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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这个词听起来并不陌生，如今只要是讲国际关系的书籍、新闻，都会提到这个词。追根溯源，它是由美国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提出的。亨廷顿认为，如今国际政治的核心角力是在不同文明之间，而非国家之间。 现如今，我们该如何划分世界上的文明？又该如何认识它们？如果文明是国际政治角力的主题，那么最终世界文明会有怎样的走向？是融合、冲突，还是友好共存？ 王焱老师为我们分析了世界各文明体，解读文明的冲突与共存。  王焱老师 01.从文明角度看国际关系王焱老师指出，在往常我们看待国际关系的时候，总有两个范式。一是现实主义，它主要聚焦于国家，从国家间的冲突看待国际关系学；二是理性主义，它把视野扩张到广泛的经济社会问题，认为国家是许多利益体组成的大系统，因此所有角色都通过谈判推进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但亨廷顿未曾采用这两种范式，而是从一种新的文明范式中观察国际关系。这种创新的范式是基于他对文明的看法，他认为，国家和政治制度都只是文明的表面，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文明为人类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  不能把文明冲突的命题当成标语口号 人类群体之间最关键的差别在于他们的价值信仰、思想和社会关系，而这一切就是文明的体现。帝国有盛有衰，党派纷争也有终结，但是文明却延续依旧，即使衰亡，也会掺杂到人们的思想中，影响一大部分人。 王焱老师在讲述中提到，国家变化之迅速，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但在国家这一层面之上，文明还是文明。文明作为历史上亘古存在的界限，最终影响着人类的观念。 于是亨廷顿认为，各种文明影响着人类的经济政治行为，并必将对现代社会有持久的影响力，最终将压倒一切，从文明看国际关系将更加清晰。 这种想法并非亨廷顿首创，早在1918年，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G. Spengler）写就了《西方的没落》一书，就是在以西方文明作为单位研究历史，而并非德国、英国、或者法国这些单一国家。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也认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个缺陷就是把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单位，这反而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视野。实际上，欧洲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历史发展。 这些思想都告诉我们，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研究国际事件都应当扩大视野，把现象扩大到的文明范围，并将其加以比较和考察，或许才能获得更加清晰的结果。 02.如何认识国际舞台上的文明？既然如此，世界上都有哪些文明？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它们呢？ 王焱老师给我们讲述了不少研究学者对世界文明的看法。 其中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上原本有21种主要文明，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之间冲突与融合并行，如今幸存的还有5种，分别是印度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有两种形式，一是伊朗文明，二是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东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 同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归纳出三种人类文明发展的模式。一是中国模式，即大一统国家下的文明发展方式；二是希腊模式，即从蕞尔小邦到大一统帝国的文明演进模式；三是犹太模式，是一种对传统信仰追求形成的文明模式。 汤因比指出，这三种模式都是文明发展的有效模式，可以通过互相交流共同生长。 
亨廷顿也有对世界文明的划分方法，他认为，现代世界有7或8种文明，分别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儒教文明（主要是中国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也可能是世界舞台的第八种文明。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Weber）对世界文明也有不同的分析，他将世界文明以宗教的形式来划分，印度教、基督教、儒教和伊斯兰教。每个文明由其固有的历史、宗教、环境，衍生出了固有的文明特性，而这种文明特性决定了文明的展开方向，甚至是文明的未来。 
王焱老师举例儒教说，儒教缺乏对天堂等神圣世界的向往，几乎没有神圣世界和凡俗世界的紧张感，于是，就缺乏对世界上既定秩序的排斥，所以说，中国文明拥有一种顺应世界的内在情感，这种顺应决定了它的展开方向，发展出更加保守的文明。 那么，文明和国际舞台上的国家概念又有何关系呢？ 亨廷顿认为，一种文明里面往往是需要有一两个国家作为代表的。这种代表国家被称为核心国家。如果没有核心国家，文明也就丧失在国际舞台上活动的基础。比如说佛教就没有一个代表性的核心国家，所以国家就被排除在文明的冲突与竞争之外。而马克斯·韦伯在分析文明的时候，也没有将佛教列于其中。 03.这些文明将会如何发展？当今世界的这些文明体将会如何发展？是冲突还是共存？是融合还是分裂？ 王焱老师首先为我们分析了亨廷顿的看法。显然，亨廷顿的观点更符合主流价值观。早在冷战时期，亨廷顿就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明，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明相互并存。人类历史也会因为文明的交流而趋向于多元和丰富。 根据这一观点，亨廷顿面对多文明的共存，倾向于避免文明的冲突，以减少未来的危险。他认为，文明的冲突主要来自于各个文明的傲慢、不宽容和武力，而文明的对话和交流是根本解决办法。 当然，与亨廷顿观点不同的人也有许多。王焱老师就为我们讲解了一种普世主义。这种文明观认为，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各民族正在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并终将形成一种完全相同的普世文明观。 持有这观点的人就包括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所写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中就指出，科学技术对人类历史的所有文明产生了统一作用，而人类文化终将会同质化。而他并不觉得这是值得高兴的，相反福山是充满悲观的，他认为，虽然同质化是文明发展的终点，但在这个终点上，人类必将失去创造、激情与希望。 
亨廷顿对此毫不认同，在他看来，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的战争。亨廷顿认为，一个多文明的世界更加需要接受的是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才能寻求共同性。 马克斯·韦伯更加强调文明的独立性和互相尊重。他认为，无论将来世界文明如何发展，我们都应当在现在尊重文明个性化，承认文明和国家一样是具有独立性的，只有承认这种独立性，尊重各种文明的发展。 当然即使是从文明体看待国际问题，依然充满复杂的利益、思想纠葛。而这些还需要我们一步步去了解，分析不同学者的观点。正如王焱老师在讲述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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