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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巷拐弯抹角的更深处，坐定在一家小酒店的一个单间里，四壁贴着银灰底白浪花的壁纸，褐色瓷砖地板是线绘与浮雕结合的牡丹图案。窗帘风动，滚动淡黄的流苏。落座后，朱友剑说：“编辑部里关系微妙，比不得在我们家，不能随便说话，不能问人家的情况，更不能议论别人。人们只干眼前活，服从上级，别的什么也别管也别问。”李克澜微笑的表情，他一直在虔诚地聆听。肖承钧心里想：“幸亏没说别的，不然还真会惹事。所谓‘井水不犯河水’，海鱼不同于淡水鱼，深水鱼不同于浅水鱼，各有各的习性。”他凭直觉发现朱友剑老师已有些微妙变化，他能为朋友发稿子，可见他威望不轻。在编辑部里，他似乎是个谨小慎微，左右逢源的人。 “上菜了，今天我请客，好好喝点、吃点。”他把啤酒斟上，然后不拘小节地去夹菜，说：“先吃点，肚子饿了。”他一边嚼着芹菜炒肉，一边说话：“都是作家，知识分子也不好处吗？”肖承钧问。朱友剑仿佛一落座，他的热情就象高度酒一下被打开了瓶盖，他打开了话匣子，开始侃侃而谈：“哦，在这里咱们可以有什么说什么。在办公室里，邻桌对面，一般是不大交谈的，就是交谈也很策略，人与人就隔着那么一层纸，谁也别捅破。来喝上二杯。……可是在外面生活在外面创事业，你需要广交朋友，尤其要处好与顶头上司的关系。来，尝尝这鲫鱼，汤特别好吃。”然后又他喝了一杯啤酒。“也不要光顾领导，嫌弃其他人，譬如看大门的，烧水的。你要让他们觉得你是他的知心朋友，其实心里根本不是一码事，但是你要他们相信，关键就是四个字——投其所好”。李克澜会心地点点头，一直在认真听。肖承钧感到很惊讶，原来刚直不阿的诗人，竟变成今天的市侩油条？他心里这样想。但听朱先生一解释，他又释然于怀。“也就是寻求共鸣点。人都有不同的兴趣点，你要留心他们对什么最关心、最感兴趣。” “承均你说你与小李是一个学院，不一个系吗？他是中文系？”“嗯，是，他是我的文友，也是我写诗的启蒙老师。”肖承均说。李克澜说：“哪里，哪里，肖兄过奖了。”“奥，我后来去过母校，你们的艺术楼在学院西南角，我们中文班，不中文连是在北面的文化楼五楼，宿舍楼在东区，我是老三届，我们有一脉文化血统。就在那座文化楼里，我开始爱上艾思奇的哲学著作，通过他的著作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思社会问题。艾思奇主编的那本《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对我影响很深，书上划满了朱批，到现在我还放在我的书橱上呢”。 “我的批判意识很强，尼采对腐朽的敏感是天生的，我对腐朽的敏感是后天培养的。我正在撰写一部中篇小说，主角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特立独行，勇于反思，敏于行动，像西西弗那样坚韧，像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那样浪漫，像浮士德那样勇往直前，直到生命的终点。”说到这话时，朱先生举起的筷子停在中途，他的眼神仿佛在盯着那个由他塑造的形象。“大学的哲学课我只记住了一句话：拔一根头发能不能成了秃子？哈哈哈，哲学很有趣。”肖承均说。“那是量变质变规律。为什么好多艺术家喜欢道家？大道自然，道法自然么！为什么一些艺术家喜欢古希腊的泛神论？进而还喜欢佛教经典？万物有灵，同体大悲啊！在艺术家眼里，在诗人眼里，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有灵性的，都是有生命的，你有这样的观念，你才可能把事物写活了。” 肖承均把自己的诗歌稿子从兜里掏出，并让李克澜掏出他的诗歌稿子，一并递给朱老师老师，朱友剑读完他有关冬夜冬日的那两首诗，说：“嗯，不错！进步不小。”“我一直参加院校中文系的诗歌活动，跟着李克澜兄弟。”肖承均转头看一下坐在沙发上的李克澜，他大鬓角长发，淡金边眼镜，正和蔼睿智地看着朱友剑先生与肖承均说话。朱友剑展开李克澜的诗歌稿子，仔细阅读，他说：“李克澜的诗歌直接来自西方诗歌的影响，你的诗歌是从古典诗词中脱胎而来。就如郭沫若的白诗主要是模仿西方的诗歌，而闻一多的现代格律诗、徐志摩的现代自由体白话诗则是从传统脱胎而来。就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几乎所有的意象都是来自传统诗歌”。 “自由体白话诗好处是自由，不好处是‘无度’，弄不好往往流于口水诗歌。有人讲自由体诗歌可以不押韵，不押韵的诗歌也有内韵，押韵的诗歌，韵脚看似外在的，其实也在过程中，节奏是音乐的灵魂，韵也是诗歌的灵魂，节奏和韵脚是一体两面，就如一枚硬币，节奏无内外，韵脚也没有内外，它们都在诗歌语言流程中。格律体新诗的好处是直接继承了传统古典诗词韵顿精华，不好处是远远没有达到如律诗绝句乐府那样有成熟的格式，中国现代诗歌的路还很遥远”。 “现在朦胧诗走到了伤痕文学的前头，它具有反思的性质，超出了伤痕文学的范畴，让诗歌回到诗歌本身，也是人自我解放的一种表现。