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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英明 在漫漫风沙的三合堡“接受在教育”整整三年后，1971年9月，我荣幸地被抽调到康平县床单厂。那是县里刚刚成立的唯一的国营“三新”(厂新、人新、设备新)大厂。这对我这个出身“成分较高”，家又“五七”到兴城农村的知青来说，已经是喜出望外一步登天了。 积累生活本领 记得同批进厂的青年大概有108名，归霍淑兰领导，安排这批青年大搞基础建设。干的活很多，印象最深的是砌漂染车间的烘干房。由一个厂里请来的瓦匠师傅领着我们几个青年干，记得有崔政清、邓福恒。开始是干小工活，在细细观察师傅的砌砖要领后，尝试着从师傅手中“夺过”铲刀，独自砌起墙来。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很快就能“单挑大梁”了，师傅对我的手艺竟然也赞赏有加。看着烘干房的墙在一层层加高，汗珠啪啪掉在地上，左手拿砖的手腕子酸痛酸痛的，想着自己的“作品”就要完成了，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后来染好的纱线一排排列列经烘干房烘干后进入后道工序，织出匹匹彩缎飘扬过海，那不正是对我们这些当年砌烘干房的知青们的一种最好的奖赏吗? 学了这个“手艺”后，在今后的生活中也受益匪浅。结婚时，厂里分给了我一间在县医院南边建的家属房。我就自己动手盖了个小仓房，以后搬到土产公司西面新盖的家属房，打水泥地面，盖大仓房挂墙里抹沙灰，都是自己干的。说实在的我这个业余“手艺”干自家活还可以，如果给别人帮工，还难免出丑呢。 在瓦工手艺初步入门后，借着劲又向王进亭学些木工活。自己也象回事的备了点简单的工具:锯、刨、凿子等。 到了一九七六年，我居然还用新学的木工手艺给自己的新房打了一对沙发。以后项晨光来我家看到这对沙发，竟然还很欣赏。执意请我去给他家打了一对沙发呢!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几对沙发随着我们几次搬家也不知道扔到哪去了。唉!那也是我付出了很多心血的劳动成果啊! 繁杂的“保管”工作 在烘干房完工后，我们又参加了宿舍楼的建设。 三个月后新进厂的青工都重新安排了工作，安排我当了保管员。除了机配件归孙洪林保管外，其余的物资、原材料差不多都归了我:成品库、棉纱垛(露天)、色纱库、染料库、水暖、钢材库等，还兼了成品的调拨、发运。发货时大清早县车队来厂里装车(预先联系好的)我押货随车走。按司机、装卸工的习惯，他们到法库吃饭，吃饱喝得后赶到铁岭卸货，之后他们就往回返了。卸完货后我就和货车分道扬镳，到地区百货站办理后面的相关手续。饿了就买袋一角七分钱四两一个的面包，几分钱一瓶的汽水，这就是我的午餐了。回康平一般都是下午3点左右。急忙处理处理各种事情，补票据等，就又到了色纱入库的时候了。每捆纱都要我自己摆放码垛。码垛是个费劲的力气活，每天几百捆，需码十多层。到高处够不着时还需在旁边打个垛底再往上码，稍偏一点码好的垛就倒了，还得重码。看着码好垛的色纱五光十色，一排排一列列整装待发，等待着被槽筒工领走加工投入后道工序，觉得这项工作也很有意义。这边刚忙完那边又要取别的料，入别的库，还要记账、理账，整个工作一直都在满负荷的状态下运行，我神经得紧紧的。 进厂时我带了一把小提琴。这是文革刚开始时从乐器店里买的废品，买回来后又做了些小零件配上去オ勉强能用的。这把小提琴在农村陪伴了我三年，到了床单厂后在宿舍也拉了两下。厂里宣传队队长刘瑛发现新来的青年中有会拉琴的，非常高兴，赶紧把我拉进宣传队，还让我当上乐队队长。尽管还很业余，但年轻人会点乐器，还能派上用场，除脸上光鲜外还给忙碌的生活平添了很多的情趣。 当时，对我这个本职工作一大堆，干都干不过来的来说，连串的业余排练，无疑给工作、生活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那段日子我一直都非常忙，越是忙工作越容易出纰漏。有一次还真的出了一次大事故，得到了一次“缓长半年工资”的处分。