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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阅读得到升华！ 情愿做富有品味的公众号！   作者：周琪（海棠依旧） 不久前，一场盛大的庆典在万龙生老师家举行，场面热闹而温馨。人称“大侠”的万龙生老师退休后，苦心经营的“东方诗风”论坛度过了十岁生日，在重庆的东方诗友，能来的都来了，老中青三代，济济一堂。在虚拟空间，各种网站多如牛毛，能像“东方诗风”这样，以纯文学的形式高举格律体新诗大旗,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网络平台与纸质刊物、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相结合，风风雨雨走过十年历程而不散，恐怕只此一家。 手捧《东方诗风10年庆专号》，看着万老师幸福满足又略带疲惫的面容，内心五味杂陈。我于2008年9月3日由王端诚老师引领来到“东方”家园，便被“掌门人”万龙生老师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这个在“东方诗风”乃至重庆文坛能够振臂一呼的人，有着太多的佳话与趣闻，我多想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一探究竟啊！感谢上苍赐给我机会，有幸为《嘉陵江》*撰写这篇文章，当各种资料汇聚案头，一个毕生在教育、文化、新闻三个行当从业的人，从各个历史时期神采奕奕向我走来，丰满而令人唏嘘。 教育，24载苦乐年华，一言难尽。 苦的根源，不仅要追溯到那场可怕的“社教运动”，也要归结到诗歌的头上。1954年冬，读初三的13岁少年万龙生，因何其芳的名作《生活是多么广阔》而如痴如醉如狂地爱上诗歌，深陷其中，一生不能自拔。 1955年9月，他考入重庆第一师范学校，赓即参加了学校的盖达尔文学社，课余如饥似渴地读书、习作。1957年，他的处女作《小伞兵》在《星星》诗刊6月号发表，更是为他的文学梦增添了助力。然而万万料不到，1958年7月，因为酷爱吟咏，天真地幻想长大要当诗人的万龙生，被“胎死腹中”的油印刊物《启明》所累，与另三位小才子一起被打成“反动小集团”，以“政治不及格”的操行评语不准予毕业，给予“见习”处分，发配至北碚一所小学，监督改造，以观后效。这一年，他还是17岁的孩子。尽管他心惊胆战，“追悔莫及”，一心“痛改前非”，早已放弃了做诗人的非分之想，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他还是熬到1961年3月才得以结束见习，正式分配。是年11月，母亲因为接济他而身患肿病。这个11岁时，父亲就因冤案惨死狱中，不得不与可怜的母亲相依为命的异乡青年，不由忧心如焚。万龙生一心想调到母亲身边以便照顾，却未获准，不得不咬牙离职回到江北区家中当了待业青年。其间，他代过课，甚至异想天开参加过一次高考。终于，1964年春天，江北区雨花村街道办事处一纸调令，使他走进被戏称“闲（贤）人教剩（圣）人”（失业青年教落榜学生）的民办学校——新民中学，总算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教过数学、语文，做过班主任，送走1966年第一届毕业生。 用万老师自己的话说：“在民办学校度过的16年，23-39岁，是我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宝贵的年华，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也受到不小的锻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谁能说这个身有“红疤黑迹”的“黑五类”子女，在这个没有党组织，政治空气相对薄弱的“避风港”里总算平安度过疯狂的年代，不值得庆幸呢？ 民办学校财政窘迫，为维持运转，他们勤工俭学，采取“半工半读”学制。比学生大不了几岁的万老师会像大哥哥一样，和同学们一起抬泥土砖石、割牛草，还胆大包天地带学生下河游泳。