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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冬天，来我们大队的“驻点干部”李克很注意大队领导班子的团结，热心在班子的新、老成员之间做“协调”工作，我的工作与心情平稳一些。李克是中共界首县委书记郝如意的夫人，郝如意在“文革”开始不久，即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此时尚未“站起来”（未恢复工作）。李克曾担任中共界首县委组织部长，1960年11月至1963年11月担任县人民委员会（“文革”结束后改称“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然后担任陶庙区和界首镇的党委书记，“文革”开始后也被“打倒”，这时已获“解放”。我听别人介绍过她的这些经历，对她很尊敬，称呼她“李县长”，她略显不好意思地说“那都不存在了”。在一段时间的接触中，我感到她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很坦诚，很务实。她来我们大队，是指导开展“一打三反”。“一打三反”就是按照中央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的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由于李克是历次“运动”的“过来人”而且刚“站起来”工作不久，在指导开展“一打三反”时严守政策，实事求是，而非“听见风就是雨”，所以我们大队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没有胡斗一个干部或社员。我们村北边有一条名叫“万福沟”的河，有人建议把河里淤积的又黑又厚的污泥挖上来，晒干后作为肥料。李克召开大队干部会商议此事，大家一致认为这可作为“农业学大寨”的一项活动，商定了行动计划以及由谁去借抽水机等具体分工（借抽水机是因为要把筑坝截断的河水抽走，才能露出淤泥可挖）。我积极参加了这项活动。大清早，在划给我们生产队的那一段河边，望着污泥上的薄冰，我当然要“带头”而不能畏缩，就卷起裤腿，一咬牙跳进去，膝盖以下立刻陷入污泥，却顾不得寒凉，赶紧挥锹挖、甩。社员们也纷纷跳入，热火朝天地大干起来。这样猛干三天，河两岸堆满了污泥，我们都觉得打了一场胜仗，很喜悦。李克同志安排我写篇稿子，以这件事为例，报道我们大队“一打三反，促进生产”。 李克同志为什么没安排别人而指定由我写这篇报道呢？因为她听人说了，我“会写”。我读高中期间，几乎全校的老师、同学都说我是“文科高材生”。每逢节日（五四、七一、国庆、元旦等），学校出“墙报”，都有我的文章。我还是学校“广播站”的编辑。回乡在干农活之余，我坚持读书看报，偶尔也练练笔。担任大队干部之后，我分管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工作，当时别的村宣传队都只上演《沙家浜》、《红灯记》等“革命样板戏”而不敢排演别的戏剧。我改编了一部五场豫剧《刘胡兰》，刘胡兰有几个唱段的大部分唱词采用了歌剧《江姐》中江姐的唱词。宣传队有的队员说：“那还不如直接排演《江姐》啦！”我说：“你不知道呀？江青说‘重庆地下党都是叛徒’，因而长篇小说《红岩》和歌剧《江姐》都被禁了。”也有大队干部 和宣传队员说我“真胆大”，我说：“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咱歌颂刘胡兰没有错！咱们的《刘胡兰》仅是有几段唱词借用了江姐的某些词句，整个剧情、所有人物都与《江姐》没有关系。怕什么呢？”结果，我们改编的《刘胡兰》上演后，受到全村干群的欢迎，收到“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良好效果。1969年春节前，为了配合“忆苦思甜”活动，我根据某杂志上的一份回忆录，编写了一个三场豫剧《两块银元》，大队宣传队排演后也获得好评。平时有些社员们需要写信、写申请什么的，也找我代笔。李克同志就是因为听人说了这些事，才知道我“会写”，才把这次“报道任务”交给我。 我把稿子写好，步行十里，送到县广播站。编辑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当即把稿子看了一遍，对我说，内容很好，值得宣传，但写得不符合“新闻报道”的格式。他耐心地指点，告诉我第一段应当怎么写，第二段应当怎么写。我向他要了几张稿纸，坐在他的办公桌边，按他的指导把稿子重写了。他又仔细看了一遍，说“改得可以”，把稿子收下放好，然后从办公桌上拿了一张《安徽日报》、一张《河南日报》，对我说：“你看，这一篇是‘新闻’，这一篇是‘通讯’，这一篇是‘时事短评’。你把报纸拿回去仔细看看，就知道不同的‘新闻体裁’一般是怎么个写法了。”