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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1日，泸州天立学校。】 孔学缘起 ——中国学术与儒学的发端 各位师友：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孔学缘起——中国学术与儒学的发端》。 学，是专门学养，是理论；术，是系统的方法，是实践。学术，就是专门、系统的学问。古代学在官府，学是治理众人之学。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政治理论。术，也就是运用政治理论治理众人之术。中国古代的学术主要是“天人之学”。也就是说，学术源于政治，与教育同步发展，而且与政治紧密联系，服务于政治。我这样说，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古人书的专家学者，也许难以接受，但这却是不能不承认的事实。纵观历朝历代，莫不如此。 卜史巫祝与学术的发端 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传说中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但是，学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产生，必须要以人类已有文字为前提。我们讨论学术，也就只能从有文字的年代开始。 刻画在半坡氏族遗址出土陶器上的那些符号，有人说是早期的文字。不管它们是不是文字，现在总是还没有人能读懂。郭沫若先生在他的《十批判书》中老老实实地说过，中国文字，是殷代才出现并且使用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的讨论，也就只从这个时期开始。 殷王盘庚把国都迁到今日河南安阳（殷墟），改国号为“商”以后，殷氏族种族奴隶制王国进一步完善和强大起来。在这个奴隶制王国里，殷氏族是王国的统治者，所有的土地和奴隶，都归他们所有。而被征服的氏族成员，则成为奴隶。奴隶从事生产，殷族人消费和享受。 殷种族紧密地维持他们血缘的宗族关系，住在京都里的殷族成员，称为“王族”，亦即“元宗”、“大宗”。分派到被征服的异族地方去施行统治作“邦伯”的，成为王族的分族，亦即“子族”和“分子族”，这就是所谓“小宗”。出自紧密维持血缘宗族关系的需要，殷人对于先祖的祭祀极为重视，极为频繁，规模也极为庞大，甚至达到一次就“用三百羌于丁”，杀羌人三百作“牺牲”祭祀他们的先王武丁。反映在太史公的《史记》里，就是“殷人尚鬼”。 对于既非本族而且又无姻娅关系，或者尚未归顺的其他各族，殷人称之为“夷”。比如称东方各族为“夷方”、“东夷”等等。 殷人的这种宗夷之分，是极其严格的。因为他们统治的是一个种族奴隶制国家，不严格这种宗夷之分，就无法维持他们的种族统治。 这个王国既归殷种族所有，王国的统治者王、侯、邦伯、师长和卜、史、巫、祝等等，也就全部都是殷族中人，都是王的系统。就是号称为“百姓”的所谓“百官”，也都是王公的子弟，都源于同一个血统，都是殷族。 王、侯、邦伯和师长是政治官；卜、史、巫、祝是文化官。政治官从政治上对奴隶施行世俗的统治；文化官从神学的角度，论证种族奴隶制的合理性，帮助政治官打着神的旗号统治国家。自从有了卜、史、巫、祝，所谓学术，也就出现了。 卜、史、巫、祝，卜主持占卜；史执掌历法，授民以农时；巫既是医师，又与祝同为祭司，执掌祭祀之礼。作为文化之官，他们是沟通上天与世俗君王（下帝）的媒介，职掌占卜和祭祀，举凡国家政事，无论大小，都要征得他们的同意，不同意，事情就不能办。卜筮、历法、医药、礼仪、音乐诸般学问，也就随之而发生、发展起来。卜史巫祝之学是“天人之学”，也就是研究天与人（君王）的关系之学。 殷人的天既是自然之天，亦即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同时又是运数之天和人格化之天。殷人以天为人格化的至高无上之神，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天”在殷人《卜辞》里，被称之为“帝”，亦称作“上帝”。甲骨文的“帝”字像朵花蒂。由花蒂而果实，果实中又孕育出无数的花蒂来，绵延不绝。表征着在上帝和他们祖先夔帝的意志之下，殷人的统治权力绵延不绝。 殷人《卜辞》里虽有“天”字，但只是作为“大”的意思使用，不是指上天。直到《商书·盘庚》篇，称上天为“天”的“天”字才第一次出现。而且也还同时称上天为“上帝”。 “帝”字在殷人那里，既是至上神，又是祖宗神。之所以同时具有这两层含意，乃是由于血缘统治与地域统治的矛盾所决定的。有了作为统治工具的国家，统治自然就要由血缘化而地域化。以地域为单位，就要有君王（世俗帝王，下帝）。有下帝，也就不能不有上帝（天神）。但在另一方面，统治这个国家的仍然还是殷的整个血族，要使这个国家的统治能够臻于永久，在意识形态上自然要慎终追远，祈求先祖的保佑。所以，殷人只称“帝”而不称“天”，这个帝，既指上天（上帝），又是指他们的先祖夔帝。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 作为卜筮之书，“《易》为六艺之源”，在中国历史上最先出现。《周礼·春官》：上古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龟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连山、归藏都已亡迭，只有周易传存到现在。关于《易》的成书年代和作者，历代学者众说纷纭。班固《汉书·艺文志》提出的“人更三圣”说以为，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和爻辞；孔子作《传》以解经。 “易”有变易、不易和简易3层意思。变易说明运动和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不易是说事物相对的稳定性，简易是以一持万，执简以驭繁之道。《易》以道阴阳，推天道以明人事，其理贯通天人。