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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1877年－1927年6月2日），初名国桢，字静安，亦字伯隅，初号礼堂，晚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省嘉兴市海宁人。王国维先生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王国维平生学无专师，自学成才，成就卓越，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古文学、古器物、古史地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 王国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间词》与《人间词话》，这两者又构成互相印证的关系。 
王国维词作的成就在于境界的开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间词话》所着力强调的。 《人间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王国维提出的三个境界理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语出自北宋晏殊的《蝶恋花》）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语出自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王国维则别具匠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便可得到的，必经过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语出自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 王国维借用辛弃疾这四句词，说明凡是欲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要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到时候自然会豁然贯通。 王国维作为一代大学者，平生钻研学问而无穷尽，他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严谨自持，不介入政治圈子，不营生计，不交权贵，不慕荣华，不图享受，平日深居简出，生活简朴，潜心研究学问，他虽然名满天下，却心无旁骛，专心治学。  左起：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吴宓 1925年，王国维受清华大学之聘，到清华刚刚设立的国学院研究院任导师。清华大学本来希望王国维出任国学院院长，但王国维坚决辞让不就，因为，他认为出任院长后必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要为行政事务分去太多的心，使他不能专心治学。 此后，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只得由吴宓[mì]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兼任。最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人成为名满天下的“国学院四大导师”。 王国维曾说：“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因为，政治家只能谋求物资利益，而文学家则可创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与物资二者孰重？物资上利益一时也，精神上利益永久也”。 对此，王国维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家，此屈子（屈原）、渊明（陶渊明）、子美（杜甫）、子瞻（苏轼）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却自沉于颐和园中的昆明湖。事后，人们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哀叹与猜测。 现代新闻评论家张慧剑（1906—1970年）针对王国维的沉湖评论说：“中国有三大天才皆死于水，此三人者，各可代表一千年之中国文艺史——第一千年为屈原，第二千年为李白，第三千年为王国维。” 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家那波利贞（1890年—1970年）在《王国维君殉节追悼会》一文中评价说：“作为学界名宿、中国完人，他临终的悲壮、他冠绝千古的学与德，谁能不联想到楚屈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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