当时也觉得非常委屈，情绪低落。在“组织”的耐心帮助下我决心接受教训，引以为戒。厂领导高度重视这件事，开大会宣读对我的处分，我主动要求上台发言表态，并引用了毛主席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种勇于面对折而不屈的表态赢得阵阵掌声。大家的鼓励使我很快摆脱阴影，投身到新的工作中。由于表现优异，提前三个月解除了处分。 酒后误事 宣传队基本是业余排练，但有演出任务要占用工作时间时，就让我左右为难。宣传工作归书记管，生产工作归邢厂长管。邢厂长嘴上不说，但对占用生产时间去演出，去排练，那是一百个不愿意，所以我在那段时间处处小心，生怕得罪邢厂长。 结果是越怕越出事。一天下午，快下班了，一名还在农村的知青回城，在县里的几名要好的同学去送行。不知谁还从烟酒公司弄来了两瓶汾酒，推杯换盏，酒肉穿肠，千言万语，别情依依，不知不觉就喝多了。出了饭店门，小风一吹，忽觉天旋地转，胃里翻浆倒海，脸色异常凄惨。同学一看不好，捶胸凿背的帮我“哕”了一大堆。大脑突然清醒了。“不好”!晚上七点邢厂长不是要开生产工作会吗?哎呀，该死!我急忙往厂里跑，在会议室门口就听见邢厂长还在布置着什么。我小心翼翼的推开屋门，邢厂长看我进了屋，脸刷一下子沉下来。屋里死一般静，静得有些让人受不了。我呆立着，足有一分钟吧，嘴角动了动，没敢出声。“散会”!邢厂长阴沉着脸喊了一嗓子。屋里的人随着怒气冲冲的邢厂长鱼贯而出。把我一个人晾在那里，要多丢人有多丢人，真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这件事强烈地刺痛了我，以后凡是有喝酒的场合我都会牢牢地控制着自己，再也不会贪杯了。甚至于有些重要场合撅了我们领导的面子，他们也为此耿耿于怀。 多少年过去了，那一幕仍然历历在现。当年的邢厂长，用严厉的一撅教育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人的一生中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冲动，可以有太多太多的随意。但不可以没有节制。就有如喝酒，稍有不慎失去控制，就容易误事，甚至会做出很多傻事。点背的话一次酒后失德、失态、失误，甚至会影响人一生的命运……感谢邢厂长! 垛棉包 在保管、调拨、发运、染化料、色纱调配、业余宣传等这些繁杂的工作中坚持了几年后，厂领导终于安排人手分流了我手头的工作。孙淑兰先接手染化料、水暖钢材，杨连松后又接手了棉布、色纱。孙淑兰因年岁较大，文化较低，对化料名称中的字母、符号只能死记硬背，为此还获得“X-3B(某种染化料的代号)哈哈大笑”的美号。杨连松为了把色纱码垛好也没少下工夫。 床单厂是“棉麻公司下的蛋”。也许是遗传吧，床单厂又下了个“蛋”。1975年开始筹建纺纱、我又接手原棉工作。原棉进厂的景象那叫一个“壮观”。成千上万的美棉大包随着县车队的大货车浩浩荡荡开进了厂院。几天工夫堆的满地都是。厂里赶紧组织科室人员大干码垛。棉包分很多类别，各种不同等级、品质、和纤维长度的棉包必须严格分开码垛。我就临时充当现场指挥，扯着嗓子喊着指挥着，哪包棉应该码到哪个垛上。由于人多手杂还是有不少包码错了垛。领导因此决定停止大干，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就把化肥厂分来的几个新工人和我们科室里其他人员组织起来，配了个平板车，有吕虎等七八个人。下班后吃过晚饭再接着干几个小时，就这样连着干了半个月。那可是重体力的活，我们这帮年轻人凭着一股冲劲和高昂的“革命”斗志，喊着号子，一包一包往垛上翻，每垛要码十多层高。我也跟着干，最后闪了腰，好几个月都没缓过来。厂里对我们晚上码垛的重体力劳动每包补助壹角钱。大干完成后，我们每个人还得了几十元补助呢! 作者:于1968年9月下乡康平县四家子公社三合堡大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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