既是占筮之书，更是哲学之书。 随着文字的出现，虞夏商周4代典章制度和君王的言行被记录下来，经过孔子删削整理，成为《尚书》（汉代以后称作《书经》）。尚书尚书，上古之书。《尚书》是虞夏商周4代的官方文献，今存29篇（其中《太誓》一篇是伪书，只28篇是伏生所传。后世把《康王之诰》与《顾命》合并，仍为为28篇），就其内容而言，可以粗略分为典、训诰、誓、命几类。“典”述古代典章制度，“训诰”是君王的训诫和诰令，“誓”是君王和诸侯的誓词，“命”是君王任命官员，赏赐诸侯的册命文书。藏在官府，归由太史执掌。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观测天文星象，发现异常，立即向君王报告；推算和制作历法，以配农时，指导农业生产。举凡国家政治、文化（包括祭祀活动）、军事、经济、自然灾害等等，概由太史负责记录，称为“史记”。 祭祀上天和祖先，要举行相应的礼节仪式，演奏音乐。这样，礼仪和音乐、诗歌也就与之同步发展起来，成为专门学问。经过孔子删定，就成了《诗》和《礼》。《三字经》说：“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礼》相传创自周公（姬旦），其实是儒家论说、解释礼仪制度的文章汇编。周代儒生为天子、诸侯、士大夫操办繁缛复杂的各种典礼，掌握了若干种创自西周（或者更为古老）并在春秋时期更加通用的仪礼节目单，整齐釐订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职业手册，后来经过孔子删订，就成为《礼》了。秦始皇焚书，《礼》不复存。迨及汉代，只余下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等5项礼节在内的17篇，由鲁人高堂生作为“士礼”传授，汉武帝时立于学官，称作《礼经》（晋代以后，称作《仪礼》）。 汉代，还发现了用蝌蚪古文（籀文）写成,记载西周官制及其职掌的《周官》书。西汉末年刘歆校书，改称之为《周礼》。全书6篇，分载周代天地春夏秋冬6官：天官冢宰，执掌朝政，管理宫廷；地官司徒，分管土地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春官宗伯，分管宗教、文化；夏官司马，分管军政、交通及四方诸侯；秋官司寇，执掌司法、刑狱，兼掌礼宾；冬官也称司马，分管工程建设和水利。六官各有属吏，构成庞大而完整的官僚体系，统治国家。《周官》书以官制的执掌联系各种制度，为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赋税，治理天下提供了设计蓝图。由于来历不明，只在王莽篡汉时期一度立于学官，后来经过郑玄为之作注，才与《仪礼》以及大小二戴所传习的《礼记》一起，并称“三礼”，传世至今。 《诗》、《书》、《礼》、《易》、《乐》和孔子删定的《春秋》一起，就成了“六经”，亦称作“六艺”（官学里的礼、乐、射、御、书、数6门课程，也称六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讲）。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都是奴隶主阶级统治民人、治理国家的政治思想武器。 从学在官府到私学 殷周时期，贵族子弟的培养，与乎这些专门学问的研习，都是在官府里完成的。学在官府的主要特征是政教合一： 1、学校由国家开办，是国家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太宰、大司徒、大司乐等高级官吏直接领导。祭祀、献俘活动，通常都在学校举行； 2、师官不分。教师就是官吏。不仅帝王之师太师、太傅、太保是军国重臣，国学、乡学教师也都由官吏兼任。比如大司乐既掌国学，行礼乐之教，又是执掌国家祀典之官； 3、学校的行政管理与政治管理合一。师生关系表现为政治上的上下级关系，教师不仅可以对学生施行体罚，还可施行刑罚，名曰“教训”； 4、教学内容由政府规定。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等等； 5、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官员。学生毕业，经过选拔，“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 通过这种官学，学术思想得到传播，得到繁荣。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官学的发展与繁荣。 官学在西周达到鼎盛，春秋时期开始衰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说“子产不毁乡校”，可见毁坏乡校在当时已经比较普遍。官学为什么衰落？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社会生产力发展，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满足不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周王朝的统治衰落了。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继孔子之后，私学蔚然兴盛，涌现出墨子、孟子、荀子和聚于齐国稷下讲学的淳于髡、慎到等众多稷下先生，“髡死，诸弟子三千为衰绖”，可见学生之众。 私学从国家机关中独立出来，教育也就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教学过程不受政治干预，学校也就不再只是政治和培养官员的工具，而变为认识世界，探求奥秘的场所。这种转变，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私学的教学内容，是由教师自主确定的。孔子继承“三代”传统文化，行文忠智信“四教”，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课授生徒，培养“君子”。