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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魂 ——我县第一位红军战士杨建群访谈录 □刘桂森 孙一寒 西辽河沿着西拉木伦河顺流东泻，绕过古镇州城，过汉水石桥，又甩开克什克腾大草原流进松辽平原。东西辽河汇合后，又接纳昭苏太河等数十条支流汇为大辽河。大辽河，我们的母亲河!浩浩然，茫茫然，滂滂然，沛沛然，千秋万载，不改其志，她那神魄和气韵，顿使人们心胸为之开阔，禁不住仰天长啸! 静静的辽河水，你记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你映印着我成长的足迹，你铭记着我戎马一生的战绩；你听着我那坎坷难平的心声…… ——摘自杨建群同志回忆录  已逾八十高龄的老红军杨建群同志在辽宁省金秋医院五楼一间病房里接待了我们来访。 杨老于1918年农历腊月二十七日出生在辽河岸边金家镇马定沟(现后窑赵家村)一个农民的家庭。原名杨士明，现在的名字是1936年离开北平去陕甘宁边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时由组织上确定的。 杨老在回忆戎马生涯时，感慨万千:“我的一生即平凡又不平凡，坎坎坷坷。正当外敌入侵，民族觉醒，民族存亡的时刻，中国命运的抉择之际，我的生命轨迹，顺应着革命的洪流运行，只是我贡献的太少太少……” 1934年春，杨老在昌图金家屯县立第四完全小学毕业，去北平考入东北中山中学，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担任过延安抗大教员，并任过晋察冀第五军分区宣传科长，中共繁峙县第五区委书记，中共昌图县委书记、沈阳大东区区长。解放后任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沈阳市科协主席等诸多职务。 杨老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民族民主革命者，而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是由他人生中几个关键性的转折决定的。 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八岁的他开始了读书生涯，先是在本村读了一年私塾。小学毕业那一年，家里为了他的何去何从，是否继续读书，发生了一场纷争。父亲要留下他在家种地，成为他的帮手。当时，杨家生产状况相当于上中农，主要劳力靠自家人，农忙时，雇些短工，爷爷和父亲都参加劳动。杨老共有兄弟姐妹9人，男孩中他排行老二，当时，哥哥已在东北大学读书，自然，父亲希望老二当他的帮手，一心要把家过好，不同意他继续读书。14岁的他，坚决不干，奶奶支持二孙子继续读书，老实的父亲屈从于奶奶。于是杨老考取了北平“国立东北中山中学”。这场纷争胜利，表面是奶奶支持的结果，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杨老本人思想观念上的变化。金家屯的六年小学的学习，使他开了视野，不满于坐井观天的环境，心野了，不愿像父亲那样老守田园，特别是“九・一人”事变，社会环境沉闷，而他读书的小学是在县里有重要位置的一所学校，消息灵通，教师联系广泛。当时本地的刘瑞森同志在清华大学读书，经常把积极的思想带到学校中来。校内和校外的社会气氛形成的反差，使他感到压抑，决心要向兄长们学习，离开落后的农村。基于这种思想，他选择了去北平读书。 1934-1936年在北平的三年中，是杨老靠近共产党、接受革命思想，从一个普通的爱国青年学生转变为一个民族民主革命者的重大转折时期。当时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教学质量高，师资力量强，教师多数是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出来的东北人，学生是东北来的，教得认真，学得努力。初二时，讲英语的老师，一进教室，便不准学生用汉语说话，逼着你这样做，增强你的学习兴趣。《天方夜谭)是每个学生都要读的英文本，一篇一篇往下背，这使杨老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40年时，杨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可以拿着英文字典读《共产党宣言》英文本。到中山中学初期，杨老刻苦用功，想将来上大学，搞自然科学，但这种幻想很快被现实粉碎了。一是当时民族危难。华北即将沦入日寇之手，再安心读书已不可能；二是党的影响。入中山中学不久，便和共产党员交上了朋友，同班的赵培荣、高预五班的徐迈伦，他们一接触，便成了朋友，几乎无话不谈，赵培荣是哈尔滨人，中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后来被国民党逮捕，至今下落不明，杨老推断他可能牺牲了。徐迈伦是吉林人，后改名为肖靖，全国解放后担任过吉林省副省长。杨老与他们磕头拜把子，实际上从这时起，杨老便成了他们的培养对象和外围。在他们影响下，他读革命书刊，如拉比托斯的《政治经济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茅盾的《子夜》、鲁迅的《呐喊》。