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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宝森先生１９０９ 年１０月生于北京，６岁时由母亲开蒙家教，后进私塾读书。在私塾读书两年后，即开始学唱京剧，拜花脸名家裘桂仙（ 裘盛戎之父） 为师，学唱谭派老生。１１岁时，他加入名武生俞振庭的斌庆社科班，借台练戏。１３岁又向名教师陈秀华学唱谭派戏，技艺大进。同年11月７日， 他第一次登台演出。由于得名师传授，加上天赋一条高亮清脆的嗓子，杨宝森成为北平菊坛一棵十分醒目的新苗。那时，京角南下在梨园界早已并非新鲜事，京伶之名角， 视上海为外府，而上海经营戏园者，亦以争相邀角为能事，所以一年中必有若干京角南下上海。杨宝森自然也不例外。他自１９２４年１５岁首次赴沪演出始， 就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中曾１９次南下上海演出，上海成为他演艺生涯的重要阵地。 杨宝森《失空斩》 １９２４ 年５月２４日，应名旦荀慧生之约，杨宝森首次赴沪演于更新舞台。前三天的打炮戏为：２４日大轴《定军山》；２５日《黄金台》（日场），《四郎探母》（夜场）；２６日《失·空·斩》。杨宝森此次在沪共演出三个月，计２８出不同的戏码，以谭派正宗须生闪亮登场，受到沪上观众的热烈欢迎。有论者评杨宝森的《空城计》云：“伶界中号称谭派须生者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然而谭派须生之演《空城计》一剧，能脱尽火气，逼近老谭者，实不多观…… 童伶能有此成绩，实极难得。”杨宝森首次赴沪演出，引起了广泛关注，一时有“小神童” 之称。在沪演出三个月，杨宝森因嗓子极度疲劳而倒仓，乃至一字不出。直至１９３２ 年（２３岁），他倒仓整整九年，这是他人生最为黯淡的日子。但他以乐观的态度和勤奋的精神，坚持练功、吊嗓、习字、绘画，并经常和学者一起研究戏情戏理，探讨音韵学，艺术修养大大提高，直至嗓音逐渐恢复。 １９３３ 年４月５日， 杨宝森第二次赴沪演于天蟾舞台，演期５０天，仍冠以“谭派正宗文武须生”头衔。演出初期，天蟾舞台邀坤伶张艳卿与杨宝森合作，张挂头牌，杨挂二牌，因张色艺平常，观众多为杨鸣不平。当时，著名戏评家徐慕云等正为杨宝森刊行专集，又为杨宝森改编《盗魂铃》一剧。演出《盗魂铃》时，杨宝森自拉自唱，当场写字，书法俊秀，琴艺尤精，大受观众欢迎。园主鉴于杨宝森号召力之巨，半月后竟将他拔为头牌，开沪上未有之先例。 杨宝森《战太平》 自此之后，至１９４１年９月，杨宝森连续四次南下上海，曾先后与名旦章遏云、名小生叶盛兰、名旦芙蓉草、名武旦宋德珠和名架子花脸袁世海、名铜锤花脸裘盛戎等同台演出。 １９３９ 年１１月４日，名旦王玉蓉在老师王瑶卿陪同下，赴上海接演黄金大戏院。杨宝森应邀加入合作演出，这是他第五次南下上海演出。这次他已冠以“红极一时余派传人正宗须生”的头衔，他的演唱艺术已逐渐得到同行的认可，显现出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戏剧家赵万鹏回忆说：“我随先父到孟小冬家拜访，恰巧碰见杨宝森，感到他一身书卷气，蕴含着一种大家风度。他走后，孟小冬感慨地说：‘宝森真不容易呀！钻研余派这么多年，由于嗓子不尽如人意，不得不改变发音方法。他的嗓子光有宽度而没有高音，这恰恰和余（叔岩）先生的嗓子相反， 因此他用余派的唱法， 必然把自己的缺点全都暴露出来。宝忠（杨宝森的堂兄，名琴师）和王大爷（王瑶卿）劝他改变唱法，主要是把发音的部位往前推了，利用口腔的共鸣，把声音往外送，以增加宽音的亮度。刚才他唱了几句，确实给人感觉另有一种韵味，不过力度稍差。我跟他说，如果再把力度解决了，也许你还能自成一派呢！’” 杨宝森后来的发展，证实了孟小冬的这个预见确有见地。1９３７年，由京剧史家、评论家张古愚主编的《戏剧旬刊》评出京剧须生“四杰”，依次分别为贯大元、谭富英、马连良、杨宝森。到了上世纪３０年代末，杨宝森和马连良、谭富英、奚啸伯并称京剧“四大须生”。 １９４１年末，经杨宝忠和李华亭（天津中国大戏院经理）策划，决定在北平组建“宝华社”（“宝”指杨宝森，“华”指李华亭），由杨宝森领衔挑班。这是杨宝森首次独立挑班，标志着他的演艺事业，迈人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独立挑班后的杨宝森，先后于１９４２ 年１１月、１９４３年８月和１９４４年４月， 三次率领宝华社赴上海分别演出于天蟾舞台和黄金大戏院， 均载誉北归。 杨宝森《伍子胥》戏单 宝华社首赴上海，与程派传人郑冰如合作演于天蟾舞台，自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１日起，至翌年１月６日止，演期一个半月。１９４３年８月，杨宝森二次南下赴上海，演于黄金大戏院。演出分二期：第一期自８月１１日起，至９月１０日，与名旦李玉茹同台演出《四郎探母》《闹院杀惜》《三娘教子》等剧目。第二期与章遏云再度合作，时间自９月２９日起，至１０月２４日。 第三次赴沪仍演出于黄金大戏院，时间自４月７日起，至５月３０日。杨宝森越演越盛，欲罢不能，报载广告有：“（杨宝森）演无人敢唱绝响多年极度累工骨子老戏”等等。杨宝森演艺已臻完美，唱、念、做无一不精。他的念就像唱，他的唱就像念，极富韵律美感。