墨子也重视传统文化，但更主要是教育学生兼爱，尚同和非攻，同时对于儒家的繁文缛节进行激烈的抨击，培养“兼士”。稷下学宫里的先生尹文、宋妍等人，则主要传播道家思想。 纵观春秋时期所有教育大师，都首先是学者，倡为自己一家之言，其次才是传授知识。这就是说，私学的繁荣，是以学术的繁荣为前提的。 这些大师讲学，只是言传身教，没有成文的讲稿，更没有专门著作。这就是章学诚先生《文史通义》里所说的“古人不著书”。但是，这些大师的学术观点，也就是他们讲学的主要内容，还是千古流传，比如《论语》、《孟子》、《墨经》，等等。这些经典著作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他们的学生整理出来的。学生为什么要整理？因为老师讲的都是书上没有的东西，是老师本人的学术观点，真知灼见。学生们诵之于口，得之于心，终生受惠无穷。“口而诵，心而惟”。这就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了。 以“仁”为核心的孔学 官学变成私学，士人大大增多，分属各个不同的阶层，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学术问题意见既不相同，政治上更各有主张，从而形成“诸子百家”与“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儒、墨两家最称显学，是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的主流。今天，我们只谈孔学和儒学。 孔学和儒学是两个密切关连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孔学，指的是孔子本人的学术思想。他创立的儒家学派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学术。这种发展了的学术，我们称之为儒学。 儒是什么？《汉书·艺文志》说：“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周礼·天官》：“儒，以道得民。”东汉·郑玄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唐·贾公彦疏曰：“诸侯师氏之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与天子保氏同名，故号曰儒。掌养国子以道德，故云以道得民。”这就是说，儒是从事教育的知识官僚。另一种说法是，儒的前身就是卜、史、巫、祝。春秋社会大动荡，他们在政治上和生活上失去了原来的地位，由于熟悉贵族礼仪，便以相礼（帮人主持办理祭祀和婚丧嫁娶诸般礼仪）谋生。这就是说，儒是春秋时期以相礼为业的知识分子。 孔子早年，曾经以儒为业。不过，他除了通晓养生送死礼仪以外，还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课授生徒，“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由此而形成一个以他本人为核心的学派，后世称作“儒家”。《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一是宗师孔子，视孔子的言行如最高准则；二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为经典；三是提倡仁义，以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四是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政治上倾向保守，而又有所改良。 郭沫若认为：“孔子的立场是顺应着当时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大体上也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他部分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作为新的封建社会的韧带。”廖季平、康有为说孔子“托古改制”，就道破了当时的事实。 孔子所要建立的新体系是什么呢？是“仁”。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说文》：“仁者，亲也。”在甲骨文里，仁字从人，从二，表示二人相亲。“仁”又通“人”，是“人”的假借字，《论语·雍也》：“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朱熹注引刘聘君曰：“有仁之仁，当作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于是四方士仁闻君风跃，敬咏其德。”清人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坤声》说：“仁，假借为人”。又，《礼记·表记》：“以德所怨，则宽身之仁也；以怨报德，则刑戮之民也。”郑玄注：“仁，亦当言民，声误。” 《论语》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孔子很少讲功利和天命，却赞许仁。什么是仁？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 子张问孔子。孔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 简单说，就是“仁者爱人。”仁是克己而利他的行为。这里需要指出，古代的“人”字，主要是指君王。发展到春秋时期，“人”已经包含了劳动民众。什么是“众”？甲骨文里，“众”是毒日头下面三个人，表征众多的奴隶顶着毒日头，在田野里辛勤劳作。孔子所说的“人”，指的是劳苦大众。仁者爱人，也就是“仁民”了。 巧言令色，就是媚上。媚上之人必傲下，所以孔子说这种人“鲜矣仁”。媚上傲下之人中间，几乎是找不出仁字的。 巧言令色与刚毅木讷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刚毅，是果断正直；木讷，就是朴实。