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画记】王时敏：为一代画苑开山（上）

天台野叟所著《大清见闻录·艺苑志异》载：“自昌黎以名次三王为荣幸，而‘三王’二字遂为雅典。有清亦有两‘三王’，渔洋与其兄士禄、士祐、连床唱和，人各有集，世称‘济南三王’，此诗家之‘三王’也。王烟客太常时敏为一代画苑开山，四方工画者得其指授，无不知名。同乡廉州太守鉴字元照亦善山水，摹古尤精。及太常孙麓台少司农原祁以画侍值内廷，法大痴，浅绛尤为独绝。人称‘太仓三王’，此画家之‘三王’也。太常诸公又与常熟王翚石谷号‘四王’，石谷亦太常弟子，太常目为画圣。”

王时敏

这段文字中，以诗家的“三王”跟画家的“三王”来对称，而画家“三王”以王烟客为首。烟客是王时敏的号，他与王鉴、王原祁并称为“三王”，因他们三人都是太仓人，而太仓在娄江之东，故后世又将其称为娄东画派。后来“三王”中又加上了王翚，故又有“四王”之称，王翚是常熟人，因此后世又称该画派为虞山派。“四王”在后世又被称为“清初四大家”，再后来又加上吴历和恽寿平，成为“清初六大家”，六人又被合称“四王吴恽”。

王时敏《山水扇面》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人们常常将此六人并提，但实际上，吴历、恽寿平在绘画风格上跟“四王”有着较大的区别，既便是“四王”也并非同一面目，清方薰在《山静居画论》中称：“国朝画法，廉州、石谷为一宗，奉常祖孙为一宗。廉州匠心渲染，格无不备。奉常祖孙，独以大痴一派为法。两宗设教宇内，法嗣蕃衍，至今不变宗风。”

王原祁

方薰将王鉴、王翚归为一类，王时敏和其孙子王原祁归为一类，这种分类乃是依据绘画风格的不同。方薰又称，虽然“四王”分为两宗，但他们的影响力直到今天。清秦祖永在《桐阴画诀》中有同样论述：“国初‘二王’，亲受思翁指授，故与倪、黄一线相承，开娄东正派。然‘二王’用笔，亦有虚实之不同。烟客虚中取神，落笔沈挚；廉州实处取气，布墨精湛。两宗设教宇内，各辟门庭。石谷、麓台用笔虚实各有心得，即各守师承，顿分两派。至恽南田之潇洒出尘、吴渔山之皴染入化，其用笔之或虚或实，在学者不难参观而自得也。”

王时敏《南山积翠图轴》  辽宁省博物馆藏

秦祖永从运笔方式上将“四王”划为两派，而后又提到吴历、恽寿平的各自不同，并且梳理了该派的历史传承，其称王时敏、王鉴乃是董其昌的亲授弟子，而董的画风又受倪瓒、黄公望的影响，以此说明娄东派乃是南宗正派。该派在康熙年间受到皇帝的重视，由此而成了清代画派中的主流，其影响力直到当代。

王翚

关于王时敏在“四王”中的地位，清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称：“王时敏画有特慧，少时即为董宗伯、陈征君所深赏。于时宗伯综览古今，阐发幽奥，一归于正，方之禅室，可备传灯，一宗真源嫡派，烟客实亲得之。”张庚说王时敏在少年之时就对绘画有着独特的感悟力，后来又受到董其昌的亲传，成为了南宗中的嫡派。

清陈田在《明诗纪事钞》中亦称：“烟客续华亭之绪，开虞山之宗，太原、琅琊，一时匹美。石谷、瓯香、渔山皆亲炙西田，得其指授。麓台之衍家传，又无论矣。”这里的太原指王时敏，琅琊指王鉴，陈田称王时敏得董其昌真传，开虞山一宗，又说王翚、恽寿平、吴历都受王时敏亲炙，而王原祁乃是王时敏之孙，得其家学。这段话的言外之意就是，王时敏乃是清初六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其他几位都受其影响。

王时敏《松下茅屋图》  安徽省博物院藏

然陈田的所言也有不确之处，其称王时敏曾亲炙恽寿平，但是从相应的记载来看，恽寿平见到王时敏时，乃是王时敏病逝前的几日，王时敏去世后，恽寿平写了《哭王奉常烟客先生》七绝十八首，其第三首、第四首的诗和小注分别为：

江上熏风五两催，偏从到日卧庭隈。

见时尚说前宵梦，客自琴川泛棹来。

自注：先生于到日疾作，却后三日，始与石谷。见先生于床第间，犹云“前夜梦两君过我。”

