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汉许商、匡衡、魏相到王明，看知识分子的几个难解死结

2020年的高考在大面积的雨水天气中结束了，这届考生可真是不容易。在历史语境中，考试其实是两个词，考者，考察、考核、检查、策问、策论；试者，试用、尝试、试验。无论是古代尧对舜之试用、西周之试射、秦之军功爵制，还是汉魏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其中都渗透了明显的实践理性精神。

这些考试以“试”为重，结果都具有一定的效度、信度，缺点在于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而且不宜大规模组织实施。在知识大量积累之后，由于社会需要的推动，服务于脑体分工的科举的出世与完善，导致开始推行大规模的笔试，无论是帖经、墨义、诗赋还是策问都与实践部分或完全脱钩。

对知识分子群体的考察、鉴别与任用，考试是重要的一环。而对知识分子群体作为一个群像进行考察，理应采取更为全面客观和较为长远的目光，回到西汉察举制这一考试的源头，有利于清楚辨识知识分子身上存在的共性问题。历史作为确定性极高的事件流，也许能启示我们找寻到一些别样的智慧。

一、外行决定内行的荒谬与危害

《资治通鉴》卷三十·汉纪二十二，记载了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清河郡都尉冯逡的奏言：

清河郡位于黄河下游，土壤松脆，容易崩塌。暂时没有发生大灾害，是由于屯氏河通畅，可以两河分流。如今屯氏河已经淤塞，灵鸣犊口也越来越不通畅，只有一条河，却要兼容数条河流的水量，虽然加高堤防，最终却无法使它顺畅宣泄，若有大雨，十日不停，河水必然满盈泛滥。夏禹时代的九河故道，如今既已湮没难寻，而屯氏河刚刚淤塞不久，容易疏通。再有，黄河与屯氏河分流的叉口处地势较高，实施分减水力的工程，水道路程不远，施工起来也方便。可重新疏通屯氏河，以帮助黄河宣泄洪水，防备非常情况的发生。如果不预先修治，黄河一旦在北岸决口，将危害四、五郡；在南岸决口，将危害十余郡，如果黄河决口后再忧虑，就晚了！

汉成帝刘骜将此奏转给丞相、御史，后来商定派遣博士许商去行视。许商巡视后以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西汉的博士颁授人数比当今的院士还少，但这些人多数不懂一些专业知识。许商就因为财政的些小困难，否决了冯逡的奏言，这次外行的决策贻害极大，三年后国家付出的财政和人的代价特别严重。

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夏四月，雨雪。秋，桃、李实。大雨水十余日，黄河东郡金堤决口，洪水泛滥兖州、豫州以及平原郡、千乘郡、济南郡，共淹了四郡三十二县，十五万余顷土地变为泽国，水深的地方达三丈。洪水冲毁官署驿站及民间房舍近四万所。

冬季，十一月，由于御史大夫尹忠的救灾方案疏漏而不切实际，成帝严厉斥责他不尽心职守，尹忠自杀。成帝派大司农非调调拨均平钱谷救济受淹各郡，又派两名谒者向河南以东地区征调船舶五百艘，从洪灌区中抢救灾民九万七千余人，把他们迁移到丘陵高地。　

都尉冯逡可谓极具先见之明，如果当初听取了他的意见，这场洪水完全是可以避免的。西汉都尉之职，除了武官之外，还有有掌管人员出入京畿的关都尉，掌管边郡与田的农都尉，管理归附各族的属国都尉，掌管皇帝所乘车辆的奉车都尉，掌副车之马的驸马都尉，掌乐府的协律都尉等，都是一些身处专业领域的行业领导，长期亲临一线经验丰富。可惜其意见被博士外行否决了。

而在汉元帝时期，朝堂以匡衡为首的军事外行们就曾经误导刘奭，明智的汉元帝没有被忽悠。郅支单于被名将陈汤袭杀后，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正月，且惧且喜的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这次自愿为婿，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者赐单于。呼韩邪单于欢喜之下，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汉元帝把这个提议下发有司讨论，丞相匡衡等一批文官为小利所吸引，都立刻表示赞同，认为此议便宜行事，而熟悉边关事务的郎中侯应认为不能答应。

汉元帝细问，这就引出了西汉史上著名的奏对《论罢边塞十不可》。内行侯应一眼就看出了呼韩邪的战略算盘，其中有一句很关键：“……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

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很多如匡衡一样的历史名人，其实往往也是无知分子，而许商大概算是砖家的始祖。

二、阅历不足的短浅与难以企及的实事求是

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去世的前莎车王的弟弟呼屠征，联合旁国自立为王，杀掉了当时汉朝任命的莎车王万年（乌孙公主的儿子）和汉使者奚充国。当时匈奴又发兵攻车师城，不能下而去。莎车国当时遣使扬言：“北道诸国已属匈奴矣！”于是攻劫西域南道，与各国一起歃盟畔汉，从鄯善以西道路都断绝不通。都护郑吉、校尉司马憙带领南北道集合的一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于是诸国悉平，汉朝威振西域，恢复了汉朝对西域的控制。