对上刚毅木讷，对下，自然也是如此。所以，刚毅木讷近乎仁。 复就是返，返回的返。孔子希望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舍弃自私自利的心机，养成为大众献身的精神。视听言动，都要合乎于“礼”。礼是什么呢？是公认的社会规范。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这些规范，不要放纵自己去侵害众人。更进一步，宁肯牺牲自己以增进社会和众人的幸福。这样，社会才能安宁和发展。等到大家都这样做了的那一天，整个社会就归于仁，或者说趋近于“仁”的境界了。 要想自己成功，也要让大家成功。“仁”是高度的人道主义。要想达到这种思想高度，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孔子说“为之难”。 孔子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仁是自身内在的修养。所以，他说：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伯夷叔齐……求仁而得仁。” 仁既然是牺牲自己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至善”的美德，“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只要你存心牺牲自己以维护大众，那就干什么都是好的。你既不惜杀身成仁，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又还有什么不敢作、不敢为呢？所以，“仁者不忧”，“仁者必有勇”。“仁者不让师”，即使是先生在前，也不能推让，先生不做，我也要做！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一”是什么？他没有讲。他的学生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是否合乎孔子本意？我们不好判定，但从他的言论分析，这个“一”，应该是“仁”。因为“忠恕”与“恭宽信敏惠”并无抵触。恭与信就是忠，就是克己复礼；宽与惠就是恕，就是推己及人；敏是有勇不让，行之无倦，都是合乎“仁”的。 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就是孔子所持的一贯之道。在其它一些场合，孔子所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等，同样也是这种一贯的主张。“修己以敬”，就是“克己复礼”；“以安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安百姓”，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这种所谓“仁道”，也是人的发现。每个人都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只有先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不管你生活在哪个阶层，概莫能外！要做到这一步，很要紧的是要学习。不仅要在道义上学仁，还要学习怎样达到仁的方法和技巧。立人立己，达人达己不是专凭愿望就可以成功的。所以，孔子特别强调学习，《论语》开宗明义第一章，就讲“学而时习之。” 学什么呢？礼乐射御书数。其中，最重要的是历史。孔子特别注重接受古代的文化遗产，他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好古以求之”。 除了好古以外，作为学习的技巧和方法，孔子特别强调一个“问”字。他“就有道而正焉”，“不耻下问”；“入太庙，每事问”。为什么？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是，这种“问”只是在一定范围内适用。这种范围，是赋有严格的道德属性与政治属性的。具体说，孔子的学，只是学为官。也即所谓“学古入官”；“学而优则仕”。超出这个范围，他就不学了。农不能学。樊迟请学稼，他说“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他说“吾不如老圃”。商也是学不得的。他自己“罕言利”，因为只有“小人（才）喻于利”。子贡经商，孔子就说他“不受命而货殖。”军旅之事，他也不屑与闻。卫灵公问阵，他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矣。”当然，这也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的表现。孔子为人为学，是很实事求是的。他很注重客观观察，也就是重视实践，“多闻缺疑，……多见缺殆”，可疑的，靠不住的，他绝不乱说。又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次第）也。”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当然，他也不排除主观，说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的方法，应当是主观与客观相互印证。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是个编辑。他编次“六经”（特别是作《春秋》）的过程，我就不多讲了。他编“六经”的目的，是要“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教化生民。对《诗》，他看得特别重要，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特别重视诗教，也就是情操教育。学诗不仅可以增广知识，“多识乎鸟兽虫鱼之名”，而且从政，作外交官等等，都可以因此而做得恰到好处，因为诗里有民间疾苦，有各国民情风俗，有史事殷鉴，也有政治哲理。 