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中国文化中重天地、大山、江河，对大海这个对象却关注的相对少得多。只有明代才有郑和下西洋的记载。类似曹操《观沧海》的文学作品也很少见很少见，《镜花缘》及《西游记》中才有涉足其间。既然我们是农耕文明，不是海洋文明，古代也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太需要贸易，古对大海这个对象关注确实太少。 我们自古以来，国土幅员辽阔，面对的威胁也都来自于大陆领土的周边，文化交流也都是西向政策。整个中华文化圈除了日本，基本都在陆地上。而且对日本也只是单向输出，交而不流。
越文化是中华文化可关注并走向海洋唯一的亮点。从文化形态学看，越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农耕文化，更是一种海洋文化。越地先民是中国境内最早致力于农业生产的人群之一（稻作文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先民就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同时，越人又是中国乃至世界都罕见的海洋性族群。古越人习水便舟，文献多有记载。越地不只是有中国最大渔场——舟山渔场，越地还是中国航海技术的策源地。
萧山跨湖桥文化遗址出土了一条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独木舟遗骸，距今约7000～8000年。据吴春明先生研究，它有可能是一艘到海上航行的边架艇独木帆舟，可与波利尼西亚人群的舟船相联系。在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还发现有不少的舟船遗物，如近来在宁波余姚田螺山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发现了一件距今7000年的完整独木舟模型器，可以看出当时的独木舟已经脱离简陋的原始状态。而在越国文化和越地文化阶段，越地始终是中国境内重要的出海口及造船基地。
《周易·系辞》中看到我国古人是不仅有“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的记载，还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系辞。“剡”者越地也（依据见前文《越文化与弓箭渊源》）！ 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古越人曾沿中国东部海岸线北上，活跃于两广、福建、江浙、山东乃至东北的沿海地区，他们的后裔成为现在这些地区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对外港口便分布于古越人最先开拓的海岸沿线。此外，广泛分布于太平洋诸岛屿的马来人群及波利尼西亚人群，他们实际上是距今12 000年左右才与中国境内的百越族群分道扬镳的。越地是百越海洋文化的核心区域，活跃于越地的於越是百越中最为人瞩目、最富于创造力的一个支系。 目前中国最早、最丰富的史前舟船遗物，即发现于越地。越地的航海传统延续至今，其孕育的先进航海技术影响了中国沿海乃至整个环太平洋地区，为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技术基础。古越人身上所流淌的富于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血液，某种程度上在越地沉淀下来，并影响到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越文化所体现出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重商的传统，也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精神相契合的。
一般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源起于汉代，但是，“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是相传为孔子所作系辞。“致远以利天下”或指越地更早便已经开展对外贸易。秦汉会稽郡下属的鄮县（今浙江宁波），《方舆胜览》引《四善志》：“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以名山。”即一般认为就因海外贸易而得名。
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期是在唐、宋、元。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以鄮县为中心的明州，从越州独立出来，自此成为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对西域失去控制，陆上丝绸之路逐步衰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海上贸易的发展。越地商贸的发展以及交通的便利，既给越文化的发展带来了无限活力，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奠定了重要基础。越地出产的优质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走出国门，中国文化也通过越地这一重要窗口向周边地区尤其是日本列岛扩散。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及东亚文化圈的最终确立，与越地这一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密不可分。
海上丝绸之路在明代逐步走向衰落。朱元璋于洪武七年（1374）颁行海禁政策，撤销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地市舶司。此后，明朝的海禁政策时松时紧，阻碍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流。置身于面向海洋的中国东南部地区的越文化，其发生与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萌兴与转向，互为依存。近代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越文化的海洋性被再度激发，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对外交流，达到高潮。
在各个历史时期，丝织业、制瓷业和茶业都是越地的传统优势产业，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越绝书》、《吴越春秋》，当时越国的丝织品有帛、丝、纱、縠等多种。随着“永嘉南渡”，大量移民亦刺激了越地的蚕桑与丝绸，当时会稽郡有“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卷五四《传论》）的美誉。天宝之后“辇越而衣”（《全唐文》卷六三〇《韦府君神道碑》），唐代后期的越州已超越定州成为全国之最，“越罗”“缭绫”更是成为诗人歌咏的对象。靖康之难，宋室南渡，极大地刺激了丝织物的需求，会稽丝绸生产迅猛发展。唐宋越地出产的优质丝织品，也随海上丝绸之路为域外所知。明清以降，越地的丝绸生产逐步形成区域性分工，至今仍是优势产业。
中国瓷器的起源问题，学术界逐渐达成以下共识：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窑址群在中国瓷器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东汉晚期开始出现的成熟青瓷，主要发现于以上虞为中心的曹娥江流域。越地在东汉便已奠定的青瓷传统，到了唐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所谓“南青北白”，当时越窑与邢窑齐名，尤其是所出秘色瓷甚得时人推许。“安史之乱”后越瓷多远销海外，1973年在宁波和义路唐代海运码头发掘出了700多件待装出海的唐代瓷器，其中最多的便是越瓷。
人工栽培茶树以及饮茶习尚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茶树起源于云南或印度。经多年研究，余姚田螺山遗址发现的山茶属树根被证实是迄今为止我国境内考古发现的最早的人工种植茶树的遗存。这一研究成果表明河姆渡文化先民已经开始种植茶树，为人工栽培茶树起源地的探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经过六朝的持续开发，越地茶的种植和贸易也有长足进步。唐代越州的茶被写入陆羽的《茶经》，被奉为上品。尤其是中晚唐之后，越地茶业发展迅速，并开展苗圃化种植。在宋代，会稽所产日铸茶、山阴所产卧龙茶均著称于世。南宋时期生产愈加专门，绍兴府产茶居全国之首。唐宋时期，越地所出茶叶已随“海上茶路”远渡日本列岛、朝鲜半岛，深刻影响了这些地区的茶文化。明清时期越地的市镇呈专业化、区域化、规模化的趋势发展，并有大量茶叶运销海外，越地至今仍是重要的茶叶出口地。
越文化确实不仅仅只是一种农耕文化，更是一种海洋文化。而越文化包涵的海洋性特征，在今天仍然续写着新的辉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