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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2月3日拂晓，灰蒙蒙的雾霭笼罩着大地。由于道路崎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率领中央纵队一路跋山涉水，由摩尼经安基屯、东瓦沟、阿里普，于当晚二十时抵达古蔺县石厢子(今属叙永县辖)。 石厢子是一条山间小街的庄子，四周层峦叠嶂，奇峰异石，场头耸立着一块酷似木箱的巨石。毛泽东刚踏入场头，在暮色中远远地就看见了这块略带长方形的巨石，他心中想，“石厢子” 之名，大概就是因这块巨石与木箱相似的缘故吧。 根据军部安排，军委总部驻石厢子万寿宫，电台设在一刘姓和陈姓百姓家里，苏维埃国家银行设在一袁姓和彭家里，苏维埃纸币兑换处设在五圣宫，没收委员会在一王姓家里，毛泽东则安排住在一肖姓老乡家。 毛泽东每到一处，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找些当地书报来看或了解其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到石厢子后，他立即派人去请了一位谙熟当地情况的“鸡婆学堂”（私塾学校）的先生来交谈。 “鸡婆学堂”先生向毛泽东介绍到：石厢子位于赤水河北岸，属水潦镇管辖，是一个居住有汉、苗、彝等民族75户人家共400余人的小村庄；南与贵州毕节县毗邻，西与云南威信县接壤。赤水河流到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后，其源头“倒流水”截开川滇丛山，成为川滇两省自然分界线；另一源头渭河则截开滇黔两省崇山峻岭，成为滇黔两省自然分界线；两水流至岔河汇合后，又逶迤向东，形成川黔两省自然分界线。“枕乌峰而襟赤水，领巴蜀而锁滇黔”，若雄鸡报晓，三省皆闻，由于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人们便把由三条河切割开的三块扇形地带称之为“鸡鸣三省”。另外还有一种广义的概念，就是四川古蔺的水潦石厢子一带，云南镇雄的坡头一带，贵州毕节的林口一带，也统称为“鸡鸣三省”。 送走“鸡婆学堂”先生后，毛泽东与政治局委员和中革军委负责人开会，并于当晚（3日）22时以朱德的名义给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张云逸等红一、三、五、九军团负责人发去电报：“我一师昨二日在三岔河，二师今三日在永宁继续被敌截断，结果尚未明，估计三岔河之敌似刘（兆藜）旅，明日有联合范（子英）旅向两河口、后山铺、站底继续截击我军的可能。我野战军为迅速脱离当前之敌并集结全力行动，特改定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为总行动目标。……军委纵队明日仍在石厢子，准备开往水田寨、扎西之间的地域。”这是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后，由继续准备北渡长江改向扎西前进的战斗号令，是具体改变战略方向的开始。会议一直开到4日凌晨，毛泽东及红军首长们以开会形式在石厢子过了一个长征途中难忘的大年三十除夕夜。 自遵义会议后，在这十多天的时间里，红军部队一直都是在急行军。这期间虽然中央也开过一些会议，但都没有充足的时间让政治局委员和军委负责人认真讨论决定一些迫在眉睫的大事。另外，从军委送来的情报中，尾追红军的川军就在离石厢子一百公里外的四川古蔺城东，而滇军也在距石厢子一百公里的云南毕节地区；还有黔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也在约一百五十公里外的贵州仁怀、金沙一线，来阻的川军被红一军团二师围困于四川叙永城内。目前，石厢子周围暂无敌人干扰，这里较为安全。因此，政治局和军委决定在石厢子召开会议，整顿遵义会议没来得及处理的问题和研究部署红军下一步战略。 2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人参加了在石厢子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 一是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围绕这个议题作出的决议，以朱德的名义于5日凌晨3时电告红一、三、九军团负责人，说明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瞬息万变的情况，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我野战军目前方针在集中全力于长宁以南及西南地域争取休息，进行渡金沙江的侦察，在渡江不可能时即留川滇边机动。” 二是中央苏区的问题。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自长征以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领导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的项英中央分局，曾分别于1月上、中、下旬向中央和中革军委发来4封电报。尔后，又于2月4日凌晨接连发来了两封电报，内容为：“中央与军委：（甲）粤敌有企图以三个团配合瑞（金）会（昌）之右路向我围攻提议。（乙）目前行动方针必须确定。是坚持现地，还是转移方向，分散游击及整个部署如何，均应早定，以便准备。（丙）中央与军委自出动以来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布置总方针。也可援故荷约一七团会合方针增援的现身极不妥当。（丁）请中央及军委立即讨论。并盼于即日答复。对各个苏区的领导，以后成大问题，如何解决……以上请立复。迟则情况太紧张，则愈难。” 这些电报，除了报告中央苏区的部队分布、地区给养、群众斗争、敌军清剿等情况和其他方面工作及其对所属下级单位的部署与指示外，几乎都提出了“请中央及军委速与指示”。