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洪福山  小屯的变迁，因其小，所以不那么沧桑。一粒沙里一世界，小屯自有小屯的故事。 小屯不是它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刘木匠。刘木匠作为一个自然屯，隶属于康平县沙金台蒙古族满族自治乡红旗村，过去是一个生产小队，地处该乡最北部。刘木匠自然屯在红旗村的最东部，距离村部所在地5公里，中间要跨过平平展展的草甸子；屯子西南方向距离兄弟小队李成窝堡2公里，中间隔着一条河，河水流向四道号水库，刘木匠坐落在四道号北岸，可谓面水而居；北部与太平庄村毗邻，再向北不过5公里就是内蒙古的科尔沁沙地了。 刘木匠自然屯，东西走向，一条土路将屯子分为南北两趟街，居住着十九户人家，九十多口人。生产小队队部处于路南的中间位置，有四间土平房，面朝南，在东侧开北大门；西面是集体的仓库，牲畜棚。出队部大门向东50米，有一口土井，圆形井体用石头砌成井壁，井口用木方子和厚木板做成，井水清冽爽口，只是略带一点点碱味，供全屯的人吃马用。 刘木匠小队有耕地600亩，土地平展，分布在自然屯的四周，只是土地瘠薄多盐碱。在耕地的外围，有大面积的草地，多生长碱草和水草，在草地中间，常见有寸草不生的白花花的盐碱地，冬夏都是一个颜色，还时不时被风刮起，迷住行人的眼睛。 刘木匠人依靠集体耕种盐碱地，年年收获不多的高粱、玉米作物，上缴国家公购粮。由于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较低，往往无法完成上缴公购粮任务，于是，小队人均只能吃到最低标准，即人均年毛粮320斤。口粮不足时，要吃国家“返销粮”，由政府发给社员，主要是麦麸子、豆饼等。粮食产量低，社员分值也必然低，一个整劳动力，参加一天集体劳动，最多记10个公分，到年终分红，10分能分到几毛钱，有时候分不到几毛钱，还要倒挂。倒挂就是负数，就是社员欠了集体的钱。比如，10分分到5毛钱，一年劳动挣3000分，合人民币就是150元；反之，每10分倒挂1毛钱，挣3000分，应该欠集体30元。为了生活，各个农户都要发展家庭养猪、养鸡，由于人们吃粮不足，家庭副业也是难以发展；打草、挖药材、打鱼摸虾，往往被视为小农经济受到限制和禁止。社员们的生活温饱不足，各个家庭都出现娶媳妇难，男青年搞对象难，当街姑娘不愿意嫁给本屯的人家的现象。 要改变农业农村的落后面貌，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1976年，县委派来了扶贫改后工作队。工作队分析刘木匠落后的原因，制定改造落后的方案。首先抓班子，要建立一个好班子，选一个好队长，带领大家苦干实干。要知道，十九户人家，过去有九个人家轮流当过生产队长。你在台上干，他会在台下敲边鼓，总是有干的，有看的，还有捣乱的，难以形成齐心合力的局面。工作队帮助选出了年轻的队长，搭建好了班子，同时驻屯协助工作。班子人心齐，社员鼓足干劲，一年的春种夏锄秋收，一年的苦干苦盼，到头来仍是粮食产量没有新突破，分值没有新提高。社员们失望了，班子没有信心了，工作队也没有颜面了。 工作队、生产大队研究刘木匠的形势，认为刘木匠真的没有前途了，于是，建议解散刘木匠生产小队。建议报告打到了沙金台公社党委，公社党委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向上请示，同意了解散方案。社员们对解散方案积极支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帮助。 刘木匠集体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场归生产大队管理，对集体房屋、畜力、农具进行处置，偿还银行贷款。农户个人的房屋、院落、家畜家禽，自行处置。 按照安置方案，社员各户开始在全公社范围寻找落户地点，选择往哪里搬迁。落户问题由公社和大队协调解决，户落到哪里，哪里的大队、小队负责帮助解决居住困难，安排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经过妥善安置，多数人家都选择了在原大队的小队或附近大队的生产小队落了户，开始了新的集体生产生活，希望日子好起来。