也许没人会相信，这群低人一等的民办教师还会有快乐，他们白天教学，晚上备课、批改完作业，兴起时邀约三五同事压马路散步谈天，于无人处引吭高歌，最爱唱的是前苏联歌曲《山楂树》《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类。唱得忘形时，发誓不再当诗人的万龙生会“旧病复发”，手舞足蹈做“把酒望青天”状，背诵东坡的《水调歌头》。 文革开始后，从停课闹革命到复课，折腾的几年间，万老师幸运地“遭遇”爱情，结婚安家，生儿育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使饱受磨难的万老师再也感受不到教书育人的乐趣，只是每天如履薄冰地行使教师职责，但求无过以自保。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想远离诗歌，诗歌却偏要去找他。其间，他遭逢了两个文学圈子：一个是70年代中期江北城为中心、以文化馆的谢宜春老师为核心的半官方圈子（为诗歌吃尽苦头的万龙生不长记性，又成了积极分子），一个是始于文革初以猫儿石为根据地纯粹以感情及共同情趣维系的小圈子（每次聚会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万龙生左右逢源，乐此不疲地奔波于两个圈子之间，重新获得从事创作的无与伦比的快乐，为此后10年从事文化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为规避风险，他以爱情、友谊、大自然为题材弹奏心曲，沉醉其中，创作了大量诗歌，期盼文学的春天早点来临。这一策略体现在他的两句诗中：“我的竖琴三条弦：爱情友谊大自然。”他对缪斯的痴迷，体现在《唱给缪斯》组诗（后来选入《新中国50年诗选》）中。他对缪斯告白：“你是我永远的情人”，后来他的第二本诗集就叫做《献给永远的情人》。 文化，10年人生的华彩乐章，永世难忘。 这段华彩乐章，是和江北区70-80年代的文学热联系在一起的。这股热潮始于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夕，文化馆的文学辅导干部谢宜春先生组织的文学小组就已经凝聚了人气，曾走出过两位知名教授，吸引了许多醉心文学的人来此交流作品，讨论问题。同时又在猫儿石以诗会友的万龙生成了这里的积极分子，不断有作品见报。当年在磨滩河畔仰望星空的小诗人，此时似乎完全忘了诗歌给他带来的伤痛，开始如鱼得水，锋芒毕露。当1982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转正”调入公办学校仅仅两年的万龙生老师，被调入江北区文化馆担任梦寐以求的文学干部时，他还在“恍兮惚兮”，弄不清人生的拐点何以来得这样快。 还记得从茶园到猫儿石的公路上孤独而快乐的身影，没有公共汽车算什么？去赴盛大的节日，哪怕天气骤变，也从不爽约；还记得天原化工厂简陋的小阁楼，可以放言高歌肆无忌惮，以诗佐酒不醉不归的地方；还记得在值班室里用文学的话题煮火锅，毛毛菜和地里现拔的萝卜都成了美味珍馐；还记得1973年9月8日，难忘的“五一水库”野炊和狂放的诗歌唱和；还记得1979年春，江北区文化馆的川北采风，于朱德元帅故乡仪陇写的一组短诗被《四川日报》选用；还记得四开铅印的文学小报《嘉陵江》，迎面吹来朴素而温婉的风····· 正是有16年民办学校相对宽松的环境，有母亲温暖的关怀，有文朋诗友相互砥砺，也有在文学诗歌方面永不言弃的精神追求与经年的积淀、提高，才应了“机遇只给予那些有所准备的人”那句名言，得以从众多的江北文学爱好者中脱颖而出，接过谢宜春先生的担子（他有幸调到市文联《红岩》编辑部工作，后来担任了主编）。从文学的追随者一变而为文学辅导干部，主编《嘉陵江》，这华丽的转身充满多少艰辛，从此，年富力强的万老师在这片园地辛勤耕耘，不敢有丝毫懈怠。以“余见”为笔名发表评论文章的他，逐渐在重庆市成为知名文学人士，尽管如此，他从没有忘记自己在文学这条路上是如何艰难跋涉的，站在辅导干部的高度，对于文学追求者们尽可能多的给予鼓励和支持，就像当年他获得别人的帮助一样。对此，从江北区一个街道文化站文化馆走出来的周其伦感受颇深，给《嘉陵江》投去的第一篇作品和一封信的内容早已不记得了，而落款“余见”的回信，那龙飞凤舞的文字和中肯的点评却让他至今铭记。从那以后，他不顾家离江北城10里之遥，甚至在那个雪花飘飞的寒夜，也没有中断过文学小组的聚会，成为这里的积极分子。