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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里讲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以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古人对“大同社会”这一文明社会的描述及向往。文明社会，是指表现出较高发展阶段的社会状态，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的总和。文明社会离不开高度发展的政治与文化，前者是其重要依托，后者为其主要表象，下面就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简要谈谈我国文明的嬗变。 （一）文明的起点 中华文明起源于好几千年以前的原始社会，《山海经》等上古神话以及三皇五帝的传说当可视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滥觞。彼时原始部落之间的成员关系，部落首领与成员之间的关系，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甚至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每种关系总和的约定俗成后的规则表达，这应该就是最初的文明，只不过可能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初级的、本能的文明初阶而已，这是道家最为念想的远古时代；也有人说，文字应该是文明的肇始，想想也是，自仓颉造字“惊天地、泣鬼神”以降，有文字聚成文章，有文章上形文化，有文化乃可教化，有教化始得文明，这道理自然也说得通，否则儒家学说又怎会于后世一以贯之呢；但我不这么想，我想我国的文明“起源”于中国人对文字的一种敬仰，只有心怀对文字的敬仰，经验才得以书写，知识才得以传承，技能才得以教授，教化才得以普及，规则才得以总结，文明才得以最终呈现。余秋雨先生在《中国文脉》里谈到农夫路见有写过字的纸必尊敬捡起而入炉焚之，渔民出海每带字纸压舱底方敢出行，此等关于“敬惜字纸’之事，我想这应该才是文明的起点吧！ （二）文明的呐喊 自禅让废退，大禹传启后，中国就此进入“家天下”的模式。夏朝信天命、商朝敬鬼神、周朝重人事，由此“命、神、礼”构成当时文化常态，并以此形成古代社会文明。而周王室日渐式微，周天子虽贵为“天下共主”，然“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已是既成事实。春秋有三传，其实无义战；三家齐分晋，战国更凶残。各诸侯逐鹿中原，争相问鼎，流血千里，血流漂杵。野蛮分裂的社会状态，急需有人发出文明的呐喊。诸子百家由此纷纷登上历史舞台，竞相争鸣，并共同筑就了中华文明的精神高峰，就如易中天先生说的“中国人（华人）的文化性格或心理，十有六七是孔子和儒家塑造的，另外三到四成则来自道家、法家、墨家，还有其他民族”。时代寻医问药，众家献计献策。儒家着眼于掌权人，墨家着眼于天下人，道家着眼于每个人，法家着眼于朕一人。孔子主张“亲亲之爱”，认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而墨子主张“兼相爱”、“别相恶”，认为“生于无政长”，因此得“尚同”；杨朱说，咱不拔一毛乎，而孟子云，吾取义成仁也；道家讲“无为”，寻求虚、静、淡，而法家重事君，追求势、术、法，由此种种，不一而足，纸短言长，难以尽述。有如易中天先生所说：“墨家关注社会，留下了社会理想，这就是平等、互利、博爱；道家关注人生，留下了人生追求，这就是真实、自由、宽容；法家关注国家，留下了治国理念，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儒家关注文化，留下了核心价值，这就是仁爱、正义、自强。或者说墨家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道家留下了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法家留下了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儒家留下了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不同的呐喊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响声，这声音穿越历史而来，直达天际，又直击人心，朝野上下因此凝聚，新的社会形态由此出现，中国从此进入了长达几千年的“大一统”模式。 此外，还有爱国诗人屈原在不断“天问”无果自我投江后，除了给中国人一个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祭奠外，更重要的是给中华文明强化了爱国的内涵，虽然说现代人理解错了诗人的“国”（指楚国），让“楚国的三闾大夫”爱上了现代意义上的“国”，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精神一致不是吗？ (三)文明的庇护 其实一切理念之争的背后，归根到底是利益之争。诸子百家的争鸣，最终由习惯往后看的不同于道、墨、儒家，而强调与时俱进、承统前三家的法家最后惨烈问政。秦国历经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在“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的商鞅的夯基下，在信奉“老鼠哲学”的李斯的操持下，在韩非子学说拥趸者秦王嬴政的“横扫六合，并吞八荒”下，最终建立了强大的多民族融合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得以传承，是在法家及秦始皇的庇护下乃得以完成。虽说其“燔诗书而明法令”，做出“焚书坑儒”的惊人之举，是对中华文化的戕害，但不可否认的是其颁布的“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政策，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次伟大改革运动，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里程碑。