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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社教“四清”工作队

 舒溪河畔 2020-07-14

1965年春, 为响应党中央关于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的号召, 部队院校几乎全部停课闹革命。当时我所在的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政治部机关干部便随大批学员干部、教员奔赴河北省张家口地区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我们工作队分配在该地区赤城县尤关公社, 具体住在老王沟生产队。工作队共11人, 其中地方干部4人, 部队同志7人。工作队以地方领导为主, 我被指定担任工作队副队长。按照公社关于“四清” (清财物、仓库、账目、工分) 的要求, 工作队第一件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 “访贫问苦”, 帮助贫下中农掌握好印把子, 打击阶级敌人。工作队员要彻底放下书生气架子, 做贫下中农的知心朋友, 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 即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队进村后, 在生产队的安排下, 除留1—2人在生产队办公室值班外, 其余全部分散住在贫下中农家里同吃、同劳动。由于受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 许多农民生活依然贫困, 粮食并不富裕, 经常是高粱米、小米粥、窝窝头加咸菜, 基本上吃不到蔬菜, 更谈不上吃鸡蛋、肉类了。有些南方出生的队员吃不惯杂粮窝窝头, 只得忍饥挨饿。与老农同住一个炕是更大的考验, 可以说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是干打垒的泥巴房, 到处透风, 而且脏兮兮的。我被安排到村里一户最困难的老贫农家同住, 那老农已近五十岁了, 还没娶上老婆, 我与他同睡一个炕。进屋一瞧, 炕上睡人, 炕下养的是猪崽、兔子, 那臭味让人有些受不了, 但老农习惯了。更想不到的是炕上虱子多, 几天之后, 我的绒衣、棉衣里钻进去不少虱子, 夜晚常被虱子咬醒, 难以入睡。夜里睡不着就起来捉虱子。白天闲下来时迎着太阳也捉虱子。更有趣的是, 常看到老农老妇用嘴咬虱子, 咬得嘎嘣嘎嘣响, 吸虱子的血, 农妇说:“我们这里都这样, 虱子的血有营养。”看得我目瞪口呆, 内心里直嘀咕:“这里太落后了。”

老王沟生产队的“四清”工作大致分五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召开全体社员大会, 做宣传动员工作。地方干部很谦虚, 一致推荐我代表工作队在大会上作动员。由于我在部队政治部工作, 平时看的中央文件较多, 领会精神实质也较快, 我就把上级推行农村社教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四清”工作的必要性、目的、目标、任务等讲了一遍。紧接着就以生产小队为单位进行小组讨论, 工作队成员分别参加小组讨论, 并带头发言, 尽快把群众发动起来, 同时也注意发现一些能说会道、观点比较正确的积极分子。第二阶段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对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治保主任、妇联主任、会计、记工员等摸底排队, 并逐一挨家挨户走访, 对他们的主要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第三阶段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 选定“四清”工作的骨干力量, 即工作队的依靠对象和团结对象。再分别与这些骨干分子个别谈话或开小会, 请他们发表意见, 提出合理化建议, 从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让他们准备材料, 届时积极发言, 揭发问题。第四阶段确定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初步敲定重点人和事。然后根据问题分类进行单独谈话, 当时称呼有经济问题的人“下楼洗澡”。接着就是针对重点人的交代, 进行小会揭发、批斗, 让其进一步交代问题。这一阶段时间比较长, 也很激烈、紧张, 因为每天要有“四清”工作的“战果”, 好向公社分团办公室汇报。我记得如果工作队几天报不出问题清查的“战果”, 就要受到通报批评, 所以压力挺大。因此, 工作队员在工作中难免有操之过急的现象。记得在批斗一位姓刘的生产队长时, 可以说苦口婆心帮他“洗澡”, 劝他早点交代问题, 但他始终不交代, 直到最后反复向他宣讲党的政策“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他才被迫作了一些交代。他说, 有一天因家中缺粮, 小孩子饿得不行了, 他从打麦场上偷了队里一麻袋麦子扛回家。工作队如获至宝, 赶紧找仓库保管员核实, 结果保管员也说不清楚。此事因无证据, 也就不了了之。上述案例可以说在清经济工作中屡见不鲜。第五阶段清理阶级队伍, 重新划定阶级成分, 把队里原有“五类”分子 (地、富、反、坏、右) 明确定性。对全村村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家庭出身等情况登记造册, 并报公社分团党委备案。我记得对一户老农妇的阶级成分反复进行调查、评议。那老农妇丈夫解放前早已去世, 她带着几个孩子靠少量土地出租 (孤儿寡母基本丧失劳动力) 艰难度日, 土改时划为剥削阶级 (地主) 。为此事, 老农妇找到工作队哭诉, 认为对她不公平。对此, 我认真作了调查, 并专门到公社分团办公室查找土改时中央关于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和资料, 对老农妇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对照分析, 初步认为老农妇反映的情况值得研究。我特地提请队里评议小组讨论, 一致认为老农妇的情况与文件中 (大意) 表述的“农村中因家庭丧失劳动力而出租少量土地, 收取少量租金的维持生计者, 不应与剥削阶级一样对待, 而应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基本符合。工作队即将此意见向分团党委作了汇报, 不久, 分团党委便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合情合理的处理结果得到贫下中农的认可, 那老农妇也十分感激工作队认真负责的精神。评议结束后, 我代表工作队对队里几百户人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出身成分的划定在几天之内完成登记造册, 并签名盖章。我的那枚印章迄今还保存得好好的。现在回首起来, 这种做法虽然反映了历史的现实, 但也出于无奈。

在清理阶级队伍告一段落后, 分团党委还指示我们, 对在“四清”工作中表现突出的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要逐一摸底排队, 突出的先进分子要吸收入党、入团。当时工作队认为, 生产队经过“四清”, 如果未能发展一名党员就好像没有完成任务。为此, 我们从众多女社员积极分子中物色发展对象, 最后挑选了一位年轻 (19岁) 、出身好、群众中有较高威信的刘姓女社员作为发展对象, 经支部同意, 很快就发展她入党。我记得, 因她基本没有上过学, 不识几个字, 入党志愿书还是找别人代她填写的, 我还亲自送到分团党委审批, 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历时近两年的社教“四清”工作较为圆满结束了, 工作队员普遍感到了解了社会, 经受了磨炼, 收获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当我们离别老王沟生产队时, 那动人的场面令人感动。记得那天离别时, 一大早全村男女老少近百人站在村头欢送我们, 许多群众紧跟着马车 (队里为工作队员拉行李) 送了一程又一程, 许多人含着热泪, 依依不舍, 久久不肯离去, 一直送到大路边。不少人高喊:“欢迎你们再来!”那位刘姓老队长, 紧紧握着我的手, 老泪纵横, 好似有许多心里话要说, 不断地重复念道:“真舍不得你们走。”我说:“我们会回来看望你们的。”

队员们跟着马车慢慢地走, 众多群众不断地向我们挥手, 大家边走边流泪, 嘴里大声地喊道:“老王沟的乡亲们, 再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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