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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永兴群光在京山县狠狠地“火”了一把！尤其是“群光宣传队”，那红火的势头更是超过了县里专业的“文工团”。 那个时候正是“文革中期”，永兴镇叫“永兴公社”，群光村也叫“群光大队”，完完全全的大集体模式。当时每个大队里都有自己的业余宣传队，叫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宣传队在劳动生产之余，把社员们组织起来，给大家唱“语录歌”，背诵“老三篇”，有条件的还可以学唱几段“样板戏”。不过这些宣传队的表演能力以及水平，要是跟群光宣传队相比较起来，那可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其他的宣传队无论是演员身段，还是在台上念台词，若跟群光宣传队比起来，简直差了至少十个层级以上，因为她们的身段没有群光的演员妖娆，台词念得也没有群光的“洋气”，只会用当地的土话表演，初看还行，时间长了，就索然无味了。可是只要听说是群光宣传队的演出，大家都能看得津津有味。那水平，那台风，比起县里的专业文工团来，那可真是有过之，无不及！
当时群光宣传队的表演水平，不仅能够紧跟形势，用“快板书”，“莲花落”“渔鼓道情”“群口词”“独舞”等多种形式给观众宣传表演，更难能可贵的是，还能够唱下整本《红灯记》来。那个时候就连县里的专业文工团也只能够唱一本《沙家浜》。这还不算，再加上舞剧《白毛女》或是《红色娘子军》的一些选段，那真的是精彩得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由此可以看出，群光宣传队的表演水平确实达到了县里专业文工团的水平。拿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那时候总共只有十几人的宣传队里，就被县文工团一下子抽调了四个人去参加工作，只是后来不知为什么原因退回来两个。而这退回来的两个人，完完全全成了队里的导演兼台柱子，让群光宣传队能够继续红火下去。直到1975年，我从高中毕业以后，立马被招进入了大队宣传队。虽然那时已是强弩之末，但是每次到县里去演出，都能吸引到满场的观众。大家不仅交口称赞，还有那如痴如醉的表情，真是让人难以忘怀。
我想，群光宣传队在当时能够如此的红火，其原因无非有三。其一，当年人们文化生活无比地匮乏，电视没有，电影也只是相隔很久才能够放上一场，一个月能看上一场已是万幸了。所以，周边十里之内，只要是听说哪里晚上放电影，人们都会扶老携幼，不辞辛劳，赶半夜的夜路也要去看的。尽管那时放映的电影除了八个“样板戏”，再就是如《春苗》等极少数几部政治宣传片外，再没有其它，可人们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群光宣传队在当时可说是一股清流，不仅是真人上台表演节目，还能够让人真切地感受得到现场气氛，看得见，摸得着，等下得台来，观众们还可以跟自己喜欢的演员搭上几句闲话，这种情况不红火才怪呢！
其二，宣传队里有一个很好的带头人，她就是欧大珍女士。当时她不仅是大队团支部书记，还兼任着宣传队队长，这人的组织能力在我看来特别的强，不仅能够把那些性格各异，水平参差的大家伙儿捏合在一块，还能够组织起许多新颖的文艺节目，来吸引广大的观众，这对于一个基层工作者来说，算得上是相当的了不起的。
其三，当然是离不开县委工作队的大力扶持了。那个时候县委就在群光“蹲点”，包括县委赵书记、县“革委会”马主任，全都“蹲”在这里。县委办公室就设在我们湾子里，赵书记驻在我家隔壁，我们家里也驻满了从县里各部门抽调来的工作人员。就连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司令，人称“刘红小兵”，顶着“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也到群光大队来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生产劳动。
当时县委在群光除了号召“学大寨”，艰苦奋斗，努力提高劳动生产成果以外，还让大家学习“天津小靳庄经验”，人人都要上台表演节目，以提高政治思想觉悟水平，那真是全民皆文艺啊！除了抓文艺，县委工作队最主要还是抓生产，顺带还要抓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其间就发生过一件很有趣儿的事情。县委王副书记当时在五小队“蹲点”，其人皮肤黝黑，长得干瘦，十分结实的样子，他经常跟社员们在一块儿干农活，那可是真正地是实打实地在干呀，混在社员们中间，跟大家没什么两样，让人根本看不出来他还是个“大官儿”。有一次，有个社员抱怨在地里干农活太吃力，觉得在禾场上晒稻谷就轻松得多了，想让领导安排轻松一点儿的活计。这王副书记当时听了也不多说，第二天就让真的队长安排这位社员在场上招呼晒稻子，他自己则拿了本文件在旁边一边看着，一边监督。只要这位社员一停下来，王副书记就催促道：“快踢呀！快翻呀！如果今天不抓紧晒干了，明天变天就晒不成啦！”这位社员在王副书记的监督下，只好不停地踢呀，翻呀，从早到晚一刻也没有停歇的时候。一天下来，弄得他是腿发软、腰发酸，眼发花，差点儿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了。王副书记这时侯问他：“你说这晒稻子到底是轻松呢？还是不轻松呢？”这位社员只得老老实实地回答：“不轻松，不轻松。”王副书记又接着问道：“还想不想再晒一天稻子呀？”“不想了，不想了。”王副书记这才教育他道：“你要记住，做任何事情如果想要把它做好，都不会是很轻松的。”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哪个社员提出自己想要去做轻松的事情了，这种教育的效果真是立竿见影。