可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经济仍是非常薄弱的，农业生产力仍很落后，农民生活还处于温饱不足的水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的生产小队实行联产承包，把原来集体耕种的土地分到社员各个家庭耕种，农作物收获后，“交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完成国家公购粮，留足口粮，剩余的可以进入市场交换。随着农村农业政策的调整，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发挥，农村面貌在悄悄发生改变。分散在不同生产小队的原刘木匠社员，也迎来了一个个美好的春天。原刘木匠的年青队长王殿清，在李成窝堡小队落户后，重新盖起了房子，养了几条大牛，日子发生巨大改变；女儿成家立业，儿子参军入伍。 而落户到张福窝堡小队的吕振海，他是红旗小学的民办教师，过去从刘木匠到学校上班，他要步行10里路，风里来雨里去，十分幸苦。现在到学校，只有2里路远。张福小队土地肥沃，交通条件便利，社员劳动积极性高，生活也比较富裕，让他沾了很大的光。 在刘木匠西南，相距5里远，仅一河之隔的李成窝堡小队，也是土地瘠薄，盐碱荒地，只是人口、耕地面积比刘木匠大些，人心较刘木匠齐一些。在刘木匠解散小队的时候，工作队也进驻了李成窝堡，征求社员意见，是好好干努力干，还是也解散？多数社员表示，不解散，坚决好好干。社员们人心齐，对班子有信心。在工作队、班子的带领下，开始了种植业结构调整，连续几年扩大蓖麻、葵花、花生、黄豆等油料作物面积，减少玉米、高粱种植面积，提高了种植业的收入；安排外出采石、运输，增加了副业收入。生产队集体分值，由过去的3——4毛钱，几分钱，倒挂，大幅提高到了1元钱以上。社员吃粮足了，家家用小缸装豆油，户户有存款。实施联产承包后，经过若干年发展，家家盖起了大瓦房，户户有农用机器，有几户买进了小轿车。绿色富庶文明新村庄正在成长中。 刘木匠解散时，其耕地、林地、草场、道路、沟渠等集体自然经济资源，最终划归了沙金人民公社所有。刘木匠小队解散不久，家庭联产承包的春风刮进了这片盐碱地。在公社党委和生产大队的支持下，太平庄大队村民肖景新承包了刘木匠的耕地、林地和荒山。在银行贷款支持下，肖景新购置系列化农用机械，规模化耕种农田，开垦荒地，宜粮则粮，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经过几年的奋斗，肖景新成功了，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万元户，是先富起来的带头人，先进典型，受到乡里县里的大力表彰和积极支持。今天，刘木匠土地田连阡陌，土壤碱化沙化得到治理，土地产出率明显提升；多样化林木体系浓郁苍翠，绿色环保生态景色宜人；水泥路通往附近村屯，交通便利；贫穷落后的刘木匠一去不复返了。国家土地承包经营政策的连续向好，促进了刘木匠稳定而持续的发展。新一轮承包经营者李志勇，年青有为，继续加大农业科技和机械化投入，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片土地正充满无限生机。 刘木匠一个自然屯，划上了历史句号。而当年的刘木匠人和他们的后代，则生活在更加美好的梦想中；刘木匠这块土地，已经“旧貌换新颜”，期待新的春天。 沧海一粟的刘木匠也有自己的闪光点。小屯叫刘木匠，但是，屯中真没有姓刘的人家，更没有刘木匠这个人。或许，在旧社会，人们逃荒要饭，有个姓刘的人家，在此驻足，男主人会点木匠活，以此维持生计，就此安顿下来。后来又增加几户，繁衍生息，达到了十几户。这样的屯子，虽然没有历史积淀，缺少文化底蕴，倒也有自己的故事。有个叫王化新的男子，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抓去当劳工，在吉林、黑龙江一带给日本人修工事。劳工们被圈在铁丝网里，不许进出，还有日本兵持枪把守。干各种体力活，劳动时间超长，劳动强度超重，还吃不饱，穿不暖，经常会发生劳工因病、因安全事故、体罚致死的事件，王化新隐隐感到了死亡的威胁。他人生得机灵，能说会道，但这都没有用。他开始合计逃跑的办法，借劳动的空挡，侦查地形，选择铁丝网漏洞。一天晚上，他趁着黑夜有风的天气，溜了出来，从铁丝网钻了出来。向着预想的方向猛跑，他整整跑了一夜，天蒙蒙亮便隐蔽在了山沟里，以便恢复体力，天黑时继续逃跑。