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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和倪云林差不多，他的画格主要是自创的。但在封建时代，崇古的气氛浓厚，新创的画格往往须托之古人，才能取得地位。米、倪二氏又是名士气十足的人，好作奇怪，因此他们的“托古改制”，就更令人惊异。 米芾自己说：“又以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据此：米氏的云山画格，确是他新创的，为古来所未有。但他却企图把他新创的画格托之古人，寻来寻去，寻到一个董源，他把董氏的变格山水，夸大描写成和他自己画格差不多的东西。最明显的，如他记：“余家董源雾景横披全幅，山骨隐显，林稍出没，意趣高古。”全与他本人画格相同。案：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说：“横披始于米氏父子，非古制也。”则上述的董源横披，很可能出于米氏造作。米氏本喜伪造古画（见《洞天清禄集》等书），偶发名士气，造作几幅董源的画，自很可能。米氏所记董、巨的画，恐怕总有些是米氏的拟作，不然，这种董、巨的画，既这样多，何以未见于以前人的著述中呢？有人说：沈括《梦溪笔谈》所记董、巨的画，与米氏所记相近，沈氏行辈较米氏为早，可见米氏确有所本，未必依托古人。今案：沈氏生于天圣九年，仅较米氏长二十岁，其作《梦溪笔谈》，在元桔三年居梦溪之后，此时米氏年已四十左右，其画论已能风行。或说米氏死时，只四十余岁，或谓年五十七（案：米氏《画史》称：“余老矣”，四十余岁尚不可谓“老”，当以五十七为是）。要之，米氏四十左右时，当已有相当地位，且为大艺术家，鉴赏不可一世，其画论自能影响沈氏（米氏书中常提到沈氏）。且沈氏所见董、巨画迹，即有可能为米氏所造作的。
传 董源 潇湘图 但米氏的山水画格也可能有取法古人之处，如王墨、张图，已有泼墨山水。董源既有“水墨类王维”的画，也可能被米氏所取法。如果说董源的青绿山水是“放泼底李思训”（赵孟頫语），那末米氏的水墨山水，也未始不可以称为“放泼底董源”。
传 董源 夏景山口待渡图 米氏大体以文人画和江南派画结合起来评价，他的高抬江南画家，就是抬高文人画家，也就是抬高自己。如他于人物取顾恺之，于山水取董、巨，于花卉取徐熙、刘常，都是江南人，也都是有文人气息的画家。当时人物画重吴道子，他偏说：“余乃取顾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当时山水画重关、李、范三家，他偏说：董源“格高无与比”，“无一笔李成、关同俗气”。当时花卉重黄筌、赵昌、王友、崔白等，他偏说：“滕昌枯、边鸾、徐熙、徐崇嗣，花皆如生；黄筌惟莲差胜，虽富艳，皆俗。”“江南刘常花，气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赵昌、王友上。”“崔白……之流，皆能汗壁。”这正与元代山水画重董、巨，而倪云林题自作《狮子林图》，偏说：“真有荆、关遗意，非王蒙所梦见。”米氏的“董、巨”和倪氏的“荆、关”都只是二氏自己；米重“董、巨”，倪重“荆、关”，米、倪二氏，“易地则皆然”！
传 董源 夏山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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