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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增菊 娘一生养育了我们姊妹五人，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玲玲”是三妹的乳名。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爹娘咬牙供我们兄妹五人念书，先后都考上了大学，有一份安逸的工作，组建了幸福的家庭。这在农村，可说是罕见的文化之家，娘便成了四邻八乡持家育子的典范。
小时候的记忆里，娘年轻漂亮，中等身材，不胖不瘦，说话也干脆利落。娘经常穿件乳白色的上衣，齐耳短发梳的整整齐齐，干练的脸颊很有光彩。娘虽然干活麻利，但从早到晚总是不得闲，除了负责七口家的一日三餐，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工余还要拾草剜菜，坡里家里，样样能干，四间老屋子也被娘收拾的干干净净。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都不那么简单。常言说：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就受穷。娘为了供我们兄妹五人上学，哪样不得精打细算？粥米菜团，缝补洗洚，真的很考验娘的智慧。娘干了一天的农活，还要在煤油灯下忙活，思量着怎样物尽其用，整夜地给我们姊妹五人缝补着冬棉夏单。小时候村子里的孩子们大都玩的野，也不知躲闪，衣服破得就快，一双鞋子穿在脚上，不知啥时候就会看到脚趾头!如果是棉鞋，那白白的棉花会悄悄的从洞口钻出来。 娘那粗糙的手长满了厚厚的茧子，一到秋天，手指尖便早早地裂开了口子，被凉水一浸，或者攥物稍一用力，那叫一个钻心地疼。娘忍着，照常洗衣做饭，照常锥钉着轮胎做的鞋底。 夜深了，万籁俱寂，娘还在忙碌中。陪伴娘的，只有爹那吧嗒吧嗒的抽烟声。 记忆里娘的眼球常常是红红的，布满鱼纹状的血丝。常年的熬夜操劳，娘的眼睛越来越不济事。2005年，因急性青光眼差点失明，好在及时做了手术，万幸地保住了娘的眼睛。 记得我上初中时，学校离家远，只能住在学校里。那时家里有住校的学生，得把粮食转到公社粮所，凭转粮单据到学校领取粮票，才可以到学校食堂买饭吃，但每月仍需5元左右的生活费。那年月，家家无余粮，户户菜当家，真不知娘是怎么支撑我和两个哥哥转粮的，我家可是年年欠款户。 说起欠款，那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生产队里得凭工分吃饭，分配粮食按“人七劳三制”，即生产队要分配1000斤粮食，按全队人口平均分配700斤，称为“口粮”；按全队出工分值分配300斤，称为“分粮”。口粮和分粮，都要按价折款，年终决算时，从工分值中扣除。我家人多劳力少，除口粮外，分粮就不多了。爹娘两人一年的工分值还不够七口家的粮食折款，好在拖欠部分，由生产队记往来账，等子女大了慢慢还，生产队不会记利息，也不会催要，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每年年终决算时，劳力多的家庭可以领到二百多块钱，少的也能领到三五十块，多数人都喜洋洋地往前挤。每当这时，爹娘就会退到墙旮旯，或者干脆回家窝起来，因为我家是欠款户，用现在的表述语叫贫困户。那时有句流行语“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说的就是工分决定钱粮的分配。 虽然在生产队里抬不起头，但丝毫没有动摇爹娘供我们上学的决心，好在我们姊妹五人还算争气，没有辜负爹娘的一生辛苦。
娘一生操劳，临老落下了一身的病痛。娘没有了年轻时的美丽，取而代之的是满脸沧桑。搀一把娘的双臂，就能感觉到浑身的颤巍。摸一下娘的双手又瘦又凉，尤其那蹒跚的走姿，令人无以名状的心酸。
2009年的一天，父亲打来电话，说娘糊涂了，把遥控器说成是垃圾桶，还不时给老爹起很奇怪的名字。姊妹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经送医确认为脑出血，压迫小脑语言神经，导致娘语言中枢的命名神经坏死。从此，娘忘记了所有人的名字，包括常用器具的名称。 八年来，我们与娘的交流靠猜。有一年，娘听说大哥的生日快到了，马上向我们表达了要给大哥买好吃的，一种硬硬的，香香的。全家把差不多能吃的东西都猜了个遍，把娘急得就差蹦起来了。现在想想应该是糖块，一种被现代人遗忘了的食品。或许在娘的记忆里，就只有当年哄孩子的糖块了…… 前几天，八十六岁的大伯父突患急病去世了，我们姊妹五人陪爹回老家奔丧。第二天，在家陪娘的小妹夫发来短信：娘一下午都在叫“玲玲”，玲玲怎么还不回家？姊妹们传看了信息，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是亲情的刺激？还是短暂的空虚？娘从残障的记忆里终于抠出了她的宝贝疙瘩——玲玲。 作者简介：刘增菊，出生于珠山脚下的大辛庄村，1989年毕业于胶南师范音乐班，是黄岛区隐珠中学的一名音乐教师。多年来她一直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她爱音乐爱孩子，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和高尚的艺术情操，是她一直以来的教学追求。对工作的辛勤耕耘和永不放弃的坚韧，也让她享受到成功的快乐和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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