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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活跃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日作战的新四军，从1937年10月成立之初，就在南昌、武汉等几十个城市与地区公开设立办事处，进行对外联络、抗日宣传、筹措军需物资、掩护中共地方党组织等工作。鲜为人知的，是地下的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 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是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由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在上海秘密建立的机构。它加强了上海与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联络，在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向苏北抗日根据地转移、输送了大批宝贵的抗日有生力量。当时担任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就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革命者杨斌。  杨斌 杨斌，原名谢远源，1912年出生于安徽省当涂县附近长江边上一个贫苦的船民家庭。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当时在江苏省立南京中学读书的杨斌怀着满腔热血，积极投身到反日爱国学生运动中去，但因为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受到留校察看的处分。这一经历令杨斌痛感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在兄长谢远达的鼓励下，他离开南京，考入安徽大学经济系，后来经济系被并入北京大学，他又来到北平继续学习。当时的北平依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杨斌到了这里以后，一边读书，一边继续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5年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走上党领导的革命道路。参加革命后，他改名杨斌。  1936年，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杨斌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斌受党组织派遣，在山西短期工作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他作为中共中央派出的优秀干部之一，从延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取得黄桥决战的胜利后，中共需要从上海向苏北抗日根据地输送大批军政干部和兵源。12月初，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选派杨斌到上海，在此筹设皖南至苏北根据地的秘密中转站。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下，杨斌统一了全上海各方面通往苏北根据地的政治交通组织，开辟了上海至南通任家港以及通往如皋、掘港的两条交通路线，妥善完成了工作任务。 1941年1月，蒋介石集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后，大批新四军军政干部陆续突围到了上海，亟待隐蔽、疏散、转移。刚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中局为了加强上海的交通联络机构，保证重要秘密交通渠道的畅通，决定成立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是抗战时期新四军在沦陷区唯一设立的地下办事处，工作环境凶险，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为此，华中局任命熟悉上海至苏北根据地秘密交通情况、具有丰富城市地下工作经验的杨斌为主任，由他挑起工作重担。  新四军军长叶挺  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杨斌深知自己责任重大，亲自制定秘密工作纪律并带头严格执行，缜密选择护送路线和安排政治交通员，不允许在任何环节上出现疏漏。一次，杨斌在法租界的一个交通站接头时，发现烟灰缸里留有纸灰，这是办事处一位工作人员前一天夜里焚烧文件后留下的。他给予当事人严厉批评，指出不应丧失对敌人进行突然搜查的警惕，要求从每一个细微处出发，保证党组织的绝对安全。 在工作中，杨斌足智多谋，胆大心细。1942年初秋的一个下午，他去一个地下交通站取药品。不料交通站已被特务破坏，他一到即被逮捕。特务搜遍了他的全身，将皮夹、证件、手表、钢笔等私人物品搜走，并进行审问。杨斌机智地用北平口音回答自己是家住北平的大学生，因病来上海医治。特务未发现破绽，决定放他走，但要他次日下午带些钱在大世界附近的大三元茶室碰头。机警的杨斌从容地返回公寓，办完善后事宜，然后化装潜出公寓，在马路上兜了好几个圈子，甩掉了敌人。随后，他将这个交通站及住处撤销，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 在繁忙的工作中，杨斌对部下关怀备至。他主动每月增拨30元钱给办事处一位父亲早逝、家庭经济十分困难的同志，让其补贴家用。而他全然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曾动手术去掉多根肋骨的情况，一心投入紧张危险的工作中，甚至隐瞒病情，经常不知劳苦地奔走于上海、南京和苏北解放区之间。 在杨斌的领导下，办事处成立不到两个月，就安全地向苏北抗日根据地转送了200多名皖南事变中突围幸存的新四军指战员、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后来，他们还承担了转送大后方重庆、桂林等地的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由沪赴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国际友人罗生特、汉斯·希伯和40多名马来亚华侨青年前往盐城新四军军部时，也都是由办事处秘密护送的。1942年底，运转两年的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基本结束，杨斌带领同志们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白蒲镇位于日军占据的南通、如皋之间，距南通30公里，距如皋50公里，具有承南启北之地利，是苏北根据地通往上海的要地。