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上海市宝山区庙行镇纪委、监察办 彭菊生，审稿顾问：痕 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实施后，对于涉及职务犯罪的案件，《监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在证据方面如何衔接呢？根据《刑诉法》的规定，刑诉证据共有8种，分别是：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辩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依照本法规定收集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该条款规定在刑诉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列举出了其中5种，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然后在后面用了一个“等”字。对此如何来理解呢？通常，“等”字条文有两种理解，一是表示列举的已穷尽，只包括列举的内容，即等内理解，二是列举的未穷尽，还有其他的内容，即等外理解。那么《监察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中的“等”字是作等内理解还是等外理解呢？如作等内理解，意味着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能够在刑诉中作为证据使用的，仅限这5种，至于其他3种证据，即被害人（或举报人）陈述、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不能作为刑诉证据使用，需要司法机关重新收集。如果作等外理解，即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均可以作为刑诉证据使用。第一，立法目的应是等外理解。之前，监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时，就对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作了扩大解释，原2012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64条明确列举规定除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材料外，对于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涉案人员供述或者相关人员的证言、陈述，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也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就扩大解释了列举范围，是等外理解。现在，《监察法》和现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在原先列举“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上，还增加列举“证人证言、被调查人供述和辩解”，进一步扩大了可作为证据使用的列举范围，很明显，立法是作扩大解释的。第二，扩大部分应有所区别。即另外没有列出的3种证据，在刑诉上作为证据使用时有所区别。也正是因为有区别，条文才没有完全列举。其中，对于监察机关依法制定的勘验检查笔录，因其客观性较强，具有作为刑诉证据使用的条件，如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意味着检察机关需重新收集，但这类证据，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或者受外界影响而可能无法重新收集，因此，监察机关所作的的勘验检查笔录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对于监察机关移送的鉴定意见，一般也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因其本质上也属言辞类证据，如涉案当事人有异议并提出重新鉴定，或者能够重新鉴定的，一般不作为证据使用，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检察机关一般应重新鉴定或另行鉴定。对于监察机关依法收集的涉案相关人员的陈述，因其主观性较强，有必要核实，且容易再次收集，因此，检察机关对案件相关人员的陈述一般应重新收集，制作笔录。第一款规定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在刑诉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用的是“可以”二字，而不是“必须”或“应当”，表明在证据衔接时，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不是必选项，而是有自由裁量权的。当然，这种裁量权也是有限定的，不是说想不用就不用的。对此，《监察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刑诉法》第一百七十条也作了规定上的衔接，“人民检察院对于监察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依照本法和监察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这表明，对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先审查，如果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作出起诉决定，如果认为需要补充核实时，原则上是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只有在同时满足“需要补充核实”且认为“必要时”这两个条件，检察机关才可以自行补充侦查，获取证据。对于监察机关收集并移送的上述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里的使用，不是直接使用，不是直接拿来作为定案的根据，而是作为提起公诉的证据，后期还必须经过举证、质证、认证等环节，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对此，《刑诉法》第五十条第三款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监察机关移送的证据，同样需要经过举证、质证和认证等环节，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也符合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