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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涛 图：红艳 我家住在村子的最东头，院子的旁边就是一条小路，小路东北方向延伸，路的两边就是生产队里的大田了。后来大田分到了个人，这条不足三米宽的小路依然还是收种时节的必经之路，只是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及盛茂。 这些年村里婚丧嫁娶，一些人渐渐离去，可人口还是增加了很多。虽是老屋变成了砖房 ，楼房，但大多数还是在原来的老屋底子上建造的，这样就显得村庄还是原来的大小，只是密度增加了。唯有几家兄弟多的老屋住不下便搬了出来，在自留地里或者大田里一角处起了新院，也有条件好的去县城或市区买了商品楼房。但，大多数是些年轻人。 如今，农村的街街巷巷都是清一色的水泥路了，光光亮亮的很清洁。各家各扫门前雪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柴禾垛或者用一些杂草沤烂的基肥堆在门口了。因为牵扯两个生产队里的问题，只有这条羊肠土路还依然耐着寂寞，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候着它的使命。 小路弯弯曲曲，每到农忙季节时路上才算热闹起来，从早到晚轰轰隆隆的马达声，人的吵杂声此起彼伏，让这平时寂静的村庄总算有了一些活气。最糟糕的就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小路被轧的稀烂不堪，一插脚就会被黏泥粘住鞋子，越想拔陷的就越深。好在天一晴不需太长的时间就又恢复松松软软的原样。毕竟，一年当中雪雨的天气还是少数的。没人修就没人修吧，至少它还留有我多年的足迹和记忆。 前些年，小路两边盛长着一些柳树杨树和槐树，穿插着还有几棵黑槐，楝子和榆树。每年的初春都是柳树先发出淡黄色的嫩芽来，紧接着杨树，槐树，黑槐，榆树，楝树，也相继开出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花来——有棕红色，玉白色，豆绿色，粉色，紫粉色，又各自散发出不同的香气来。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各家生活条件大多处在一个贫困的水平线上，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粮食开始短缺起来，有的人家能勉强解决温饱。 我家孩子多，粮食自然是不够吃的。这个时候母亲就想着各种法儿为我们解决温饱问题，便用镰刀绑了一个长长的竹竿子或爬到柳树上去，撸那嫩嫩的柳芽，来家用开水淖了，和上红薯面粉蒸出来加上一点盐，用大蒜和烧焦的红辣椒揣成糊状拌匀后当饭又当菜，饿狼似的我们如吃山珍海味香甜，母亲看着幸福的抹泪。 然后，就是毛毛虫状呈棕红色的杨树狗子，垂挂如蝶的玉白槐花，嫩如铜钱大的榆钱个黑槐叶子，都是母亲用来给我们充饥的食物，她将这些和面捏成窝窝头，或做成黑乎乎的菜团子，有时也打成菜糊糊既不重复又能节省粮食。 时代的变迁，现今这些东西却已成了稀有之物。而那个时候无论母亲有多大的忧愁，我们这些孩子都好像没能体会到，只知道肚子饿了就向母亲伸手，而母亲总是尽量满足我们，背后却躲在一角处偷偷流泪。 后来，我们稍稍懂了事，照着母亲的样子，尽可能的去搜寻能吃的食物。从那时候起，我和哥哥们学会了爬树的本领。也是从那时候起我特别害怕过春天，却又盼望春天的快快到来，因为春天能给我们这些孩子带来无比的新鲜和快乐。 渐渐的，小路两旁，树底下，农田里也长出了多种野菜——像米米蒿，花荠菜，面条稞，婆婆艼，萋萋牙（带刺的一种，开浅紫花）我们都吃过，都是很美的食材。填饱了一家人的肚子母亲不再忧愁了，就每天挖来许多野菜揉蔫了再晒，晒干了留作接不上新粮下来的时候再吃。 母亲开心了对我们也有耐心，被窝里给我们讲她儿时的故事…… 地上的野菜挖着挖着就开出了零零星星的碎花，黄的，白的，紫的，粉的，蓝的五颜六色多姿多彩。男孩子到不在意，女孩儿却像那欢快的雀子，跳跃着摘采各种花儿插在梳得光光的辫子上，或者捆成绺儿插在装了水的玻璃瓶里去。 过了清明节，麦子便疯了的长，郁郁葱葱的围着我家的院子一眼望不到边际。记得院子的门口有一棵歪脖子杏树，结了密密稠稠的一树杏子，杏子蛋黄大的时候，夜间一场小雨树底下落满许许多多不成果的青杏疙瘩。 麦子也开出了淡淡乳黄的小花，挂在麦穗和麦芒的间缝里，显得那么弱不禁风，微风一吹就会散散落落的掉在尖尖的麦叶上或者地垄里去了。记得有一首古诗写到——暮春景物称山家，屋角团团绿叶遮。 薄晚微云疏过雨，一番小麦颤轻花。大概说的就是这样的景致吧？大人们便说这是麦子延花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吃上香香甜甜的燎麦了。母亲脸上整日里挂着笑容，父亲打趣说她是个没心没肺的人。这话咋听起来不太顺耳，可父亲多半是在夸赞母亲的坚强和乐观精神。 母亲听了并不反驳，虽然大字不识却也听出那是父亲对她的一种认可。一旦傍晚空闲时，就和父亲一起端着碗墩在小路上边喝粥边看小麦的长势。父亲有点老学底子，偶尔也能感慨几首古人的诗句——什么青麻幪幪近人长，小麦青青大麦黄。令尹出郊闻好语，春来喜有半年粮。 还有——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背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母亲不懂什么是诗，更不知谁是诗的作者，看着父亲那认真的劲儿却也多多少少悟出一点诗的某种含义来。 