带水盈盈怅望情，披帷一见慰平生。

依稀十载相思字，欲语含糊听未明。

自注：寿平与先生闻声相思，十有余年，未偿一见之愿，今夏始获登先生之堂。

王时敏《云壑烟滩图轴》   上海博物馆藏 

康熙十九年三月，恽寿平到虞山去见王翚，同年六月初九，王翚带他从虞山前往太仓去拜谒王时敏。二人到达时正赶上王时敏病重，于是他们等了三天才见到王时敏的面，而王时敏跟二人说，前天就梦到他们会来看自己。恽寿平在第四首诗的小注中说，他跟王时敏互通消息已经有十多年，却一直未曾见面，直到今天方在病榻前看到王时敏。以此可见，王时敏并无亲炙恽寿平之事，显然两人是神交。尽管没有得到亲炙，但恽寿平确实是对王时敏十分崇拜，王时敏去世后，恽寿平被王家后人留在家中长达三年之久。

许多文献中都提及王时敏乃董其昌亲炙弟子，还有的文章称王时敏跟董其昌是儿女亲家，实际从文献记载看，董其昌之少子董祖京是在父亲去世后，才娶了王时敏的女儿，王时敏的第五子王抃在《王巢松年谱》中称：“二姊归于董氏，文敏公之第四君也。”而董其昌去世后，其好友陈继儒在《祭董宗伯文》中亦提及这层关系：“兄亦何恋，兄亦何牵？祖京年稚未婚，而妇翁如王太常者，夙闻其家范之端严，虽子衿未青，而名师教之，名兄辅之，岂难一博士弟子员？”

南园入口处

既是正统的师徒关系，同时在董身后两家又成了儿女姻亲，亦可见董其昌跟王时敏之间的关系是何等之密切。王时敏所写的家信有一部分流传至今，这些信札经过整理后被称为《西庐家书》，王时敏在其中一通信中写道：

此月中旬，松江徐家姊同福官小女到家，住四日而去。其贫已极，衣皆旧敝，头上皆白骨铜簪。据云口食不周，无以度日，细察其情状，比前实可哀怜，非有矫饰。去未几日，忽董家二姊差其妾喜姐持书昏夜扣门，必欲面见。书云穷困已极，南翔房租，力不能还，房主有见拒之意，欲挈家搬到我家。其作想甚奇。当夜汝母大叱挥之出宅，我差人送夜饭至舟，见欲仙与子俱在船中，我亦佯为不知。次早略送舟金米担而去。我思徐、董皆天大人家，一旦狼狈至此，虽其望我者深，殊欠体谅。然情关骨肉，岂能恝然。父母俱因贫窘，既不能少有周助，而汝母词色加厉，绝之已甚，殊为不情。

门牌号

这封信写得极其真实。王时敏讲到其家已经穷困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某天，董祖京派家人在半夜来敲王时敏家门，请求见面，而后递上书信。王时敏看到该信中称，董祖京家里已经穷到交不起房租，房东准备将他们驱逐，故董祖京写信来提出要求搬到岳丈王时敏家。王时敏妻闻听此事，大声呵斥将此人赶走，然而王时敏究竟于心不忍，派人送饭到船上，而所派之人回来告诉他，董祖京带着家人都在船上，当然其中也有王时敏的女儿，然而王时敏当时生活也十分困难，无法再养活另一家人，故只好假装不知此事。到了第二天一早，他还是派人送了一些钱粮到船上。对于这种作法，王时敏也觉得很歉疚，他说董其昌当年也是如日中天的大人物，没想到他的后嗣竟然如此狼狈，而他也无法给予更多的接济，只是觉得其妻如此对待，还是有些不近人情。

过厅

无论董其昌还是王时敏，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大人物，为什么居然穷到连房租都交不起，却也无法予以帮助？清钮琇在《觚剩续编》中讲了这样一则故事：“太仓王太常，子孙众多而贤，颛庵、麓台尤所钟爱。康熙庚戌，俱以弱冠试捷南宫，泥金之报叠至。适吴梅村在坐，戏曰：‘彼苍天者，当是君家门下清客耶？’太常骇问曰：‘何？’梅村曰：‘善探主人所欲，而巧于趋承、事事如意者，门客也。今日之天，无乃近是？’太常不觉莞尔。”

当年的王时敏是何等之风光，儿孙们去参加科考，接连收到捷报，以至于让吴梅村都感慨说，苍天都成了你家的门客，只管讨主人家欢喜。而王时敏在那时也的确是三代一品、五世鼎甲的家世。可是为什么到了写家书的时候，连女儿、女婿来投奔都要拒之门外呢？这件事要从王时敏的家世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说起。