曾是“跑滩”木匠的姜孝德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根据他的诗稿《白帆》后面注明的地址找到家里来，在他心里几乎熄灭了的文学之火瞬间燃成燎原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若干年后成为万老师的继任者，文化馆的文学干部，江北区作协主席。 喜交友，善豪饮，豁达爽直的万老师颇受众人喜爱，人缘极好，他将文化馆里的文学氛围经营得和谐且活跃，不掺半点杂质，大家将这里视为不可多得的精神家园，将每月25日晚的例会视为自己的节日。 以卓越的工作能力和文学才干，他把江北区文学活动搞得风生水起，精彩纷呈。上天开始对这个少年时代就献身文学的人赐以青眼，不久，就越过“辅导组长”、“副馆长”直接荣升文化馆馆长，进而是区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在某些人看来，这“火箭式”的升官直接是和发财相联系的，睡着了都要笑醒了。万老师也确实笑醒过，但可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想到能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大力发展该区的文学事业，团结一批有志于此的中青年，把小小的《嘉陵江》诗报办成了像模像样的季刊杂志。他将区外的王端诚老师聘来做该刊《诗词》栏目的编辑，还利用文化馆迁新址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如举办讲座、作品讨论会、笔会、征文等，为作者们提供了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机会。著名诗人流沙河、沙鸥等都曾在此与业余作者见面、讲课。有些作者受惠于《嘉陵江》，从这里走出去，甚至担任江北区作家协会主席或“官”至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的。万龙生老师自始至终参与了上世纪70-80年代江北区的文学热，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为江北区文学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那时，重庆市文学界有“江北帮”之说，至今犹有余音。 回眸这一切，万老师总是心存感激地念叨时任江北区委书记方家良同志的好，正因为有了他的关怀和大力支持，江北区文化建设才得以飞速发展。不仅编印了一本很好的乡土教材《可爱的江北》，还成立了作协、重庆香国诗书画协会、重庆诗歌研究会、编印了面向全市，乃至市外的《银杏诗报》、《香国诗刊》，并于1987年在全市各区县中赶早成立了区文联组织。没有想到的是，正当江北文学人交口赞誉之际，万龙生老师却离开了他热爱的江北区，一脚跨进新闻界的大门。 新闻，12年文名胜于诗名，情非得已。 1991年6月，万老师从江北区文化局长的位置调任《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6年间，他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也是干得风生水起，吸引眼球，至今在重庆文艺界人士中还广受好评。同时，因职务的方便，给了正在参与创建重庆市诗词学会的王端诚老师大力支持，发表了其《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一文，为重庆市诗词事业“鸣锣开道”。万老师也为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的宣传倾尽全力，成为亲密的朋友，即使后来调离副刊部，这种起源于80年代末，长久而稳定的友谊也一直保持至今，已逾20年之久。早在已故元老邹绛先生在世时，就因为共同的诗学理念而与新诗所走到了一起，而且在学术研究中有过多次合作的机会，他曾经参与《新中国50年诗选》《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20世纪中国现代诗学手册》《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中国现代诗体论》等论著的编纂，现在还担任《诗学》年刊编委，主持《格律体新诗研究》专栏呢。 