诗歌诗歌，古代的诗是可以唱的。“国风”十五，都是民歌；“雅”和“颂”，也是庙堂祭礼演奏之歌。诗和音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孔子很重视音乐。他自己喜欢弹琴，喜欢鼓瑟，“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在这位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看来，“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音乐既是自我修养和对学生进行情操教育的工具，又是治国平天下的要政。他主张“与民偕乐”，把奴隶主阶级享受的音乐推广开来，让大众都能享受。这不仅体现了他充分了解艺术的作用，而且也显示了他的进步精神。但是，他只重视古乐，亦即只重视古代的传统。所以，他说“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武尽美矣，未尽善矣”，越古的音乐才越好。又说“郑声淫”，“放郑声”。对于新音乐，他很反感。其实，所谓“淫”，也只是音调过高而已，并非所谓黄色歌曲的靡靡之音，只是曲调不古，这老夫子便不欣赏了。 在孔夫子那里，礼是必须学习的。为什么要学礼？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礼，齐之以德，有耻且格。”礼是什么？大言之，便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小言之，就是一族一姓的良风美俗。这是从时代的积累所递传下来的人文轨迹。孔子说：“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为什么用周礼，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周礼是周公以殷礼为基础斟酌损益的，但在孔子当时，所谓周礼，又已经比周公时代更进了一步，或者说更趋于形式化了。田制、器制、军制、官制等等，都已发生变化，总合这一切的礼仪制度，不可能不发生变化。孔子在春秋末年强调礼制，一是在礼的形式中加进了新的内容，二是把“不下庶人”之“礼”搬到了庶人中间。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辈所行的礼乐朴素，但极为精诚。把精神灌注上去，把形式普及下来，这就行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并不尊重钟鼓玉帛等礼乐之外形。礼偏于文，乐近于质。他把这两者交织起来，以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韧带，说是“文胜质则野，质胜文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孔子在主观方面强调“学”，客观方面就必然要强调“教”。教的对象是民。怎样教民？孔子说：“庶矣，富之，富矣……教之。”怎样教？前面已经说过，文、行、忠、信。他的学生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的。他“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说是“自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此外，还要教民以戎事。他说：“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即可以即戎矣。”又说“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这和后来的道家和法家的愚民政策是根本不同的。 关于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他这里所说的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有意想行识的人格神上帝不同。所以，他“不语怪力乱神。”子路问事鬼神，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他说是“未知生，焉知死！” 各位同志！不要说我这是在为“孔老二”脸上刷金，反对他反得最激烈的墨子，都说 “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足以丧天下。”认为孔子是不信鬼神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是无神论，他否认鬼神，却又承认“天命”。在提出“仁者不忧”的同时，又说是“知命不忧”。命与仁在他的思想体系里，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所以，他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又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这个话怎样理解？命是必然性。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然而，对于这种必然性的抵御，则是尽在于我。不因为人必有死而贪生怕死，也不因为富贵可羡而妄求富贵，敬以自处，恭以待人，爱人如弟兄骨肉，尽在其我，听其自然。子夏转述他所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就是这个意思。《庄子·秋水》篇所引孔子所说“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也许是假托。但是，这种假托到是合乎孔子真意的。这就是孔子的天命观，这是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感到自己无能为力的“自然论”，与迷信的“宿命论”是迥然不同的。 