就这样，他忍饥挨饿，回到了今天的辽宁地域。几经辗转，在刘木匠定居下来，娶妻生子。他见证了刘木匠的暂短历史，直至老年才过上温饱有余的日子。 夏玉林是刘木匠一个名人，他参军入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结束后，在北京退伍，来到北京郊区。在京郊，有个姑娘看上了他，姑娘是河北人，两人相爱。但是，姑娘家的父母不支持，不同意。孩大不由爷，两人最终商定，回了辽宁老家，就在刘木匠结婚安家了。夫妻恩爱，生儿育女，女人能干。夏玉林是中共党员，也当了几年生产小队队长，尽管没有当得太好，但也算是尽职尽责了。在刘木匠小队解散的前一年，夏玉林因肺病去世。小队解散时，夏夫人带领子女去了北京郊区娘家，落户在了北京，儿女在当地的乡镇企业安排了工作。夏玉林长子在给他的堂姐夏淑霞，原刘木匠年轻队长王殿清妻子的信中，说明了搬迁后的生活情况，一切都好。 刘木匠小队同样是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组织。在村子的最西头，有一座三间土平房，房子坐北朝南，窗明几净，可谓小屯的最好建筑，这就是刘木匠小学。校园内土地平整，是孩子们的操场，周围生长杨柳树。学校北面是校田地，由生产队负责耕种，收入用于补助学校。学校校舍维护，冬季取暖都由生产队负责。学校设1——3年级的复式班，有一名老师任教，老师是政府派的公职教师。复式班孩子较少，一般时候是十名左右。孩子们在这里完成启蒙教育，就可以去较远的红旗小学继续读书，完成小学学业了。刘木匠的新一代农民都是从这所小学开始，完成了小学六年教育，其中有8人完成了初中九年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和智力支持。这些文化人，在担任小队会计、兼任板报员、兼任通讯员中，发挥了文化引领作用。全屯有4人服过兵役，其中一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有2名民办教师，其中一人转正为国家公职教师；有一人担任大队干部，任民兵连长；有2人是大队机耕队拖拉机驾驶员。小屯的文化氛围，体现着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引导着人们的成长方向。刘木匠屯，虽然自然条件较差，生产比较落后，人们的生活还很贫困，但是，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刘木匠小队的变迁，留下来的是历史的痕迹，是时代的面貌，有其自然的和社会的根源。作为以传统农耕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 土地贫瘠，没有农业基础设施，种植结构单一，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是长期发展的软肋，使集体生产徘徊不前，人们生活温饱不足。仅就种地而言，以种植玉米为主，政府和集体都没有种子基地，只有在上年收获的玉米中挑选留作种子，单就种子退化就难以提高产量。种植玉米的株距在一米左右，再加上缺苗断条，一亩地产200多斤粮食，整个小队秋收也不过几万斤，年景不好，不够口粮。盐碱地，地势低洼，地温上来的晚，要延迟种地时间半个月。种子播下了，小苗没出五个叶，杂草却遍地生长，且长势迅猛。于是，就要全民铲地，乡干部、大队干部、中小学生都来支援夏锄，一遍地没锄完，二遍地就要紧紧跟上。一个田间管理下来，社员们累的筋疲力尽，还不知成葫芦瘪葫芦。 提倡科学种田，还不会种。比如种高粱，种冀杂五号，比较高产，但是人们吃着口感不好，就仍是种老品种。种黄豆，说手摆豆高产，就把农田打成宽垄，用滚子把垄台压平，组织人工在垄台上摆豆种，在一条垄上摆成两行，这种实验本身就是十足的玩笑。 见证刘木匠人的生产生活，应该为那个时代留下点文字。尽管刘木匠是另类的典型，可传统农业农村农民的历史是真实的，是可感可知的，其面貌留在了昨天。我们的今天，是从那个昨天脱胎而来，延续而来的。历史是一本教科书，是一面镜子，让人们知古鉴今，从过去引出走向未来的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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