1997年重庆日报社机构调整，刚好遇上新闻改革的潮流,万龙生又受命到新组建的社会新闻部担任领导工作。虽然只有短短两年时间,不过，饱经沧桑的他，早已处变不惊，很快适应了环境，干得也还得心应手。万老师自己总结，最后在“考评办”的4年,也还算称职尽责,不过比较平淡。这是相对于他在江北区和副刊部的热闹而言的，喜欢文学诗歌的他，实在不惯于这种四平八稳的清静，他需要证明“曾带了灾难给我的幻想/到底结出了晚熟的果实”。 进入1990年后，万龙生老师的作品与日俱增，但细心的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从小醉心吟咏，为诗歌而生的人，怎么忽然以作文为主了？在各地各级报刊编发的作品中，除新诗外，大部分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和文学评论，尤以署名“余见”的评论见长，以致知道“余见”的人比知道“万龙生”的人还多，使他当之无愧地一度担任了重庆市作协评论委员会主任。其实，只有他心里明白，一则长期的题材取向，使他不能很好地为时代讴歌；二则诗风骤变，先锋、现代，他不能也不愿随波逐流。至于文名胜于诗名，实在是意外的结果，并非本意。他相继出版了诗集《戴镣之舞》《献给永远的情人》《云影集》及其续篇，诗论诗评集《诗路之思》等多种著述。2000年，他的作品纳入“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书系的《万龙生卷》出版，成为他文学生涯一个跨世纪的里程碑。 不过，既然是为诗歌而生的人，就一定有梦想。2012年4月的一天，万老师竟然在旧箧中发现了两页用毛笔写的文字。那是一份现代“唐·吉诃德”创办《现代格律诗报》的完整计划，有“办刊宗旨”、“拟设主要栏目”、“经费来源”、“编辑班子”， 自封“执行主编”。不知沉睡了多少年，连他自己也没有一点印象了，据推算应该是1996年以后不久的事。颇有一点喜剧色彩的是，鬼使神差，在21世纪之初，终于梦圆“东方诗风”。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2003年，“大侠”万龙生从报社退休了，他带着一丝困顿和迷茫，带着诗歌的梦想，告别纸媒，走进网络世界······ 退休，10年色彩斑斓的重头戏，了却夙愿。 在重庆文坛，近年来没有不知道网名“诗酒自娱”和“格律体新诗”以及他的团队“东方诗风”的。万老师在《梦圆东方诗风》里这样解释：“打从青年时代，我就膺服先贤闻一多先生的诗学主张，进行新诗格律的探索。”崇尚诗歌“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是他一贯的追求。由于深受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新月派以及诗人何其芳的影响，他的诗作，十分讲求节奏、音步、音韵、对称等格律，自谓“带镣之舞”，亦即闻一多先生倡导的新诗“要做成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其一贯推崇力倡的“格律体新诗”，以“东方诗风论坛”为载体，在10年来的艰苦探索和实践中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提高，在新诗领域有了一席之地，这令已进入晚年的万龙生老师欣慰不已。 说起“东方诗风”，不能不提“古典新诗苑”。2002年，几个有远见的诗歌青年，为打破晦涩难懂的“先锋”诗歌对诗坛的垄断，提出诗歌要“回归大众、回归现实、回归传统”的观点，建立了这个论坛。次年，退休不久的万老师初涉网络，无意中在此发现其观点、倾向皆“英雄所见略同”，遂视为知音，欣喜万分，立即注册，很快融入这一集体。2005年7月，诗友们走出虚拟空间，在合肥聚会。由万老师提议，打破局限，将论坛更名为“东方诗风”，得到诗友们一致赞同；确定论坛方针：以创建新诗格律，建立格律体新诗为己任；决定将沿用半个世纪之久的“现代格律诗”改称“格律体新诗”，并在年内出版《新时期格律体新诗选》。自此，万老师受命接过“古典新诗苑”大旗，成为“东方诗风”的“掌门人”，主持站务。于是，各地诗友笑称万老师家为“东方诗风的客厅”。直到这时，他才真正开始实现少年时代的夙愿，在诗歌的海洋里乘风破浪，尽情遨游，享受无与伦比的快乐。