最后，中央和政治局以“中央书记处” 的名义给项英的中央分局回了封“万万火急”的电报：“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中央苏区）的问题，认为：（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对这一基本原则不许有任何动摇。（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会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 三是政治局常委分工，撤换党中央总负责人。几天前，洛甫（张闻天）就向毛泽东提出，因为博古（秦邦宪）和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使红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如果党中央再让博古这样继续领导下去，已经没有人服了！ 石厢子会议前，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向他讲了洛甫的意见。周恩来听后，说：“当然应该由老毛你来取代博古。”毛泽东却谦逊地对周恩来说:“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让他做一做看，人总是要帮嘛！洛甫早在遵义会议前，就对博古、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了尖锐批评。遵义会议上，洛甫又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另外，洛甫是从莫斯科回来的，由他负责，既便于团结从莫斯科回国的同志，又好向第三国际作交代。”周恩来听后，觉得毛泽东比他站得高、看得远，洞察全局，高屋建瓴。 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和谁来负党中央总责的问题，会场顿时活跃了起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毫无拘束地进行热烈讨论。大家共同的意见是撤换博古负党中央总责的职务。但由谁来接替博古呢？大多数人的意见是由毛泽东来接替。 毛泽东让大家都把自己的看法和想法讲出来。听了众人的发言后，毛泽东就把由洛甫接替博古的个人意见向大家进行了陈述，与会的政治局委员都认为毛泽东的想法非常好，非常到位，也非常的精确。 这样，毛泽东不仅说服了大家，连博古本人也表示同意老毛的意见。博古在会上讲到：“遵义会议时，我想不通，大家都看出我有抵触情绪。现在，我想通了。老毛比我年长十几岁，他确实比我行！如果我再继续领导下去，不但没有人再听我的，还会给党造成更大的损失。我自己的想法是由老毛来接替我，但现在老毛和大家都认为洛甫同志更恰当，所以我也同意这一意见和建议。” 其实，在会议召开之前，周恩来就找到博古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周恩来对博古说：“博古同志，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是不行的，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就在博古准备交权的时候，凯丰（何克全）却在一旁鼓动他不要交权。他对博古说：“你不能就这样把中央的权交出去！”但博古没有听他的。博古对凯丰说：“我们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于是博古把象征“权力”，装有中央印章、重要文件和政治局会议记录的两副铁皮公文挑箱等移交给了洛甫。并说：“今后有什么事，只要分配给我秦邦宪就是了，我一定把它干好。”自此，博古就保留其政治局委员之职，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会上，大家还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决定。这样，撒换党中央总负责人这一重大决策和常委分工，最终在“鸡鸣三省会议”上顺利通过了。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博古交权”。 “鸡鸣三省会议”开得十分成功，没想到博古爽快地同意而且态度十分诚恳，这是出乎毛泽东和其他红军领导同志意料之外的。其实，毛泽东在会议前也作过思想上的准备。他想，如果博古一时想不通，不答应怎么办？那我们就应该慢慢地给他讲道理，做工作；要他从大局出发，抛弃个人得失，以红军生死存亡为重。遵义会议已集中解决了当前压倒一切的军事路线、军事领导与军事指挥等问题，现在也正在逐渐改变红军被动挨打的局面，一步一步地在夺取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博古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毛泽东感到非常惬意，在石厢子用开会的形式来过年，很有意义! 这时，石箱子庄子上响起了一阵阵“喔喔喔喔……”的鸡鸣声，接着便是一唱百应，无数只雄鸡挺胸伸颈, 交相啼鸣，让川滇黔交界的百姓都能倾听到雄鸡报晓悦耳的动听声，此刻已是2月5日凌晨。 鸡鸣三省石厢子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完成的中央领导权的交接，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重新确定了红军行动的方针，在中共党史军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性的重要意义。 鸡鸣三省纪念碑 古蔺县政协红色文化课题组赴云南扎西调研 古蔺县政协红色文化课题组赴鸡鸣三省调研 文/图 邱经国 投稿微信 gltx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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