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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家庭是地主成分，父亲偷盗半筐麦穗被判刑，子女隐姓埋名 口述：杨老师 整理：阿汤哥 01 在解放前，我的爷爷的父亲拥有一百多亩的良田，租了一大半给佃户种植，自己种一小半，仍然是靠着勤劳的双手才有一点家业。 解放后，爷爷的父亲已离世，但在划分成分，爷爷的成分仍然是地主，土地归国家所有。 后来掀起了斗地主的浪潮，三天两头，把爷爷押到大队进行批斗。 我最开始看到批斗爷爷的时候，那是六十年代末，我只有四五岁，那时大队每一个月要召开一次批斗大会。 开批斗大会基本上是晚上进行，在白天社员干农活时，每个生产队的队长负责通知全体社员必须参加。 晚上，在大队小学操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在操场前面的土台子上，两边挂着几盏昏暗的马灯，有几名持枪的民兵也分别站在两边，显得威武庄严。 在大队支书一声令下，爷爷和几名地主分子被五花大绑，有几名青壮年押上土台前，站成一排，低着头。 批斗大会开始了，分别有一些解放前为地主家种过田的农民，上台来开始揭发地主在旧社会的恶行，痛诉他们被剥削、被压迫的苦难经历。 一个穿得破旧的农民上台来，讲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真是声泪俱下，激起了台下社员们强烈的义愤，会场群情激昂，“不忘疾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声声此起彼伏。 诉苦过后，这些诉苦的农民对地主拳打脚踢，扇耳光，发泄他们心中的痛恨。 紧接着就是台下的人群向着一排排地主富农扔石块、丢垃圾，场面一片混乱。 批斗会结束后，还要让这些地主分子到大队办公室当着大队干部的面，一个个悔过，自己还要扇自己的耳光，表示痛改前非。 大队开了批斗大会，生产队也要开小的批斗会，生产队开批斗会也是晚上进行。 生产队没有土台子，就让爷爷与队上另一名富农站在凳子上，在队长的指示下，也让一个农民对着五花大绑的爷爷诉苦。 农民诉苦完了，就用木棒打爷爷的脚，爷爷被打得从板凳上摔了下来，痛得在地上滚，那诉苦农民还说：“打死你活该！” 紧接着是口号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声音响彻云霄…… 爷爷被批斗时，有六十多岁了，身体不是很好，经常被这样折腾伤痕累累，在1969年冬季含恨离开人世。 埋葬爷爷，连一口棺材都没有，挖了一个坑，铺上一些稻草，把爷爷放在上面，盖上厚厚的泥土，就算入土为安了。 由于家里是地主成分，父亲快三十岁了还没成亲，那个年代年，家里一贫如水洗，再加上高成分，没有哪家姑娘愿意嫁给这样的家庭，我的两个伯父到去世都是没有娶上媳妇。 1963年，经媒人的介绍，从邻县的荣昌县，把带有残疾的母亲介绍过来，与父亲结婚了。母亲从小腿脚有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根本不能下地劳动。 1964年，母亲生下我，这个受苦受难的家里增添了我这个小生命。 02 七十年代初，那时生产队对成分看得很重要，我开始上学了，学校的同学也受那个历史潮流的影响，经常当面背面叫我“地主崽子”，让我无形地背上了地主的“黑锅”。 那些年，生活非常困难，生产队社员凭劳力吃饭，而劳力是以凭工分计报酬，一个家庭劳动力多，挣得工分越多，分得的粮食也就越多。 爷爷去世后，我们一家共五口人，父亲与母亲，还有我们三兄妹，那时我才九岁，另外两个是弟弟与妹妹，一家人只靠父亲一人挣工分来分粮，供全家人吃饭。 家里是地主成分，生产队分粮食时，要等贫下中农分了剩下的，那最劣质的粮食，才分给地主成分的家庭，父亲一个人的劳力所分得的粮食，远远不够我们一大家人吃。 特别1973年，在青黄不接的四月五月，那是我们饿肚子的时候，那时我正在上小学二年级，每天吃一点点杂粮，土豆、南瓜煮小豆等，然后再去上学。 我有时上第一节课时就饿得发慌，没有力气，趴在课桌上，根本没有心思听老师讲课。 中午时也没有吃东西，只能到学校旁边的水田里捧着那不干净的水充饥，然后又趴在课桌上上完下午的课。 