十年来，他主持出版了两辑《东方诗丛》，出版了《东方诗风》纸刊，不久前又应邀担任了《渝水》诗刊的主编。正如他自己常说的：“忙并快乐着！” 还记得在湖南凤凰古城的沱江边，老诗人顽童似的和我们一起联句，深夜不归；还记得老司城“碧花庄”的“听雨轩”，那个借烛光奋笔疾书的剪影。九江行吟，还记得壮美的三叠泉旁，那张以万老师为中心，集合老中青三代诗人的“常青指路”造型的绝版照片；还记得剪刀峡的“听涛山庄”里确定《新时期“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选粹》工作的“庐山会议”。皖南之旅，我就奇怪，万老师怎么能一边爬敬亭山，一边和诗友们谈笑，一边还能快乐地写诗？待登上山顶，即可围坐一圈，听他抑扬顿挫地朗诵新鲜出炉的佳作，连诗山上的环卫工也听得津津有味。在上海松江的华亭诗社，当万老师与文化馆长陆春彪紧紧相握时，两地诗人的盛会就这样拉开序幕。还记得，欢迎晚宴上，有纯正的绍兴女儿红垫底，有陆馆长和万老师带头，那晚，我们都成了“豪放派”。不久，我们又将踏上中国山水诗的发祥地温州大地，在雁荡山中，在楠溪江畔······“大侠”万龙生又会有怎样惊人的表现？跟着这样的人行万里路，我们好像也变成大侠了。 “自从邂逅‘古典新诗苑’开始，继而参与、主持改名、定向、发展的全过程，为其‘蝶变’付出心血，也丰富了自己的晚年生活，实践、追求自己毕生的诗歌理念，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站在退休10年色彩斑斓的舞台上，万老师如是说。前不久，七十有二的他不小心跌下一米多高的堡坎，除软组织挫伤外，一节脊椎略有压缩性骨折，所幸在师母精心照料和及时治疗下，已无大碍。然而，岁月不饶人，诗思不竭但操持站务的精力却一天天不够，这让从不知焦虑的大侠，真正有了危机感。在众诗友欢聚十年庆的客厅里，老师虽然春风满面，但难掩忧虑的眼神。毕竟事关论坛发展大计，内心有些沉重。 流年似水，翻开《东方诗风十年庆专号》，看到万老师曾经年轻的身影，我不禁恨起时间老人来。要是那个在磨滩河畔仰望星空的小诗人永远不长大就好了，听，《深情怀念的歌》这样唱道“磨滩河呵，磨滩河！我对你一往情深，是因为曾经在你的怀抱里生活，那是我生命史上最动人的篇章呵，那是我文学生涯中最初的段落！”。要是能像电脑删除错误，重新编写时间程序，把曾经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20年光阴找回来该有多好，那个梦魇般的年代，因为“莫须有”的罪名，生生糟蹋了一个文学青年20载黄金般的青春年华啊！真希望生命字典里没有“衰老”这个词，我们和老师一起从合肥、柳州、重庆、邯郸、湘西、九江、皖南、上海松江、温州、宁夏、长沙······一路走下去，把格律体新诗推向全国。 在“东方诗风”，与万老师同时代的还有王端诚老师、孙逐明老师、龙光复老师，多年来，他们为之殚精竭虑的格律体新诗已有所拓展，相信“东方诗风”第二代诗人在老师们的扶持下，有能力走得更好。虽说衰老是人生法则，谁也无法抗拒，做好减法是明智之举，但在现代医疗发达的今天，人过七旬正当年！诗思泉涌，无牵无挂，不正是诗歌创作的第二个春天吗？有一副对联深得万老师喜爱，作者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名传后世的顾炎武先生。在此，请允许我借花献佛，将这幅对联转赠所有老诗人，并作为结束语，以表达晚辈的崇敬之情与祝福：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注：《嘉陵江》，当年万老师在江北区创办的文学刊物，现为双月刊，江北区文联主办。 作者简介 周琪（网名海棠依旧），女，回族，1956年6月生，南京人。重庆市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双桥经开区诗联学会会长，重庆市诗词学会格律体新诗研究院副院长。2017年与上海诗人王民胜合著《新月吟草》。2019年9月著《海棠新月集》（吕进主编《格律体新诗集》之一）。 （图文供稿： 万龙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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