“书同文”即统一文字，确立官方语言标准，为秦朝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社会体制而做出了不朽功勋，正因为如此我国文明才得以绵延至今，而不至于湮灭。历观世界其它古文明，为何最终“毕竟雨打风吹去”，“因为那些文明的割裂、分散、小化，都与文字语言的不统一有关”（余秋雨语）。“秦为天子，二世而亡”，徒叹奈何，个中原因，难以细述，但"百代都行秦政法"（不过得补充一句易中天先生的话,法家的“法”为“非法之法’,是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由此奠定中国2000余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中华文明也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四）文明的震荡 西汉以来，魏晋之后，佛教传入并大举盛行，加之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北朝民歌的吟唱等，使中原文明得以跳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囿限，极力往西北突进并得以和欧洲等地文明相融合，最终使得历朝历代朝野上下同受感化，由彼时文明的有益补充，最终发展为多元统一的中华文明，并使唐宋王朝达到封建盛世文明的巅峰。但至明清时代，外行“闭关锁国”，内构“文化恐怖”，竟致我国文化几沦为凋敝之地步。君不见，欧洲大陆几次重要的工业革命，彼时在我“天朝”眼中皆视为“奇技淫巧”，资产阶级文明刚欲萌芽，却即遭扼杀；君不见，“强弩之末”的王朝为加强统治，大搞特务机关，大兴“文字狱’,“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除市井坊间小说盛行外，士人们不敢乱翻书，乃重回故纸堆，埋头深研音韵训诂，至此我国文明裹足不前。 从主流文化上来看，封建集权制度下，文化必须依附于政治，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政治凸显的“历史周期律”，却使得我国文明高低起伏、震荡不已，却未能有更高建树，甚而差点衰亡。两千多年来，从政治层面看，中国“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大体确立后，其他朝代虽有“王安石变法”“一条鞭法”等封建集团内部的改革，以及诸如“大泽乡起义”太平天国”等众多农民起义，但无非是换汤不换药，只是对整个封建体制的修修补补，并未动其根本，封建王朝这架马车仍是不断震荡前行，直至民主革命吹响胜利的号角；从文化层面看，政治未变，文化难改。自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论为封建统治阶级御用，进而成为“帝王之术”后，儒家也就堂而皇之地走入君王的朝堂，进而成了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虽然儒家理论不断沿革，从孔孟学说的“三纲五常”等、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等、以至王阳明的“致良知”等，在不断被打扮，不断被逼仄，不断地震荡的情况下，最终还是不敌西风东渐，不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范仲淹、苏轼、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士大夫“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却在历史的天空中不断闪现，以儒家思想“仁爱、正义、自强”等为主的核心价值文化不断地在士大夫，乃至“引车卖浆者流”的身上不断流淌。 （五）文明的重构 近代以来，由于封建思想的日渐落后，综合国力的日渐衰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换来的当然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落后就要挨打”。这百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寻求救国方案，而我国文明却因儒家文化的失势，殖民主义的侵蚀，德赛先生的召唤等而显得迷惘泛化和无所适从，中华文明迫切需要重新得到建构。 虽有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宏伟蓝图的提出，奈何军阀混战，列强环伺，外敌入侵，内乱不已，中华文明几欲断裂，重构任务无法实现。“东方红，太阳升”,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最终选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重构文明的历史重担终于交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此期间虽然也走过了不少的弯路，但没有路会是白走的，拨乱反正、自我纠错不也是政治智慧的高度体现，不也是一个政党强大生命力的表现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对重构文明作出了重要指导，社会主义文明的五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及生态文明）的重要表述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的大力倡导，难道不是对我国文明的具体阐述吗？ 由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中国并称的五大文明古国，前四个确实都已作古，只有我泱泱中华古国历经磨难而至今屹立不倒，整个文明历程虽有损伤，但未曾断裂，并得以清楚地保留。整个中华文明延续至今，“路漫漫其修远兮”，新时代有新文明，新文明有新内涵，随着社会主义文明价值体系的构建，“吾将上下而求索”，秉点亮的文明火种走向世界的“大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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