下午一放学，就到坡上找野果吃，四月份坡上有一种叫地瓜的野果，埋在长长的藤下面，就在地瓜藤里不停地刨，称为“刨地瓜”，刨出来在手上抹掉泥便往嘴里送。 回到家里晚饭又是南瓜煮豆子，为了填饱肚子，也不得不吃。 南瓜吃完了，家里彻底没有什么吃的了，父亲又用粮票买回来一种红薯渣，所谓红薯渣，就是别的地方用红薯经过加工磨烂，再用一块大布过滤出来，过滤后下面精细的经过澄清后就是红薯粉，过滤上面剩下的就是红薯渣。 红薯渣最难吃，比豆腐渣难吃多了，但我们一家人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在那饿肚子的年代，算是美餐了。 红薯渣也没有吃多久，家里就断粮了，一家人为了吃，真的愁起来了，特别是父亲，整天愁眉苦脸，还要下地劳动，那是春耕季节，父亲还要耕田，耕田后把田耙平，生产队才能插秧。 一家人实在没办法，父亲在一个黑夜里，背上背筐悄悄地出去了，没过多久，就从外面传来“有人偷小麦，抓强盗啊！”的声音，声音开初是几个，最后是一个，打破了整个夜空。 那时我正在煤油灯下做作业，也不知道叫喊“抓强盗”是针对谁，我也不知道父亲背着背筐出去干什么，他一言不发就出去了。 这时母亲意识到不对，惊慌地对我说：“大娃子，估计是你爸爸被抓到了。” 我放下作业，惊恐地问：“爸爸怎么会被抓呢？”弟弟妹妹听了也愣住了。 母亲这下开始吃力地拄着掍子，一瘸一拐地来到我们身边，哭着说：“你爸爸为了你们明天早上能吃上东西，准备去外面割点小麦，舂出来煮给你们吃，现在抓到一定是他，你去看看。” 我听了后，让弟弟妹妹陪着母亲，我独自去看，一走出门，外面一片漆黑，只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声音，而且有几片手电筒光亮在闪烁，我沿着声音和光亮摸爬着过去。 当我走近一看，父亲在那几支手电筒光下，被几个人拳打脚踢，父亲抱着头倒在那里痛苦地挣扎，那几个人一边打一边骂：“你地主分子，还敢偷生产队的小麦。” 父亲的旁边便是是倒在地上的背筐，背筐里只半筐麦穗，我见一些人还在打父亲，我冲上前去，护着父亲，大声地说：“你们不要打我爸爸！” 一束手电筒光射住我的双眼，恶狠狠地说：“你地主崽子也该打！”，说着就过来抓我的衣领，又举过头顶，一下扔了出去，当时痛得我连气都喘不过来，过了一会儿我才哭出声来。 “你别打他，他还只是一个孩子！”父亲也对着那个向我行凶的人大声吼道。 我一辈子都记得，那一个对我下狠手的人，是队上出了名的“赵天棒”，他经常夜里出来明里抓盗贼，暗里也捞一把回家，这是公开的秘密，只是大家敢怒不敢言。 “赵天棒”大声喝令大家：“把他们爷儿俩绑起来！” 但是还是有明理的社员，其中刘云光就说了一句公道话：“别个小孩又没偷。” 这时，大家七手八脚地把父亲绑了起来，连夜送往公社…… 03 听说父亲在公社里也没有少挨打，而是被几个民兵轮番地打，打累了后才停手。 父亲在公社被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又被五花大绑起来，背上还背着那半筐麦穗，被押在街上游街示众、杀鸡儆猴。 第二天，母亲还是煮了一碗南瓜汤给我们吃，我也没有心思上学了，母亲还是劝我说：“你还是要去上学，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 我只有鼓起勇气，背着书包来到学校，当我一到达学校，就有同学对我指指点点，不停地说：“地主分子，偷生产队的麦子……” 我听了无地自容，只能忍气吞声，趴在教室里课桌上放声痛哭起来。 听生产队的人说，我父亲偷盗的事闹大了，可能要判刑，当时我也不知道判刑是什么，后来听说要坐牢，而且要重判。 重判的主要原因，我们家本来是地主成分，还有偷盗的数额大的，半筐麦穗，如果用来做种子，可以播种两亩地，那个年代就是按这样计算的上报的，父亲牢狱之灾，罪不可赦了。 我把这消息告诉母亲后，母亲痛哭起来：“这下，我们一家全完了！” 从父亲被抓到公社去那天起，他就再没有回家了，后来押交到县上，还开了公审大会，以盗窃罪，父亲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我们与母亲娘儿四人无依无靠，也没有任何人来接济我们，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到荣昌去投靠母亲的娘家，去外公那里。 