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老屋追思

家在黄岛 20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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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魏和灵

图/沈秀笠

为了响应西海岸的开发建设，故乡那经历了风风雨雨半个世纪几经变迁的老屋就这样被夷为平地了---村子搬迁了。

清明时节，祭祖上坟的那天，回到故乡的村子边,远远望去，一片狼藉，原本整齐划一的大瓦房全部被推到了。幸好老屋前的那颗柿子树还在，才寻迹来到我的老屋旁。老屋的原址上，附近村子的夫妻二人正在拆红砖(推倒的老屋上有许多可以再利用的红砖)，我没有去阻止也没有打招呼。在老屋的原址上默默地焚烧了一打草纸，藉以祭奠生我养我的故土——老屋。

蹲在老屋的原址上，看着老屋破败的样子，我思绪万千……

别了，老屋。

捧一抔老屋的黄土带回了家。姐姐说，把老屋原址上的黄土取一抔带回家放在枕头边，就不会再思念老屋了。然而,每每看到枕边的黄土，我愈发思念故乡的老屋。

六十年代后期，因为原村址地处低洼的海边，备受海水的倒灌和雨水的浸渍，整个村子都搬迁到原村址的北岭上。我家分得六间小屋的场地，据说老屋是乡邻们相互帮衬着盖起来的：麦秸草屋顶、土坯墙、木棱子窗、土炕、土灶台、木栅栏门，一切都是原生态的亲切感。就连院墙也是河滩边上那种经过长年累月日晒水浸的一种黑色粘土垒成的。这种粘土先用铁锹可以裁成如豆腐块般的一块一块，只是尺寸复合墙体的宽度，是父亲拉哥哥们推才一块一块从河滩边推上来的。也是附近十里八乡唯一的特色建筑。

这一切，在我的童年记忆中还有些朦胧的影像。兄弟姐妹中，我是唯一在新家出生的小幺。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驼背的老头，除了农活季节忙于农活，父亲有着我们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红席的编制手艺。那时，父亲在老屋的院子里下挖了一尺多深建起一处简易的草房，地势低洼低矮的草房子只能猫着腰进出，勉强地直立身躯，父亲就在这个草房子里编制红席。因为只有在这地面潮湿，空气湿度大的房里才适合编制红席。

从夏末收获了高粱开始，母亲负责把高粱秸杆上的叶壳用一把特制的小刀一片一片的刮净。父亲就开始着手用一把小刀把高粱秸秆均匀的剖成两半，秸秆在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其余三根手指把持着刀柄，两只手同时相向活动，于是秸秆就被分成了两半，这一工序叫开杆子。

剖开的秸秆经过晾晒才开始第二道工序---开胚子。就是将前面事先剖开的两部分再均匀地剖成几份，每份的宽度正好是红席上席篾的尺寸，这就要看人工的熟练程度。不熟练的人剖出的尺寸不均，只有像父亲一样的老把式剖开的秸秆尺寸才是均匀的，而且直直的没有曲度。

再经过浸泡、刮秸秆瓤子、熏制，最后才下手编制红席。一套完整的手艺都是父亲一人在操作，其间哥哥姐姐们会在农活的空闲时搭上一把手。长年累月蹲着操作大概是父亲驼背的原因吧。

冬闲的时候才是编制红席的最佳时间，因为农闲的季节可以专心的编席。别看编制红席只需要三把不同尺寸和样式的刀作工具。那可是需要老练而娴熟的手艺才能完成整套工艺的。只有这样，编制的红席才会纹理调顺，席面美观。村子里有许多比父亲年轻点的人只会编制红席而不会前期的备料。

七十年代的天气格外冷，每年冬天池塘里的水都会结上厚厚的一层冰，红白两捆剖解好的秸秆就放在凿开的冰窟窿里浸泡，这样可以保证整捆秸秆都浸泡在水中,为了防止浸泡不均匀，隔半晌时间就需要将秸秆捆上下翻动一下再浸泡，淋干水分才可以下一步的操作---刮席篾子。一块大体三指宽三指厚的木板作垫板，一把长长的刀只利用刀尖那尖锐锋利的部分，后面部分其实是很钝的。就利用这两件工具，秸秆在父亲的手中飞舞起来，很快就变成一条条薄而平滑的席篾。

一大家人的饮食起居都落在母亲一人身上。那时老屋的院子里专门有一盘石磨，玉米面和小麦面就是用石磨一点一点磨制的。每每看到母亲颠着小脚艰难地推着石磨一圈一圈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头晕的感觉，更不用说帮母亲推磨了。以后村子里有了专门磨面的机械设备了，母亲还时不时地推磨磨面。因为生活所迫，母亲是非常节俭的，母亲常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外面挣页板，家里失扇门”。母亲深知得不偿失的道理。直到生产责任制以后，生活有所改善了，院子里的石磨才拆除。

石磨每年磨制小麦的机会是很少的，那个年代很少能吃上白面馍。平日里母亲就给出劳力的哥哥姐姐做一点白面粮食。记得有一次，偶然发现母亲吊在老屋粱上的竹篮里有一个葱油饼，那是姐姐没舍得吃省下的。那时真的是“掩耳盗铃”，自以为聪明的我将葱油饼的四周细而均匀地啃了一圈，感觉和原样差不多了才恋恋不舍地放回篮子里，佯装若无其事地玩去了。天黑了，我的担心终于来了，三哥找我回家，母亲并没有因此责怪我，而是顺手把那个葱油饼掰开分给了我和三哥。

随着年岁的增长，老屋也被哥哥们和父亲商议着进行了改造，说是改造，其实不过就是将原来的麦秸草屋顶换成黑瓦罢了。

八十年代初期，父亲因病去世，老屋就剩下母亲、三哥和我了，期间哥哥姐姐们都成家了。初中没毕业三哥就辍学参加了生产队，十六七岁的年纪已然是一个半大劳力了。随着土地承包地改制，家中分得的土地就靠母亲帮衬着三哥劳作，日子自然过得紧紧巴巴的。老屋依然没有变样，随着婚龄的到来，三哥就在老屋里结婚成家了，直到我高中毕业回家务农，三哥才另立门户盖起一处房子。

老屋依然是那老屋……

低矮的房屋，木棱子窗。冬天，母亲就在窗棱子上糊上一层白纸或是钉上一层薄膜御寒。夏天，就除掉这些以便透风，土墙上贴一层报纸或是书纸。过年的时候贴上几幅年画就算是纸糊新年了。

原生态的老屋，其实也有它的优点---冬暖夏凉。只是在左邻右舍高堂大屋的“打压”下，外人看来，显得有些凄凉。然而有着“斯是陋室，唯吾德馨”的支撑，我倒也没多大压力。

那时老屋的院子里有一棵老梧桐树，真的应了那句古语：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妻子并没有嫌弃我的陋室，于是我成了叔辈们嘴里说的，一辈子没见过的好事让我摊上了---妻子一家帮我翻建了老屋。

没几年，随着母亲年迈病故，我们也搬离了老屋。十几年来，每每回到村子里，我都要到老屋去站一会儿或是坐一会儿——这儿才有家的感觉。

码下一点文字，权作对我的老屋的追忆和思念。

留恋的那种情感是常人无法感受到的，所以拆迁的前夕我把老屋上能用的门窗，木材等材料都无偿地给了我的一位亲戚。这样我就有机会去他改的房子前去感受一下我的老屋——睹物思人也思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