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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海东 我自幼生长在农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农村度过的。虽然移居城市多年，但儿时过年的情景至今仍是我萦绕不去的梦中情怀，它经常让我咀嚼，令我回味。 儿时一个最大的民俗是赶年集。乡间过年是一个消费高潮，平时生活水平比城里低，所以过年就更讲排场，甚至侈奢。吃的，穿的，用的，都要尽力去买。 而办年货多半在吃过腊八饭，特别是过了腊月二十以后。这时的集市上，各色店铺，早在门前搭起了临时的货摊，摆满了各种商品，吃的，穿的，用的，加上年画、对联、鞭炮，应有尽有，大街小巷顿时成了色彩纷呈的万花筒。 赶集的人几乎人山人海，摩户擦踵。民谚云“腊月集，挤破皮”，就是说赶集的人很多。大人们在摊位前转来转去，认真采办着年货。姑娘们，孩子们赶集，多半是玩耍，消遣和娱乐。 当然，有钱的小孩子和姑娘们也会买些东西，但多半是买些年画、吉祥物、玩具、摔炮什么的。我那时尚在小学读书，和其他小孩子们一样，极喜欢购买摔炮，即那种一摔就响的鞭炮。这种鞭炮价格便宜，并且极安全，你不摔它不响，小孩子们都对它有浓厚的兴趣。年集也只有乡村才有。城里每天都是集，什么东西都不缺，人们也对它司空见惯，并且也没有那种疯狂购物的闲情逸致。 儿时春节，味道就在于浓厚的民俗。各地过年的民俗大致差不多，都寄寓了对新一年的祈福、祈寿、祈平安的心愿，但在细节上又有不同。比如说贴春联吧。在乡村这是多么喜气洋洋的事。一幅又宽又长的大红对联往大门上一贴，用扫帚扫平了，红红火火，气氛立刻就有了，这才像过年。 门头上除过帘外，还要贴个福字，乡村的门头高，福字裁得又特别大，把门头贴满，真有一种福气临门之感。这些春联，都是些吉祥如意的话，看了心恣，听了舒服。 不只是大门上要贴，东西厢房门上，脚门上，甚至粮囤粮仓、盆盆罐罐、家具家具上也要贴，比如，菜厨上要贴“取之不尽，用之有余”，粮囤上要贴“五谷丰登”，猪羊牛圈里要贴“六畜兴旺”，床腿上要贴“身体健康”，门口的树上要贴“出门见喜”，连自行车上也要贴上“日行千里”，贴到那里，那里吉祥。这种大大小小的对联一贴，立刻就把春节的喜庆气氛渲染得淋漓尽致。而城市就没有这种气氛了。 儿时春节中最快乐、最激动人心的当数打灯笼拾鞭炮了。那时乡村文化生活贫乏，没有电影，没有电视，农民们过年惟一的娱乐形式就是燃放鞭炮。而除夕之夜更是乡村中鞭炮燃放最为集中的时刻。放鞭炮的名堂又很多，除夕之夜，要放下汤（下饺子）炮，送年炮，关门炮；新年之晨则要放开门炮，接年炮，下汤炮。 因此，从暮色苍茫的除夕之夜到晨曦初露的黎明，整个村庄鞭炮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孩子们就把提着灯笼捡拾鞭炮当作最大的快乐。那时孩子们也多，一个家庭中，少则二三个，多则四五个，一个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子，仅孩子们就有一百多。 家庭无论穷富，过年总是要给小孩子买个灯笼的。由百十个孩子，百十个灯笼组成的队伍，宛若一条长长的火龙，在天寒地冻的除夕之夜里奔腾着，跳跃着，把漆黑的夜空照得红彤彤的，好一幅“野径云俱黑”，村中灯笼红的画图。那家门前鞭炮声响起，这条火龙就朝那家奔去。咚咚的脚步声，噼里叭啦的鞭炮声，孩子们的欢笑声，把腊月的寒气驱赶得一干二净。 拜年更是儿时春节的一大风俗。拜年一般是在大年初一早上，其顺序是先拜先祖，然后是爷爷奶奶，再后是父母，再后是叔叔婶婶，无论到谁那里拜年，都会给些压岁钱，多的给个三两块钱，少的也给个块儿八毛；家里拜完拜本家，即爷爷和父亲的堂兄弟、胞兄弟们；然后是邻里互拜。 乡村人热情，四季大门敞开，热情迎送，无论到那家拜年，被拜的人家都热情迎送，花生、馓子、麻叶子任你吃，瓜子花生任你磕，白糖茶水尽你喝。往往这一伙拜见年的客人席不暇暖，那一拨人马又穿堂入室，于是，只好“前客让后客”，匆忙交换场地。 拜年时，往往男人们一块，女人们一块，通常是男人们拜年在先，女人们拜年在后。也有一家联翩而至的。无论怎样组合，也无论变换哪种形式，来者都是同宗同族或者街坊邻里的熟人。 拜年时，谈论的话题都极其轻松和随意，因为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什么事情需要沟通，只不过借此尽尽礼数，互致问候罢了。拜完年之后，人们就会找家住房宽敞的人家，打扑克或打老牌，直到家人吆喝吃下顿饭方停止。 我在家过春节时，喜欢加入拜年的行列，因为，每次拜年，我除能得到不少压岁钱外，还能品尝到各家各户的美味佳肴。我的小人书，大部分都是用这些压岁钱买的。这种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的拜年情景在城市里就很少见到。 一个单位的人，春节期间，也就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不一个单位的人，平时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春节又能亲热到那儿去。因此，城里过年的气氛和乡下不管比。 在老家乡村度过的20多个春节，不但从未使我产生过“审美疲劳”，相反，却将我对土地的感情融入我的生命记忆，形成我的乡村情结，并培养我的情操。 正因为如此，20多年来，尽管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的而且多文化互相渗透的城市里，“过年”的意识已经很淡薄，但儿时春节始终是我难以割舍的梦中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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