外公一点也不富裕，突然增加了四张嘴，让外公与舅舅措手无策，但毕竟是血浓于水，只有接纳了我们。 在外公家，我们生活得也艰难，每天的主食也是红薯渣渗着米饭，比吃全是红薯渣要好吃得多，吃了一段时间红薯渣后；小麦开始收割了。 然后把小麦磨成的面粉，再把面粉煮成的糊糊来吃，一家人就这样艰难度日。 我们几个孩子也必须为大人们分担劳动，那就是下地挖土，挖好的土就是用来栽红薯藤，这些季节活干完了，再上坡割猪草来喂猪。 由于我们都还小，是上学的年龄，外公也给我联系了荣昌县仁义小学。那时为了不再背上地主分子和劳改犯子女的黑锅，我们兄妹改姓，随外公一家姓杨了，杨聪就是我的名字。 那时上学对户籍还没有要求这么严，报名时随你自己说，我就报的外公家的地址，在荣昌上小学，虽然生活上艰苦，但没有人知道我们有地主分子的身份，我感觉好受多了。 那时，我学习相当努力，几乎是每次考试都是班上名列前茅，这也是对外公一家人唯一的安慰。 外公也经常鼓励我们三兄妹说：“你们一定要努力学习，我与队上联系了，把户籍转到这边来，你们那地主成分就不再有了。” 我的两个舅舅也三十多岁了，还没有成家，我们就以舅舅收养的名义，分别把我们的户籍过户在两个舅舅头上，做他们的养子养女。 也就这样，让我与弟弟妹妹们非常安心地上学了。 04 父亲从监狱里出来已是1977年下半年了，父亲从监狱出来后，仍然遭生产队的社员们白眼，连我的伯父也不理睬他，他不可能再来投奔我外公，只好留在生产队继续劳动挣工分。 父亲是为了我们才去坐监狱的，我们肯定忘不了父亲养育之恩，听到父亲从监狱出来的消息，我与弟弟连夜偷偷回老家来探望他，同时也给他带一些好吃的，带一些衣服之类的。 父亲三年牢狱之灾，变得更黑更瘦了，背也驼了，整个几乎是皮包骨，四十多岁，看起来像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胡子拉碴的，目光呆滞。 当我见到他时，我拉着他叫爸爸时，他眼睛毫无光泽，呆呆地看着我很久，我一下扑在他怀里痛哭了起来。 老半天，他才回过神来，说了一句：“孩子，别哭了……”然后他却哭了起来。 我安慰了父亲一番，好半天他才开始说话，说他在监狱里也受尽了折磨，在劳改队干重体力也受到非人的毒打，回想起这些我们父子三人抱头痛哭了一夜。 父亲怕我们受连累，天一亮，就让我与弟弟滚离开。 1977年下年，进入高中仍然通过推荐，由于我成绩比较好，养父舅舅家也是贫下中农，政治上没有半点污点，加上外公与大队支书关系好，我顺利上了荣昌高中。 那个年代念小学是五年制，初中与高中都是两年制，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但还是要参考家庭成分，只有第二年，取消了成分的限制，即使不取消成分，我们还是没问题的。 1980年，已经是改革开放的时候了，农村的土地渐渐下放到每一家了，很多的富反坏右也平反了，也在那一年，我考上了荣昌师范。 母亲的户籍与父亲还在一起，老家农村土地就只有他们两人的了，这下，母亲回到父亲身边了，我们可以大胆回老家了帮着父母种田地了。 两年后，我师范毕业分配到荣昌古灵小学教书了，也在那一年，我的外公与外婆先后去世了，面对两位老人的遗体，我哭得天昏地暗的，因为外公外婆对我与弟弟妹妹帮助非常大。 那时教书虽然工资不高，但也是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至少在人面前抬得起头，走路能昂首挺胸的，这也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后来弟弟妹妹也分别考上了大学，给父亲与母亲脸面增了不少光彩，让那些以前骂我们是地主崽子的人也刮目相看。 我们兄妹分别参加了工作后，对两个舅舅与父母同时赡养起来，一直把他们养老送终。 还有两年，我也该退休了，我确实要感谢好的社会与政策，给了我们一片光明，生活越来越富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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