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光：理解宏大制度变迁与个人生活机遇

文章导读

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对个人生命机遇有着怎样的意义，尤其是在大规模社会变迁和经济转型的时代？

作者简介

周雪光，1959年生，山东淄博人，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组织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组织社会学、中国国家治理、官僚制度。代表作为 The State and Life Chances in Urban China: Redistribution and Stratification, 1949-1994，《组织社会学十讲》，《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等专著。

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对个人生命机遇有着怎样的意义，尤其是在大规模社会变迁和经济转型的时代？

显然，大规模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会对个人的生活机遇产生根本影响。这些影响通常是由资源分配和社会分层过程及机制的变化引起的，包括机会和风险在社会群体间的再分配。然而，常常为人所易于忽略的是，这些影响通常是由重要的情境因素形塑的，而这些情境因素并不是社会学家的传统理论解释的组成部分。生命历程的时间性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境建构；在重大社会经济变动中，特定同期群的生命历程定位对调解机遇与风险的影响起着关键作用。“生命历程”是指生命周期中事件、资源和角色的经历模式。因此，生命历程的框架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制度变迁与个人生活机遇之间的联系。
 
生命历程自身在当代社会已越来越被制度化
 
已有文献记录了经济转型对中国社会分层制度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已被文献确认的社会分层的关键机制，如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职业地位，以此评估制度变迁的影响；但极少关注形塑宏观制度变迁与个人生活机遇联系的特定过程，包括认识到社会剧变对个人经历影响的时间性。那么，在评估变动的生活机遇与大规模社会变迁的联系时，个人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为何与此有关联？我们需要发展出新的理论思考，并采取适当的研究设计来明确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认为，在职业路径和经济利益方面，生命历程因素形塑了各个同期群工作者的机会和收益。

中国的经济转型给处于不同同期群的个人带来不同的机遇和风险，恰恰因为他们是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经历了这些转变。而经济改革的影响是通过个人的生命历程体现出来的，并导致不同同期群个体的不同生活机遇模式。

我们的出发点是，承认生命历程因素在社会变迁对个人生活机遇的影响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就是说，剧烈的制度变迁对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个体有着不同影响。在当代社会，生命历程自身已经越来越被国家制度化。社会与经济大动荡会重组不同生命阶段相关的制度资源、约束和不同选择，而这些动荡通常是国家政策转变诱发的。因此，同期群成员不同的经历以及他们在当前社会结构中的嵌入性、生命阶段（年龄）体现的历史事件的时间性，对受到社会变迁影响的同期群之间的差异有着重要影响。我们要考察特定的生命历程的变化，同时需要考虑制度性选择和限制，以及当事人的行动策略。
 
生命历程分析中的一个隐含主题是累积优势（或劣势）的概念，即在其生命早期阶段得到优势的个人在社会位置中会延续其后续利益。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两个广泛的历史的和组织的过程影响着个人的生活机遇，第一个是机会结构的变化。随着大规模的社会经济转型，原有的制度安排被削弱，新的制度安排兴起。这些变化改变了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个体的现存机会结构。第二个过程反映了社会转型在改变职业路径和获得机制上的影响。在中国情境下，市场的扩张提供了再分配经济之外的新机会，并且改变了社会分层机制。这些变化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不同的社会群体。如那些在既有体制中握有权力的人同时从他们的政治权力和市场机会中获益，反映了现存分层制度中累积优势的持续性。
 
不同社会体制为不同的同期群提供不同激励
 
社会变迁是指改变旧的社会结构并创造新的机会的过程。然而，这些新机会获得后并没有在社会成员中平均分配。这些新机会的获得在很多重要方面被个人在生命历程中的位置调节着。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到社会变迁给每个经历其中的人同时带来的风险和机遇。不同的同期群应对这些机会的行为有着显著的差异。行为心理学家指出，不确定条件下的个人判断反映了直觉和偏见，而不是理性计算。考虑到市场机会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个人与职业发展的相关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其过去经历的解释。因此，个人经历提供了评估新选择可能存在的隐性风险和收益的依据。那些过去经历了极端动荡的人可能主要考虑未来不利的国家政策的隐性代价，从而采取规避风险的态度。但是，动荡的生活经历也可能培养出更乐于冒险的态度，正如笔者在“上山下乡”那一代人的生活经历中所观察到的一样。

此外，分配机制的影响也与同期群效应这样的生命历程因素密切相关并受其调节。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尤其如此。由于机会结构随时间不断演变，不同的同期群个体进入了不同类型的工作组织。如在中国，1966年以前劳动就业的大多数人都在国有和集体部门工作，这是20世纪50年代国家推动国有化和集体化的结果。而1966—1979年间劳动就业的青少年，被安排到农村劳动。即使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返回城市，城市劳动力市场结构也已发生巨大变化。因此，这个同期群中的大部分人是在非国有部门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的。那些在改革时期（自80年代以来）劳动就业的人，经历了国有部门缩减和非国有部门扩张的过程，面临着非常不同的职业选择。
 
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同的社会体制为不同的同期群提供了不同的激励。分配机制在再分配和市场间的转变对社会结构中不同位置的个人有着不同的影响，这与个人在这些变化发生时所处的生命历程阶段有着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