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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度”和西方的“数”,东西方思想差异,这两个字精确概括

 yh18 2020-07-09

大家好,这里是小播读书,今天我们聊聊东西方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差异:度和数。

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万物之原,万物皆数,数是宇宙的本质。哲学家李泽厚说,“度”是人类生存的智慧,是一种现实可能性即可实现性,是一种“实用理性”;而西方的“数”只是一种逻辑可能性。

东方的“度”和西方的“数”,东西方思想差异,这两个字精确概括

度是认识论的第一范畴,而数是第二范畴,度是由数组成的。

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人类首先是以生存为目的。为达到生存目的,一般说来,做事做人就必须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我们中国人讲究凡是掌握分寸,这是一种智慧,道家思想讲“道”,是一种自然法则,但自然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度”,适者生存,合适的才是最好的,不走极端,因为物极必反。儒家思想讲“中庸”,《中庸》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国,充满了对“度”的智慧。

而“度”的来源是什么呢?

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维持肉体生存,即食、衣、住、行。要食衣住行,就要进行“生产”,所以,这个“恰到好处”的“度”首先便产生和出现在生产技艺中。动物也生存,也掌握“恰到好处”,那是出生后生物族类本能不断训练的结果。小动物从小就接受大自然的“驯化”,那就是为了训练、培育这种“恰到好处”的肢体及神经技能。比如自然界的“用进废退”,多余的东西会慢慢被自然淘汰,自然进化会保留有用的器官、有用的物种,能适应的物种,而不是最高、最大、速度最快的留下来,而是能适应自然的才能保留下来,这是一种“度”的精神。

人类社会也是一样,由于人类是以使用和制造工具来猎取、采集、栽种、创造食物的生物族类,其世代相传、相互模仿而不断扩大的生产技能中所掌握的“度”。在使用和制造工具中,其关键正在于掌握分寸、恰到好处的“度”。“度”就是技术或艺术,即技进乎道。这种度在道家思想中,就是“道”。

而西方古代,从古希腊开始,对“数”就非常重视,一方面因为古希腊是海洋国家,海洋国家无法靠农业自给自足,对外贸易非常重要,而在贸易中,算术是基本的技能,因此培养和锻炼他们天生的数学能力,数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学问,需要的是逻辑思维能力。但是数学是如何而来的,当然,数学也是源于人类的生活实践,人们在每天的生产生活操作中,产生出了人类特有的概念和符号体系,比如数学和文字。

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就指出,在实际的具体操作中包含或隐藏着基本数学观念,如相等、顺序、总和、同位、换位等等,从而创造符号使这些概念变得明显。

达尔文说,“木匠和石匠如果没有这种即便是粗糙的估量大小和重量的办法,就没法进行工作……计算和测量的根源在于这种处理的经济和有效,其结果表现为物理工具如最初刻痕、划划、结绳,后来表现为形象和图表。”

达尔文强调说,“这些数学和逻辑,并不是存在的形态,而是思考事物的方式”。

东方的“度”和西方的“数”,东西方思想差异,这两个字精确概括

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从模糊的“度”,抽象和总结出精确的“数”,所以,度是人类智慧的第一范畴,而数是第二范畴。大自然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没有一个完美的三角形或者圆,数学是一门精确、完美、只存在逻辑可能性的知识。显然,数学其实是简化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一个人加一个人等于两个人,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在自然界,不存在绝对的“1 1=2”这么纯粹和精确的逻辑。

西方对“数”的崇拜由来已久,在古希腊达到了顶峰,古希腊哲学柏拉图创办的西方第一所大学“柏拉图学园”的门口就树立着一块牌子“不懂几何者,不得入内”,可见当时的数学和几何学这种抽象和高度理论化的学科的重要性。同时,在柏拉图提出的“理念论”,他认为我们所看到是世界只是真实世界的一个影子,还提出了著名的“洞穴比喻”,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的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就是“理念的世界”,和我们所处的“现象的世界”的对立的。

其实,柏拉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想?因为,和他们崇拜数学意义,他们认为,存在一个和数学知识一样,纯粹、精确、完美的世界。

但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我们更注重“现实的合理性”,或者说“理论联系实际”,农业社会比较依赖经验,气候变化,斗转星移都是自然现象,人类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我们只能依靠经验来指导农业生产。中国人注重经验,注重实用性,注重合理性,重视现实的可能性,而不是逻辑的可能性,发展出了中华文化独有的:“实用理性”。

哲学家,李泽厚老师说,即便“雄辩”如孟子,常常违反形式逻辑,仅以气势逼人;清醒如荀子,也以无实用价值而反对名家;道家强调的恰恰是逻辑悖论式的辩证观念;法家如韩非着重的更是现实功能的“逻辑”。从孔子起,重视的都是“名(概念)”与“实(现实)”的关系,是“必也正名乎”,而不是“名”自身独立发展的价值;而其根由则在于,天人不分的巫史传统,没有可能从独立科学基础上发展出高度抽象的“先验”观念和思维方法。

这使得中国人的心智和语言长期沉溺在人事经验、现实成败的具体关系的思考和论理上,不能创造出理论上的抽象的逻辑演绎系统和归纳方法(墨辩略有而失传)。汉语缺少抽象词汇,哲学缺少形而上学,思维缺少抽象力度,说话作文不遵守形式逻辑,计算推演不重视公理系统。中国很少有哲人能够发表“通过逻辑完美的认识,内在价值是不能以应用外在价值所能比拟的”之类的论说,未能重视抽象思辨所获得逻辑真理和认识愉快,远比物质效用和实际利益更为重要。

“度”的思维,和“数”的思维,是东西方思想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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