至此，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杨派艺术，已经初步形成。 抗战胜利后，蓄须明志的梅兰芳恢复演出。梅兰芳召集旧部，人重其义，无不来归。此时的杨宝森，为辅佐梅兰芳，不惜降格加入梅兰芳剧团，为梅兰芳挎刀，甘当陪衬的绿叶，一时传为佳话。 梅兰芳、杨宝森《汾河湾》（1946年）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杨宝森首次加入梅剧团，演于上海中国大戏院。以后，又于１９４７ 年１０月和１９４８年４月，再度加人梅剧团，演于上海天蟾舞台。自１３岁登台演出以来，数十年间，杨宝森曾分别与“四大名旦”的程现秋、荀慧生、尚小云同台演戏，但和梅兰芳合作，这还是第一次。作为梅剧团的首席老生，杨宝森的作用不言而喻，他的加盟为梅剧团的演出增色不少。 1946年11月15日《申报》广告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杨宝森第二次来上海参加梅剧团于天蟾舞台的演出前，所遇到的一件为难事。那期演出由天蟾舞台老板吴性栽（电影事业家，早年经营颜料生意，人称颜料大王）到北平出面邀角，被邀者有梅兰芳和杨宝森。吴邀梅、杨共餐，席间吴说：“戏酬听便，但请杨先生只身前往，二路（即配角演员）和花脸在上海就地解决，不必由宝华社带去。”杨宝森闻听此言，立刻起身离席，对吴性栽说：“既然如此，我也不必去了，烦劳另请高明吧！”梅兰芳见状，忙按杨宝森归座，杨宝森又说：“我走了，傍我的几位怎么办？今后我还有什么脸求人家？”梅赞同道：“老三（杨宝森排行第三）不是唱了上海，从此不再唱戏了，哪能为了包银把别人甩了？”吴性栽只好收回要求，同意杨宝森自带“梁柱”。事后杨宝森对此事只字未提，直到沪行归来，伙伴们方从他人口中得知。杨宝森之轻利重义，一至于此。 新中国成立后，杨宝森率杨宝森剧团四次赴上海演出，大受欢迎。１９５１年１ １月８日至１２月１８日演出于中国大戏院，共计４０ 天。这是杨宝森第十五次南下上海献演，剧目有《失·空·斩》、全部《杨家将》、全部《捉放曹》《大· 探· 二》、全部《伍子胥》《搜孤救孤》《红鬃烈马》《珠帘寨》《桑园会》《当锏卖马》和《法门寺》等。之后，他又先后于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１日、１９５４ 年５月、１９５５年６月南下上海，分别演于人民大舞台、红都剧场。 杨宝森《杨家将》 １９５４年５月杨剧团第三次赴沪演出，恰逢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同时在沪上公演。人民大舞台是梅剧团，天蟾舞台是程剧团，马连良在中国大戏院，杨剧团则演于红都剧场，两生两旦，群英荟萃，盛况空前。但红都剧场原为百乐门舞厅，位于西区静安寺，运离市中心，因此上座受到很大影响，常常只卖三成座。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王元化先生当时在华东局文艺处工作，正好赶上杨宝森在红都剧场演出全部《伍子胥》。他很欣赏杨宝森，特意包了两排座位，让大家去看戏。王元化是诚心去捧场的，他感到，卖座虽不好，却并不影响杨宝森的演出质量，这恰好印证了杨的义女杨文蕙的回忆。她父亲演出时，即使面前只有一位观众，他都会精神饱满地站在台上。后台的人员受父亲的感染，也都尽职尽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每当父亲唱至一出戏的核心唱段时，不但前台鸦雀无声，后台的工作人员也都屏息凝神，陶醉其中。 １９５５年６月，杨剧团第四次赴上海，演出于人民大舞台， 演期自６月２４ 日至７月2７日，长达一月有余。此时杨宝森的演艺已臻于炉火纯青，又得到著名鼓师杭子和、著名琴师杨宝忠的全力配合，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每逢演出，剧场全程录音，不时传出叫好声、喝彩声，气氛空前热烈，杨剧团载誉而归。１９５６年３月，根据文化部艺术局的安排，杨宝森率杨剧团赴天津，参加筹建国营剧团——天津市京剧团。 杨宝森《击鼓骂曹》 ８月２８日， 阵容强大的天津市京剧团成立， 团长由杨宝森、厉慧良担任，杨、厉挂双头牌，杨、厉合演，轰动津门。国庆节后，天津市京剧团决定赴北京、武汉、上海等地演出。１０月到北京演出，１１月转至武汉演出，１２月下旬，天津市京剧团由汉口乘江轮抵上海。这是杨宝森第十九次来上海，也是他最后一次在上海演出了。 天津市京剧团在人民大舞台演出时， 剧场门口的霓虹灯一会亮出杨宝森，一会亮出厉慧良，两个红角，各自推出了自己的拿手好戏。这里是杨派形成的基地，４８岁的杨宝森，继谭鑫培、余叔岩之后，把老生的声腔艺术推向了一个高峰。像杨宝森１９５６年６月那一次来上海人民大舞台演出一样，剧场同样现场录音，喝彩声、叫好声连绵不断，成为他１９次来上海演出的完美收官。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０日，杨宝森因病英年早逝，未能尽展其才，令人惋惜不已！ 但几十年来，杨宝森先生１９次南下上海演出，所展现的无与伦比的艺术形像， 至今仍生动地留在上海人民心中！ 《中国京剧》2018-09 京剧道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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