思想发生变化，放弃了读书救国思想，要投身革命，拯救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北平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杨建群成为中山中学西校的学运骨干，担任了西校学生纠察队长。这个学校涌现出许多革命者，如郭峰、李涛、徐迈伦等。但是，国民党是不能容忍学运的。学校有一个法西斯组织，叫“立行团”，头子曹中山，反对学运，反对进步。结果，杨老在这个法西斯组织的告密下，和一批同学在1936年2月2日被捕入狱。 杨老对当年的被捕过程记忆犹新。当时，李涛是东校的学生纠察队长，自己是西校的学生纠察队长。抓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领袖的命令是国民党下达的，由宪兵司令部组织人实施，“立行团”提供的线索，他们把参加学运的人列成名单，标明每个人宿舍和床位，交给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在光天化日下包围了学校，手拿“立行团”提供的名单，边点名边进宿舍抓人，一下子抓走了十几个人。把学生押到宪兵司令部，又转移到铁狮子胡同监狱。宪兵司令部对杨老过了两次堂，绥靖公署又过了一次堂，重点是审问杨老是否加入了共产党，杨老表明自己赞佩共产党，但自己不是共产党员。宪兵司令部有一个外号叫“刘一堂”的人，(凡是他审问的案子，过一堂就定案)他问杨老为什么要抗日?杨老理气壮地回答:“是中国人，就应该抗日!”刘一堂听了话有所指，骂杨老是“壶底游魂”。被捕参加学运的学生，党组织积极营救，在社会各界声授下，一个月后，杨建群和一同被捕的同学被宪兵司令部释放了。学校马主任亲自迎接出狱学生，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他们，赠送奖章，这些都反映出学校的进步思潮势不可挡。老杨出狱后即和徐迈伦、申东黎、李中叙等人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小组”，继续从事学运活动。 杨老依稀记得这十一个人有张达、周荣鑫、杨刚毅、李证实、王玉禄、康文斌、厉男、李涛等。全国解放后，周荣鑫担任了国务院秘书长，杨刚毅担任了全国供销总社的领导，厉男担任了大连市副市长，这些人基本上担任了党政部门的重要职务。 1937年5月，杨老在抗大四大队，经张惠敏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当时，延安设有中央党校、抗大、马列学院、陕北公学、延安女大等学校。1939年7月，杨老从马列主义学院调回到抗大学校，并随校到敌后，先到冀察晋，后到晋东南，在学校做政治教员，教中国革命和马列主义两门课，后到团里当政治主任教员。大队长是刘鼎，政治主任是铁英。 1942年老杨离开学校，调至晋察冀五军分区(雁北)任政治部宣传科长。1943年，杨老被党派到山西省繁峙县第五区担任区委书记。五区是游击区，紧挨敌方的县城一一繁峙城。杨老带领地方武装，以对敌为中心，展开了游击战，开展统战，保卫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工作，从此开始了地方工作。至1944年，先后担任了阳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八・一五”光复后到沈阳，调任《东北日报社》通讯采访科长等职务。 开辟昌图为已任 杨老动情地说:1945年11月，东北分局分配我回家乡昌图县开展工作，这是党赋予给我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下面是老杨的回忆。 如今昌图解放已经50多年了。50多年来昌图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了纪念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仅将中国共产党从1945年10月接收昌图到1946年11月撤出昌图的一段经历中有决定意义的几件大事加以追述。这无论对当时参加斗争的同志，还是对以后在昌图工作的同志，特别是为了悼念那些光荣牺牲的烈士们，都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作为当时县委负责人之一的我所应尽的义务。 许芝 1945年10月，许芝同志带一名警卫员和两名副科长等人，接管了昌图伪县政府。从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昌图的历史，也是昌图历史划时代的转折。作为党所委派的第一任昌图县委书记兼县长的许芝同志是这一历史的开创人，将永远载入昌图史册。1945年11月，我调昌图工作，初许芝任中共昌图县委书记兼县长，我任中共昌图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许芝任县长，我任中共昌图县委书记，1946年2月召开第一次县委会议，参加者除许芝和我外，还有两名副科长。会议作了两项决定:一是把县政府从二道沟(今昌图县城)迁回昌图县城。老城历来是昌图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便于和全县的联系，摆脱孤悬在二道沟(昌图站)的处境；二是下乡走访，利用社会关系进行一次社会情况调査。事实证明，这两项决定的执行，对以后全县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县政府迁回老城后建立了公安科(局)。这时我们发现国民党地下县党部正在搜集敌伪残余，准备迎接中央军。