而在匈奴单于廷，朝臣皆以为车师地肥美，靠近匈奴，汉朝得车师后扩充屯田多积米谷，必妨害匈奴，要想恢复对西域的控制，不可不争这块战略要地。于是多次遣兵击车师屯田吏士。元康二年（丁巳，公元前64年），郑吉率渠犁屯田士卒七千馀人救之，为匈奴所围。郑吉上言：“车师去渠犁千馀里，汉兵在渠犁者少，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汉宣帝刘询与后将军赵充国等议，想趁着匈奴衰弱，出兵击匈奴靠近汉的右地，使其不得复扰西域。

结果丞相魏相反对，他的理由是，兵有义兵、应兵、忿兵、贪兵、骄兵的区别，另外他还谈道：

“间者匈奴尝有善意，所得汉民辄奉归之，未有犯於边境，虽争屯田车师，不足致意中。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边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莱之实，常恐不能自存，难於动兵。‘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也。出兵虽胜，犹有后忧，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尤薄，水旱不时。案今年计，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为此非小变也。今左右不忧此，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於远夷，殆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一代名相魏相没有戍边的经历，不懂军事也不了解西域一线，脑袋里首先想到的只有虚名等空问题，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信手就找到了边郡困乏等理由，但他绝不会想到车师被占，屯田官吏士卒财产搬不走，还有性命之忧，那就不是边郡困乏的小问题了。

另外汉武帝时期派赵破奴等人攻下车师其地，就是为了压缩匈奴的控制范围，隔绝匈奴与西域乌孙、康居等几十个小国，瓦解匈奴对诸小国的羁属。不懂军事，没到过一线，不能深切体会汉武帝控车师的战略深意，做不到实事求是地考虑匈奴虚弱的战役时机，魏相满脑子就是圣人经典和内政，然后拿这些恐吓汉宣帝。

结果汉宣帝听从了魏相的话，停止了这次军事行动，只是派遣长罗侯常惠率领张掖、酒泉骑兵往车师，迎郑吉及其吏士还渠犁。结果匈奴占领车师不到一年，就开始支持和串联诸小国叛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除仇怨，交换人质盟誓缔约。汉宣帝听说后，咨询后将军赵充国，赵充国认为“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后月余，羌侯狼何果然遣使者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隔绝汉道。其后不久，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先零诸羌族彻底反叛。

汉宣帝与魏相等文臣听闻反叛，都担心而且愤怒，马上派出大军要求迅速解决，前面魏相等人信奉的“忿兵必败”等虚理论，都被抛得无影无踪。这次平叛，年届76岁的老将军赵充国主动担任主帅，根据一线情况运用政治手段瓦解叛军，分化被先零裹挟的罕羌、开羌等诸小羌种，平叛过程中被汉宣帝以敕书责备，被大多数朝臣误解而不改赤胆忠心，连续五次上奏引导五次朝议，赵充国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和不断溃敌的实绩说服了绝大多数人，最终达成了不战溃敌的赫赫武功。（具体经过见《夜读西汉四：不战溃敌的赵充国与牢狱天子汉宣帝的民主政风》一文中古文史料）

赵充国罢骑兵短期驻屯边地的做法，也成为了历史上的经典战例，他的《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堪称西汉安边名策。赵充国的奏书每次上呈，汉宣帝辄下公卿议臣。刚开始肯定赵充国计谋者占朝臣比例为十分之三，中期达到十分之五，最后十分之八。而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魏相承认自己不熟悉兵事，做不到实事求是认识其中利害关系，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胸怀值得肯定，比起后世特别是宋代以后，某些位高权重的知识分子强。

三、真理到底掌握在少数人还是多数人脑中

社会上很多人信奉一个说法：“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王明和博古掌握革命领导权时的历史时期，经常被人拿来支撑这个论点，但这是一个很“眼中无人”的结论。

在中国革命史上，王明确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自1931年6月成为代理书记以后，王明领导中国革命时，犯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危害严重，让多少革命志士枉死疆场或者自己同志的手下。而润之先生，就是这一时期掌握真理的著名的“少数人”，是反对当时错误路线的典型代表。

但这里有个问题需要质证？

其一，如果不是因为权力格局的影响和党纪的约束，当时的常委中有多少人真正认同王明、博古的观点。

其二，在当时战争是生活常态的形势下，军队系统中有几人真正认同王明、博古、李德的做法，在经常战败的事实教育下，军队有多少中高层军官痛恨错误路线，不满决策层的瞎指挥。

其三，一线的基层干部、士兵等人也是人，这些人清楚地知道王明等人执政的效果，内心不会赞同当时的大政方针。这些人没有渠道反映心声，没有办法改变权力格局，但他们肯定是站在润之先生代表的真理一边的。

综上，逻辑上很简单就能推断出“真理掌握在多数人脑中”，只是多数人缺乏权力、资源和办法来改变格局，只有这种正确认识积累了足够的能量，才能由部分领头人带领大家一起纠正错误，换掉错误的人和政策。

王明原名陈绍禹，这位志在“绍述大禹”的人物，其真正的成就在妇女和法律工作领域。他在主持妇女工作期间有三点建树：创办了了中国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负责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修订工作。

从许商、匡衡、魏相到王明，位高权重的知识分子，总是在非专业、脱离实际、路线错误、违背良知的情况下，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危害，而采取怎样的机制才能解决这几个难解死结，是一个社会必须要考虑的大命题，也是知识分子成为社会良心必须迈过的坎。

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我们有实事求是面对问题的勇气和良知。而实事求是不仅是一种态度，更需要能力和切实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