本字。如果某个字不是本字，则指出是怎么引伸的。比戴震的书，又进了一步，很有用。但是，这部书特难读，你读，可要大伤脑筋。 四、林云铭《楚辞灯》。按照次序注讲文章，注文晓畅通俗，文从字顺，好读。但是，这位林先生不讲究音韵训诂之学，注得比较随便，历史问题也不太注意，只是把文章讲通了。 五、刘梦鹏《屈子章句》。纯粹按思想体系讲楚辞，有些地方，还用历史作考证。从思想和历史两个方面研究楚辞，很有特点。 [6] 按：一本下无“也”字，误。 [7] 按：一本下句无余字，误。徐永孝先生有考证；姜亮夫亦以为“‘忍’上有‘余’，‘舍’下有‘也”，是《楚辞》通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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