第二天，我和本村的干部群众就从有线广播中（那时我县还没有无线电台）听到了“据肖云凯报道，河北公社方楼大队……”，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这是方楼村几十年来第一次“上广播”。李克同志对我夸赞两句，鼓励我“以后多写”。虽然广播里说是“据肖云凯报道”，但我听出，编辑又对我的稿子的一些词句做了修改，使报道听起来更简洁更通顺了。过了几天，我收到这位编辑寄给我的一本稿纸，附信中对我热情鼓励，署名是戴晴轩。 经过此后我多次因为写稿与他联系，我们之间有了深厚的情谊，我把他当作良师益友。我一直对他很感激。多年后我当了县委宣传部通讯科长，有一次俺俩叙话，我再次感谢 他当年对我这么一个初次写稿的农村青年那么“关爱有加”，他说：“当时我指出你的稿子在写法上不得当，我以为你要拿回去改，想不到你立刻坐下来重写，写得很快而且对路。你走的时候下着小雪，我看着你冒雪步行的瘦小身影，我相信你以后必定能干好。” 1970年4月，我接到通知，叫我到县“三代会”去工作。去了以后从领导的谈话得知，“三代会”是“工人代表大会”（简称“工代会”）、“贫下中农代表大会”（简称”贫代会“）和“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的合称。“工代会”和“红代会”分别是取代“文革”初期即被迫停止活动的县“总工会”和“（共青）团县委”，“贫代会”就是“四清”运动中建立的“贫下中农协会”的改称。经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党的核心小组”研究决定，这三个“社会团体”的领导机构“合署办公”，总称“三代会”，归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群工小组”领导，并决定从全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首批抽选六名（条件是表现优秀，具有会写或会画、会唱等宣传特长的）来“临时办公”，办公满三个月再换用下一批六人。领导对我说：“你是因为善于写作而被推荐选拔上来的”，安排我在秘书股稿文秘、宣传工作。三个月期满之后，领导对我们六人的表现都很满意，决定暂不轮换了，留我们“再干三个月”，就这么三个月、三个月的后延。这期间我学会了工作总结、简报汇报、调查报告、领导讲话、决定决议等“机关应用文”的写作，逐渐有了名气，多次在县革委会召开各种会议时被临时抽到大会秘书组去帮助工作，而且我的“新闻报道”水平迅速提升，因为有多篇稿件被《安徽日报》、省广播电台采用而成为《安徽日报》和安徽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但是待遇却很寒酸，一直依照农村大队干部和农民代表来县城参加会议的补助标准：每天九角钱，其中伍角是“误工补贴”，交给所在生产队换记一个“劳动日”即“十分工”，另四角是“伙食补贴”。如果仅从这方面来说，还不如在农村呢，因为在生产队劳动之余我还可以操持家务，种自留地，相当于“有点额外收入”，而在这里上班，伍角误工补助必须如数交给生产队，否则没有“工分”，我及全家人就分不到口粮；而凭那四角伙食补贴，别想着节省一点贴补家用了，我在县委食堂“搭伙”，每天只能吃个半饱。作为“通讯员”写稿呢，被采用当然高兴，但那时还没恢复“稿费”制度，所以从“经济角度”来看，写再多稿子也都是“白忙乎”。尽管如此，我还是积极努力地工作，见缝插针地挤时间学习政治理论以及文学、哲学、历史等知识，每天都兴致勃勃，干劲十足，因为从“穷则思变”这方面来说，我总算是“抽上来了”，从乡下进了县城（哪怕是“临时的”），我的“发展平台”高得多、大得多了，我的“业绩和影响”大得多了，所以我必须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克服工作与家庭的各种困难，务必干好，好了再好！ 就这么临时了两年，其间有三位因为有人、有门路“招工”走了，我与另两位在1972年5月，在县革委会政工组领导的“特别关照”下，依照国家有关“临时工、合同工转正”的规定，转为正式工人，继续留在“三代会”工作。转正后由领“误工补助”改为拿“工资”（二级工，每月32元），户口也转回城里，享受“商品粮供应”。我的“回乡知青”身份正式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大学，毕业分配之后我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 本文节选自肖云凯的《穷则思变》，作品全文2.2万字，发表于《阜阳风物》。感谢肖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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