除了这位王副书记，那个时候在群光“蹲点”的干部全都是些实干家，就拿在我们二小队“蹲点”的夏承禹先生来说，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夏先生当时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所以大家都叫他“夏秘书”。这“夏秘书”四十多岁的样子，人长得精干强壮，在他的带领下，二小队的社员们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地“学大寨”，想方设法地提高粮食产量，把所有的禾场，以及地头旮旯全都栽上了秧苗，为了不让鸡鸭祸害粮食，更是为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要求社员们把自己家里的鸡鸭全都杀光了，只是为了保证大伙儿过年能够吃上一点儿肉，几家搭伙才能够养上了一头猪。记得那年夏天，当时我们还在镇上上中学，学校便放了“农忙假”，让我们这些学生伢也回到生产队来搞支援，因此我就觉得那个农忙时间过得特别的长。我们跟着大人们真的是夜以继日，不是抜秧，就是插秧，因为时间紧，任务急，如果耽误了农时，就会影响到收成，所以，我们每天只能睡上三五个小时的觉。那时候就是觉得欠觉得狠，有时候在田埂上走着走着，腿一发软，脚下一滑，噗通一声，整个人一头就栽进了水田里。身上衣服全都被打湿透了，一个激灵，立马爬起来，还生怕被人看见了说坏话，得赶快再次地投入到劳动中去。
那一年，我们小队的粮食产量比往年翻了几番，创造出了历史最高纪录。因此全县在我们这儿不知开了多少次“现场会”，大力宣传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绩。这也许就是群光之所以能在全县扬名的原因之一吧！这位实干家的夏先生，后来当上了常务副县长。在我们这儿“蹲点”的还有一“殷秘书”，名叫殷继兰，也是一位实干家，后来也当上了副县长。还有另一位男秘书，姓周还是姓什么，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二十来岁，看样子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皮肤很白，一副很腼腆的样子，一开口说话满脸通红，听说后来也当上了副县长。由于那个时候我还太小，跟这些人打交道不多，只是见过一两面而已，对他们的具体情况就不是太了解了。
县委在群光“蹲点”，除了扶持和辅导宣传队，以及想方设法提高粮食产量以外，另外还留有几大政绩，一个是从县城往这儿拉了一条电线，使我们在全县农村第一个用上电灯。这个事情令周边大队的人们很是羡慕了一阵子。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带领全大队的社员们修了三条小水渠，让水流变畅通了，不仅去除了每年发大水时毁坏农田、祸害庄稼的忧患，还扩大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再就是修了一条从山边穿过全大队，一直连通省道的石子路，也就是一条乡村公路，让大家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出行变得更加的方便起来了。这是县委“蹲点”给群光留下来的看得见、摸得着念想。下面主要来讲一讲我们在县委工作队的带领下，修那几条小水渠的事情。
群光的地盘主要是由两条岭三条冲组成的，晴天一岭灰，下雨一冲水，这样就在岭下冲里形成了三条弯弯绕绕的小河沟，也可以说成是小溪流，每年发大水的时候，不仅水流不畅，还经常冲毁农田和淹死稻谷。于是县委就决定整修这三条河沟溪流，要让它变直，变畅通，还派了县水利局里一位姓任的工程师，来帮助做测量设计的工作。1975年夏天，我刚刚从学校毕业了，回到生产队里碰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水渠。当时大队派了我们几个刚毕业的学生伢来给任工当助手，只见任工肩扛着一台经纬仪，还带着一根木标尺，以及一些其它设备和工具，带领着我们几个学生伢漫山遍野地搞测量，在他的指挥下，我们有的帮他做记录，有的打桩扯皮尺，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树标尺。树标尺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工作，要一个人扛着一根五米长的木头大标尺，沉沉的，不管是荆棘丛，还是河沟泥坑，只要任工指向哪里，那就得跑到哪里，那可真正的是逢山过山，逢水过水，任工要你把标尺插在哪儿，你就得插在哪儿，还不能耽误时间。有时候只顾着看任工的手势去了，脚下不知不觉地踏在了一块冰块上，不是一不小心摔了个狗吃屎，就是一脚踏进了泥坑里，鞋袜裤子全都湿透了。任工离得远，他可看不到这些，只管在那里扯着嗓子大声地叫喊：“某某，标尺要扶正啊，上对鼻子下对屌！”
因为我人长得高，腿又长，所以经常被任工指派去扛标杆，只要一听到他的喊声，我就得在田野里四处奔跑。有时候我确实是跑累了，或者是鞋袜裤子被打湿透了，就难免要跟任工闹脾气，耍态度，这时候任工就让另一个人过来替我一会儿，待我休息一下后，再接着往下干。