但是朦胧诗若朦胧过了头，如梦呓不知所云，也就要‘自我否定’了。朦胧诗往前走，可以是反思诗，也可能会成了反讽反崇高的口水诗歌。伤痕文学的使命应该启迪人们反思‘文革’，但实际上一味地伤痕伤痕的，很容易让人沉溺历史伤痕自艾自怜。文学最好是反思的，作为社会思想，反思文学也还不够有劲，最好是反思的哲学，直接推动社会的文明进程。” “要下雨了。”朱友剑说。肖承均掀起窗帘一角，街上行人更加匆忙，天阴上来，那些法桐摇晃着树冠，很像现代的摇滚舞姿。他转头说：“朱老师，请你谈谈诗歌发表方面的情况吧。李克澜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启蒙老师。他酷爱写诗，写得满有味道。正规刊报就是发表不了，哪怕一首也好。”在肖承均眼里，朱老师好像更年轻了，他已经走出了那段历史，可是当谈到过往相关的人和事，他仍然没有彻底扔掉历史恩怨的包袱，没有走出内心的愤怒，加上文字过劳，生活无规律，致使他患上了心脏病，他的嘴唇多少有点淡紫色。 “‘树上有多少树叶，地上就有多少诗人’。文学繁荣当属这个时代了，写诗好也许能当农场中学的教员，文笔好也可以当作家。神州遍地是诗歌培训班，作家培训班。我有不少作家朋友，也有一群爱好文学写作的年轻朋友，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去年七夕节雨天，我们成立了一个叫“七夕文学园”，每月聚一次，人员不固定，当然你们也可以参加。”朱友剑说着，略微沉思着肖承均所提到的问题，他看着小长条桌面对的两个年轻人，是苍鹰对着雏鹰，他们分属于两道社会结构的年轮。在朱友剑的眼中，肖承均是一株乔木，是被子植物子叶刚刚破土，他个子不高，头发稍长，一身中山装，说话质朴和蔼可亲，高鼻子，黑黑的眼珠就像两颗小葡萄，嘴唇上留着一撮淡淡的胡子，他走路慢悠悠的，有一种庄重感，说话热情还带点神秘。而他的同伴李克澜似乎更有知识分子的气质，他已经脱掉冬装，换上了蓝灰色风衣，在乍暖还寒的季节里，米黄色宽围巾仍然绕着脖子，压到下颌下，显得既有现代气度，又有五四青年的余韵。 “文学不是职业，是命运。没有几个人像巴金那样靠版税和稿费生活，没有！全民作诗又怎样？诗人、作家是自然成长出来的，不是种出来的。真正的诗人不过是郭小川一人罢了，歌功颂德的一大帮，算是诗人吗？奴才！是文人中的汉奸！50年中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讲习所，师资队伍阵容强大，培养出几个作家？72年复旦文学创作专业前后招了4届工农兵大学生。也就出了一个‘知青文学’作家梁晓声。80年，诗人雷抒雁和作家李准曾经争论‘当作家要不要上大学？’。上大学当然是必要的，‘文革’后的新作家，是被耽误的一代，大多数人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知识结构存在缺陷，势必影响他们的创作后劲，针对这个问题，王蒙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口号。中国作协恢复了“文学讲习所”，招收了文革后第一批学员，成名的作家也就王安忆、张抗抗、叶辛几个人罢了。” “你们不了解情况，纯文学刊物发行量很低，国家级的诗歌刊物，由以前的几十万降到几万，省级的也不过二三千册，像我们的文学刊物，还不如你的校报发行量。你们读过巴尔扎克的《幻灭》没有？装修，美容、美发，养花养鱼的书倒很畅销。那国家级诗刊，每天要收好几麻袋稿子。乡镇来的，一看就扔到一边，什么作协的倒是可以看一看，编辑的熟人另说。其他信封拆都不拆，直接运往废品收购站。”他自斟自饮，一杯啤酒下肚，他发现客人只是愣愣地看着他，“吃菜，吃菜。”，大家吃了几筷子菜，他清一下嗓子，一字一句地郑重其事地说：“我们主办的这份《之乎文学》要断奶了，政府不再拨款，只保留出版社人员的基本工资，那样的话，编辑可就难了，刊物生存也就难了。停了拨款，除去关系，谁出钱就给谁发表，有钱就能发表！” 肖承钧惊谔地瞪起了眼。李克澜只是在笑，毕竟在大城市成长，见多识广，曾经沧海难为水啊，这些话却震撼了肖承钧。窗外已是雷电交加，雨声大作。他似乎刚接受了朱老师昨天的信条“能变成铅字就是胜利”。现在他却说“有钱就能发表！”朱老师继续说：“为了省版面，多挣钱。当编辑的只能忍痛割爱，就象屠宰手一样，把将要发的稿子，裁去那些大块精肉，只剩个骨架，然后排版。”“这不成了屠宰厂了？”肖承钧诧异地说。“为刊物生存，也只能如此。”朱先生肯定的说。他最终留下了他俩的诗歌稿子，说：“我请示请示总编，能发尽力发，毕竟是老学生了。” 雨后，与朱先生告别时，朱先生再次嘱咐：“周日的聚会，有时间可要来啊。”“一定！”肖承均说。“嗯”李克澜应着。文学的神圣坍塌了，只有这醉意，无力的双腿和风雨飘摇的城市景色。车辆如流，但行路的人似乎少了，一切雨后的清爽，与其说是清新，不如说是无聊与虚无罢了。有歌声从路边小店里传出：“青春的岁月象条河，岁月的河会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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