1943年2月25日，一家名为“保之”的药房在白蒲镇正式开张。其实，这家药房是杨斌建立的苏中区党委秘密工作部机关。药房经理是当地一名有药房工作经验的中共地下党员，而药房会计，正是新任苏中区党委秘密工作部部长杨斌。杨斌还租赁了关帝庙旁边一户居民家的厢房安“家”。他和上海一位叶姓地下党员假扮夫妻，与另一位地下党员的3岁儿子，三人组成一个家庭，以掩护身份，开展地下工作。 杨斌具有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领导上海一线的地下工作。杨斌每天坐在药店柜台内，面对大街，并在店门口设置了暗号。地下交通员来了之后，二人在店门口打个照面，就到杨斌家中接头。平时他穿一件朴素长袍，待人接物谦和，和左右街坊邻居常有交往，关系融洽。这样，无人对他这个外地人产生过怀疑，他的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这期间，杨斌和同志们过着俭朴的生活，伙食水平甚至在当地一般居民之下。他常教育身边的同志，根据地财经情况很紧，我们的钱全是根据地人民在反封锁、反“清乡”的艰苦斗争中积攒起来的，一分也不能乱花。当时，他身体很差，肺结核病正在活动期，但他十分节省，出外工作常用一碗阳春面充饥。 1944年7月，苏中党政领导机关移驻宝应射阳镇一带。由于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党中央决定，各根据地必须及时加强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加快做好配合部队里应外合夺取城市的准备。为此，苏中区党委新成立城市工作部，杨斌为负责人之一，投入到了争取人民抗战最后胜利的斗争中。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苏中除南通、扬州、泰州一些城市外，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不久，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正式成立，下辖8个地委，杨斌一度出任二地委组织部长。  1941年，杨斌（左二）与陈丕显（左一）在上海合影 1947年初，杨斌奉苏中军区政委陈丕显的派遣，去上海执行一项临时任务。到上海后，又被上海党组织留下来管理上海至解放区的交通联络机构。杨斌在艰苦的斗争中，长期抱病工作，不断咯血，身体日趋衰弱。早在1946年秋，他的老上级陈丕显就曾多次劝说他去大连疗养，但他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坚决要求继续工作。组织上最后只得决定他去上海担任华中十地委副书记，主持十地委的城市工作部。 1947年初去上海之前，杨斌将一只使用多年的皮箱和几件物品留给了陈不显保管，并留话说：“这些东西请转交我的哥哥。我哥哥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也没给我回信，大概是牺性了。”陈丕显一再要他放心，嘱咐他到上海后，务必一边工作，一边治病，可杨斌一到上海即紧张地投入了新的工作。 春节刚过，从敌人的监狱中就传出华中十地委常委兼社会部部长任天石不幸被捕的消息。经查，发现党内出了叛徒。杨斌遂向十地委书记金柯提出地委机关驻扎上海不妥的问题。随后，杨斌两次派人到杭州找房子，准备移驻杭州，以避开敌人的注意力。3月底，国民党在《江苏日报》上刊登悬赏缉拿十地委“匪首”的启事，杨斌、包厚昌和金柯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情况万分危急。但金柯不顾党的秘密工作原则，丧失政治警惕性，把杨斌等人的住处告诉抗战时期镇江地区原汪伪自卫团负责人、后混入党内的赵万和，造成了重大安全隐患，以致打乱了党在江南地区开辟敌后战线的部署。  任天石 1947年5月13日，赵万和被国民党军统上海机关逮捕后，便将杨斌等人的住址等情况全盘供出。14日傍晚，杨斌等在住处被捕，金柯也于同日被捕。次日清晨，二人同被解往南京的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关押。16日，杨斌敏锐地察觉出金柯的思想开始动摇，便严肃地对他说：“这次十地委遭受破坏，我们负有严重的责任。我和你都是地委书记，身份完全暴露，不能存任何幻想。与其乌漆墨黑地生，不如光明磊落地死！”27日，杨斌被敌人戴上脚镣，和其他难友分开关押。 不久，传来金柯叛变出狱的消息。杨斌利用放风机会对同时被捕的难友说：“早已料到他会有这一天，我原来尽力争取他不向坏的方面继续发展，但他还是叛变了。”杨斌让这位难友利用身份未暴露的有利因素，注意把合法斗争与地下斗争结合起来，想尽办法保护上海党组织，争取获释出狱。 11月底，杨斌被转解到南京宁海路19号看守所，这里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专门关押军事犯的监狱。狱中条件恶劣，一天两顿吃的是杂有老鼠屎、砂粒的霉米饭和飘着儿点油星的菜皮汤，刑讯拷打更是家常便饭。面对敌人的折磨，杨斌毫不动摇，与同囚一室的任天石互相勉励，坚持斗争。 接连几个月，敌人对杨斌等人的折磨变本加厉，使他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完全垮掉了，肺结核病急剧恶化，咽喉糜烂，几乎不能进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杨斌秉持高度的党性向陈毅、陈丕显写信，汇报了自己及任天石被捕后的境况，以及“同抱至死不变、始终如一的决心”。此信是他和任天石共同署名，由后来出狱的难友背诵转达的：  华中陈军长 陈丕显同志 我们贡献以下三点意见： 一、杨斌、任天石于三十六年十一月由南京卫戍司令部移解国防部保密局，生活与精神上受苛虐，杨斌病甚重，看样不过还能支撑二、三月，杨斌、任天石同居一室。 二、任天石被捕估计系由叛徒郑习端密报，杨斌被捕先由赵万和部下被逮，后赵万和亦被捕叛变。金柯在宪兵队即受优待，大有叛变的可能，望通知江南党应特别提高警觉。 三、我们同抱至死不变始终如一的决心，个人生死在所不计，对革命前途甚抱乐观，朱克靖等五人，福建孟秀焘、王震部的刘伟先都在一处，精神都好。 华东地委 杨斌 任天石 同具 三十七年二月八日 1948年4月，杨斌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连续几天不能进食饮水，生命奄奄一息。一天，几个特务以送杨斌“到医院看病”为名，把他抬出牢房，将其残害致死。杨斌牺牲时年仅36岁。 1984年，陈丕显会见了杨斌的哥哥谢远达。陈丕显说：“杨斌同志在狱中顽强斗争，英勇不屈，和敌人战斗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杨斌同志是非常坚强和优秀的好同志、好干部，他的不幸牺牲，使许多同志感到痛惜，直至今日大家还在怀念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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