父亲在县水利局做临时工作，上下班两头不见太阳。因此，一大家子的生活起居都是由母亲一人操持着，那时是靠工分吃饭，母亲中午放工回来给我们随便做些吃的，还要拉着平板车去田边沟沿薅草，然后拉回来豁在这条小路边上，掺杂泥土和猪粪堆起一个一个长方形的土堆，用水浇透沤成基肥，再卖给生产队里换些工分贴补家里。 当时工分是按劳动力分配的，男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每天8分，不满18岁的及老年人每天6分。我们兄妹没有满18的，每逢星期天也能挣上6分。尽管母亲不辞劳苦的努力，可一年挣下的工分换得的粮食还是不够吃的。父亲的工资少之更少。当时曾流行一句话，“一级工二级工不如农民一棵葱。” 看着一家人缺吃少穿，父亲后来辞去水利局的工作回乡挣工分，后被大队委任为生产队长。在我们村子的中间有一棵柳树，柳树的树杈上吊着一口生锈的大钟，父亲每天就是摇着那个大钟召唤社员们去上工的。我们一队里的大田离村庄很近，就在我家的打圈，再往远处就是二队的地了。 那时给生产队里干活人们不像现在给自家地里干活这么下力，干不了两个时辰就想歇歇，父母也在其中。于是，大家坐在这条路边上，男女或仨或俩打情骂俏，嘻嘻哈哈，说着荤素搭配的玩话，一些年轻的小媳妇和没有出阁的大姑娘听了臊得满脸通红躲得远远的。 年岁稍长的也看不下去，拿了自带的农具蹲在一处用碎瓦片子（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咯吱咯吱刮着农具上的泥块。那说着荤话的人挨了父亲的训斥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起来，就自觉走到地里干活去了。 除了很冷的冬天和阴雨天，每个晚上小路上就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天下了，放了学我们就约好早早吃饭。因为树多容易藏身，一些男孩子爬到树上折了树条编成帽子，学着电影里打仗的解放军战士或打仗或捉迷藏。等水银似的月亮出来了，三五成群的女孩们也出来踢毽子，跳绳或丢手绢。我们大声咋呼着，打闹着一直疯到深夜才被大人们的呵斥声唤了回家…… 后来随着年龄的长大，我们有了各自的去向，母亲早已不在了，父亲也不再是生产队里的队长，农田分给了个人。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回去看望父亲，帮他做些农活。父亲好像与我有着心灵的相通，每当我快到村子时，远远地就能看到父亲站在路口处等我，看见了父亲我总是暖暖的踏实。 有邻居看见了就说：“老头，看你闺女给你买的啥好吃的？”父亲总是自豪地说:“我闺女啥都舍得给我买，看见我老闺女了比吃啥都香！”父亲的话让我无数次的感动，老人家并不在意我给他买了啥好吃的或者多少钱，就是希望我们能经常回来，陪他吃顿便饭，听他絮絮叨叨的说些陈年旧事及村里发生的新鲜事。 近几年我才发现父亲真的是老了，老爱提起母亲的过去，比如，哪一棵树是母亲栽的，哪一口房子是经了母亲的手操办的，哪一块地是母亲抓阄抓的。（当年因为母亲的手气不佳，其中有一块地就挨着这条小路，有树的遮挡，庄稼肯定长势不好，树，自然就是我们家的了。）而且还常常拄着棍在路边上查树，但更多的时候是坐在一个小马扎上发呆，每次我去催他进屋，他便不止一次地说——在这里你母亲出过多少力，受过多少罪。 其实，即使父亲不说，这一切我怎会能忘呢？以上我说的只是母亲操劳的一部分，然而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每年的秋天晒红薯干子。那时我们家人口多，分得的红薯也多。 我们家的地方小，母亲就将成万斤的红薯豁在路边上，摆上一个大水泥缸，挑满一缸水后，将一筐一筐的红薯倒在缸里，用一根木棍转着圈地搅拌，这是力气活，无论多冷的天母亲都是一脸的汗。红薯洗好了再捞出来晾在苇席上，然后用刮子刮，刮出来的片再晒干。 母亲父亲将纺得细细的苘绳一排一排拉紧了从一棵树绕在另一棵树上，然后再把刮好的红薯片用刀利口，再一片一片的挂在苘绳上。我们放学后也帮着母亲挂。等红薯弄完了，母亲就会病上一场。 父亲给生产队里问事比较劳心，母亲心疼父亲，从来都不拖累父亲的后退，宁愿自己受累也不攀比父亲。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父亲的眼眶里就有泪水打转。后来母亲不在了，这条路上的树渐渐地被杨树替代了。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想找寻母亲留下的足迹，老人的内心一定是孤独的，无论我们兄妹怎样孝顺，都不能代替他和母亲的那份千丝万缕的情节。 上个礼拜父亲也走了，享年九十五岁。他的离开给我们带来无法形容的悲痛。父亲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圆满的句号——和母亲团聚了。 父亲在，家就在。我曾好有一比，说我们几个就是父亲牵引着的几只气球，无论飘多远谁都跑不出父亲的手心。而今父亲放飞了我们，山南海北的各自飞去。门口的这条路，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走回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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