在野外测量只是最初步的工作，测量完了，还要回到室内去做设计和计算土石方。这些工作全都是在任工的指导下，让我们几个学生伢完成的，时间长了，任工有时候要回县里去，或是有别的事情忙不过来，就交代我们自己去做。有一次，一个同伴粗心大意地把工程图画错了，致使有一个标段的土石方计算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大概少计算了一百好几十个立方，那时候根本没有机械来施工，全凭人工肩挑背扛，那可是非常辛苦的力气活儿，如果计算错了，多少人就得白忙活几天了。刚好这个标段分配给了我们二小队，我发现后立即将图纸改了过来，并重新计算出了土石方。可我当时没有跟任工讲这个事情，后来突然被工程指挥员给发现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当场就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可惜我那个时候确实是太年轻了，不知道该怎样跟领导沟通，只知道在那儿委屈得哭鼻子。以致这个事情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就十分地懊悔，后悔当时自己当初怎么就不知道拿出证据来，在领导面前重新演算一遍，并告诉他是图纸上出了错呢？把事情讲清楚了，让领导去定夺，那这个事情不就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吗？何至于自己受了委屈还要往肚里咽呢？好在当时也许是没有产生多大的不良后果，也许是领导看我年纪太小不懂事，搞点儿小聪明无关宏旨，所以就没有往下深究，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除了在我心里留下来一点儿不安而已，对其他人来说，根本没留下任何半点的印记。
那个时候我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不可开交啊！白天要跟着任工跑测量，做设计，搞计算，同时还身兼着小队里的记工员工作。因为我不能亲自到工地上去，只能在大伙儿收工回来以后，顶着灯光来完成记工的工作。到了晚上，因为被欧大珍招进了宣传队，吃完晚饭还要参加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那时参加宣传队的最大好处就是不用跟别人一样出夜工，那时候除了白天天不亮就要去上工以外，晚上还要继续在水渠工地上加夜班，挑土石方，我们宣传队员却可以留在室内搞排练，体力上自然比别人轻松了不少，还比修渠道好玩许多。只是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欠觉，好在那时我父亲被安排给队里烧饭，不管我比别人晚起床多久，随时都可以有热菜热饭吃。
而我的其他一些同学们就没有我这样好运了，不仅每天都要到工地上挖渠，晚上还要夜以继日地挑土石方，而且还不能有丝毫的怨言。我有个同学就是在出夜工的时候，用很隐晦的方式发了一句牢骚，结果被当场召开批斗会，狠狠地批了一顿。那天也许是一个阴天，也许是到了月底，除了电灯光能照到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是伸手不见五指，按说接连开了许多天的夜工，这种天气让大家伙儿休息一晚上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可干部们并不这样想。夜工开多了，难免有些让人厌烦，这时候就有个人带点儿怨气的说道:“今天晚上没有月亮哟！”其潜台词是，到月底了，怎么就不让我们休息一下呢？另一个一听，心领神会，马上接口说道:“岂止是没有一点儿月亮，连一点儿星都没有呢！”
当地口语中的“星”和“心”同音，这是一种很隐晦的发牢骚方式。结果却被干部们听见了，这还了得！这不就是在向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挑衅吗？对这种只知道享乐，只知道生活安逸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决不能姑息迁就，要做坚决的斗争！于是立刻就用大喇叭喊了起来:“全体都有，马上停工，召开现场批斗大会！”
那天晚上，许多积极分子纷纷站起来发言，对这种求享乐、要安逸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了一通狠狠地批判。现场批斗会一直开到了转钟，比原来出夜工还要晚，人们的身体虽然得到了短暂的休息，可是心理上却变得更加的沉重了。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再发一句任何形式的牢骚了。
整修水渠的工作，一直到第二年开始春耕生产的时候，才暂时告一段落，等到当年田里的稻谷收割完后，又接着继续往下修。这样大概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才全部修通了，接着又是修路。就这样到县委办公室撤离的时候，这些工程也基本上全部完工了。这就是县委在我们那儿“蹲点”，给我们当地群众造福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许多年来，这些工程都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直至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是这些工程还给群光的经济腾飞，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现在，只要我们一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仿佛就有一股暖流温暖心田。 （作者：郑道冰 笔名 ：楚歌 京山市永兴镇群光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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