从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看，他在主观努力上趋向于仁，而在客观的世运中则承认天命。在主观努力与客观世运相适应的时候，他是主张顺应的；不相适应的时候，他是“笃信好学，死守善道”，固守自己的。 孟子仁义与儒家八派 《韩非子》说，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荀（孙）氏之儒和乐正氏之儒。八派都没有典籍传世，只有《论语》保留了他们的部分言行，此外，就只有《庄子》和其它个别古籍有零星引录。透过这些材料审视他们的学术观点，要而言之，八派对于孔学的理解不尽一致，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也各有差别，有时甚至互相攻讦。在这八派之中，孟、荀（孙）两派最为重要。荀（孙）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集百家之大成，诸子百家，无不受到他的批判。所以，我把他放到下一讲《百家争鸣》里去讲，今天，只讲孟子。 孟子名轲，是子思的私淑弟子。所以，孟氏之儒也就是子思之儒，与乐正子同为一系。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仁的成分和德政主张，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个极富民主精神的命题，把君王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比作是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君王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疾苦，这就是仁政。施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拥护，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就是独夫民贼，就会被人民推翻。 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五口之家，分得百亩耕地和5亩宅园，种植桑树，饲养家畜，让他们吃穿自给自足。“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民众安居乐业，就不会触犯刑律，犯上作乱。 民众生活有了保障，再兴办学校，用孝悌对他们进行教化，这就可以“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行仁政，四方之民就会前来归附，发生战争，人民就会拿起木棍抵抗强国的坚甲利兵，强国的军队也不愿攻打这种仁爱之君。仁政之君，无敌于天下。 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不忍人之心，就是同情仁爱之心。这种同情仁爱之心，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君王应该“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把这种血缘的感情用到政治上。如果君王不这样做，大臣就应规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把他推翻。 在伦理问题上，孟子说：“天下之根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道德修养。他把道德规范概括为仁、义、礼、智、信5个范畴；把人伦关系概括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每个人都以仁义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人人都有善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加强道德修养，环境再恶劣，也要奋发向上，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哲学上，孟子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他继承了孔子的天命观点，但是剔除了天的人格神含义，把天想象成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说“诚者，天之道也”，诚是天的本质属性，天是人们观念的本原。孟子把人力所不及的事情归结为于天命，主张乐天、畏天、事天，顺从地接受天的安排。关于天人关系，孟子认为天与人是相通的。从天的方面讲，天是万事万物的主宰，人事的一切，无论是政治制度、道德原则，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个人的祸福穷通，都是天命。从人的方面讲，不仅人的善性来自天赋，思维功能也是天所赐予。人心具备天的本质属性，只要反求诸己，尽量发挥，就可以认识天。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集中地表现为3个哲学命题：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通过尽心，知性，达到知天，即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天人相通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就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在这种强大精神力量支持之下，孟子慨然壮言：“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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