图书漂流驿站

王时敏出生于显赫家族，他的祖父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而后一路升迁，万历二十一年做到了内阁首辅，已经算是位极人臣。王时敏的父亲王衡也是位读书种子，在万历十六年的顺天乡试中夺得元魁，但因是首辅之子，受到了言官的猜疑。礼部郎中高桂、刑部主事饶伸上书要求调查是否有作弊之事，后经复试，王衡仍然名列第一，这才平息了众人的质疑。事情虽然平息了，但是对王锡爵和王衡都有很大的心理影响，王锡爵对外宣称，只要自己在朝，儿子王衡绝不来考进士，故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王锡爵已经辞官归隐十年，王衡方入京参加会试，此次又高中榜眼，于是有了“父子榜眼”的艳称。

无意苦争春

虽然王家在太仓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却人丁不旺，王时敏叔祖王鼎爵的儿子早夭，于是王衡就将次子王赓虞过继到王鼎爵家，但没过多久王赓虞也去世了，那时王时敏已4岁，王衡又让王时敏出继为王鼎爵的嗣孙。到了万历三十一年，王时敏17岁的长兄王鸣虞去世了，这样使得王锡爵膝下仅有王时敏一个孙子，只能让他回归本宗。王时敏出继时原名王赞虞，归宗之后改名为王时敏，此时的太仓王家仅有王时敏这一根独苗。万历三十七年，王时敏之父因头疾发作卒于家中，时年49岁，当时的王时敏年仅18岁，父亲的去世令他极其悲伤，为此患上了咳血之疾，并且病情颇为严重，经过几年的治疗方得以全愈。

园的主体是湖面

王衡在病中时，王锡爵几次向朝廷要求返乡，连上了八道奏书都没有得到皇上的批准，直到儿子王衡去世后，皇帝才同意他辞职。王锡爵晚年丧子，当然十分悲伤，王衡去世的转年，王锡爵也去世了。而王时敏原本有三个儿子，后来也先后夭亡，其妻李氏为之悲伤过度，23岁就去世了。古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丧妻之后的王时敏续弦并纳妾，后来又生了五个儿子，这才使得太仓王氏渐渐有了起色，更为难得的是，他一生育有九子九女，而九子均有才名。龚炜在《巢林笔谈》中称：“王奉常公九子，发者五分。自崇祯乙卯至今乾隆壬午，甲榜八人，乙榜十五人，副榜五人，而芝廛先生后居其大半。康熙丙子科，中丞公兄弟同登，先生惊忧不已，若过分者。然天道亏盈而益谦，宜其久而未艾也。”

湖边建筑

经过前几代人的凋零，按说子嗣众多应该是王家最祈盼之事，但没想到因为社会的巨变，却成了王时敏最大的拖累。在明末时，王时敏曾任太常寺少卿，故后世称其为王太常，这个职位为正四品，是他仕宦生涯中的最高职位。崇祯十三年，49岁的王时敏辞职返乡，四年之后惊闻国变，此后的南明弘光政权曾邀其前往任职，他称病不赴。

静影

那时的王家因为资产雄厚，故王时敏并未感到经济上的压力，曾经自称：“吾弱冠之年，祖父背弃，遂专家乘。清白之遗，本无藏蓄。尔时国步承平，世途宽泰，滋殖尚易，保守非难。且以旧阅单丁，仰席先人余荫，田租岁入，质库子钱，自足应酬公私赡给。俯仰一切钱谷出入，悉付家倌主之，吾衣租食税，了不知何有何无也。”（《王烟客先生集·遗训》）

由此穿入

因为家境富裕，且向来交由管家打理，使得王时敏完全不懂得理财，这种生活在太平盛世尚可维持，但到崇祯后期，因为明朝政府要与东北的满人和西北的农民军分别作战，加大了对南方的税收，家庭人口越多税赋越重。进入清代，这种状况更是变本加利，王时敏不堪重负，于是将家产分给几个儿子，但家庭状况仍未得到缓解。《奉常公年谱》顺治十八年条载：“是年，吴中有奏销之祸。朱抚军将民间零欠钱粮造册上闻，绅袍衿士厘毫挂欠者，无一得免。江南四郡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公及子揆俱在欠册中。”

碑廊

这场奏销案牵扯到了大量江南富户，已到了晚年的王时敏也无法逃避社会现实，他在给第八子王掞所绘的《仿古山水册》跋语中写道：

吾年来为赋役所困，尘氛满眼，愁郁填胸，于笔砚诸缘，久复落落。此册为儿子掞装以乞画者，日置案头，每当烦懑交并，无可奈何，辄一弄笔以自遣。而境违神滞，心手相乖，如古井无澜，老蚕抽茧，了无佳思，以发奇趣。

看来赋役之困令到王时敏已经没有心情搞绘画创作，穷困到这种状况当然也无法让他照顾更多的亲人，于是就发生了前文提到的无法接纳女儿、女婿投奔的窘境。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董其昌和王时敏两家的景况，对这句俗语作出了示范性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