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国民党地下县党部的负责人逮捕了，使国民党地下组织陷于毁灭。 1945年12月到1946年初，国民党利用《中苏友好条约》，迫使苏联红军送他们委派的县长赵惠东回昌图。我们在中共四平省委(书记郭述申同志)的领导下，针锋相对进行了有利、有礼、有节的斗争:一是让苏军送赵惠东到二道沟接收；二是苏军一走我们就打。当时赵惠东不敢离火车路线，只能往来于四平至二道沟之间。为此，我们在双庙子打了一次伏击，从此，他如惊弓之鸟，再不敢南下；三是召开县参议会，会上选我为议长，民主人士刘载阳当选副议长，明确规定当选者才是合法的县长，通知赵惠东前来参加选举。由于赵不敢来，结果选举许芝同志为合法县长。县政府迁回老城后，为了保卫人民政权，必须建立一支人民武装。这支人民武装最初是在县维持会的武装力量基础上建立的，叫县保安团，由许芝县长兼任团长。因这支武装力量成份复杂，决定县保安团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整训。通过上大课，讲新民主主义论，收效很大。人们对革命、八年抗战以及当前形势，开始有了认识。队员们对共产党干部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从不愿接近我们到愿意接近，并开始出现了积极分子向我们反映情况。当时以几个伪警察署长为核心的军事暴乱阴谋，就是经积极分子检举告发而破获的。 解放战争时期昌图火车站 那是1946年2月的事。当时二地委(书记杨易辰同志)，已到昌图城(从此昌图划归二地委领导)，听了我们对此事的汇报后，立即和驻在开原的二十四旅联系，连夜调来部队把保安团包围缴械并逮捕了首恶分子。保安团进行了改编，派李元凯同志为团长，还派了少量的营、连干部，进一步进行整训，终于使保安团成为人民的武装。 通过社会调查，了解到伪满的残余势力仍在作威作福，人们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事实证明，发动群众打击敌伪残余是全县工作的当务之急。这时正赶上李富春、吕正操二同志来昌图视察工作，听取县委的汇报后，指示我们“坚定不移地搞反奸清算运动，可以一举多得”。县委根据这一指示，做出了相应的决定:1、从首恶分子开刀，号召群众在全县掀起反奸清算运动。在县城枪毙汉奸、一贯鱼肉乡里的伪满兴农合作社的卢理事；在金家屯斗争了欺压群众的东霸天一一刘东升。2、把运动重点放在西线。这一带偏僻，群众贫困，容易发动，还可以把这一带作为从事艰苦斗争的依托地带。县委做了分工，许芝同志留在县里，总揽全局，我到西线主持工作，同时把宝力、金家、通江口等区作为力量配备的重点。二地委来昌图后，对运动作了及时的指导，杨易辰同志经常到宝力，不到一个月，群众就发动起来，开始检举、揭发、抓坏人，分掉汉奸恶霸的财物，把金家屯刘东升的土地分给群众后，群众积极性更加高涨。 1946年4月，国民党军进占县城，全县开始转入游击战争。接着敌人又进通江口、金家屯、宝力镇……情况日趋恶化。直到我主力部队，在金山堡歼灭敌人七十一军一个师后，我西线形势才得以缓和。但主力北移后，形势又很快发生逆转；为适应新的形势，县委于1946年6月，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时昌图从二地委划归一地委领导)，决定把原来各区委合编为3个工作党委会。一工委由原来的二道沟、庆云堡通江口3个区组成，王枫同志(女、县委委员)任工委书记。工委由原来的城关区、金家屯区组成，由李森同志(原金家屯区区委书记、区长)任工委书记。三工委由原来双庙子、二十家子和宝力镇区组成，由刘民同志(县委委员、民运部长)任工委书记。这样做的好处是毎个工委都有自己的依托地(根据地)，又有较大的活动区域，不受“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限制。在力量的使用上，又有分散和集中的机动性。后来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前面提到，昌图县曾有一支实力很强的保安团，装备好，从步枪到轻、重机枪都是日本“九九式”，同时有炮、有战车还有电台。这个团在秀水河子战斗后，根据省委指示编为十旅的二十八团。十旅为了帮助我们重建县大队，派了10名营、连、排干部。但形势发展对我们很不利，县城失守后，通江口、金家屯、宝力镇相继被敌人进占，我们的县大队还没来得及建立。1946年6月，白洁同志从部队带来两个班，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两个连，成立了县大队。当时白洁同志任大队长，裴步程同志任参谋长，欧阳龙同志任政治处主任。由于没有时间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县大队的战斗力是不强的，只好不打硬仗，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多打小仗中锻炼自己。这样，在撤退北上前，这支队伍已能做到3个坚决打1、对宝力、金家屯出来的反动地主武装坚决打；2、对蒙古骑兵团(有百十来人)坚决打；3、对反动地主成立的“响窑”坚决打。有了这几个坚决打，从而保证了从七家子往南直到小河套的依托地带畅通无阻。 1946年8月，昌图接连两次蒙受重大损失。一是许芝县长的牺牲，二是三工委的武装力量叛变，区长纪恩荣遭暗藏敌人的杀害。这两桩大事一时震动了全县，部分不坚定分子开始动摇，更有少数投敌者。尤为严重的是敌占康平后，地委分工西撤，我们孤陷敌后，失去与上级的联系。为了得到上级的指示，县委派人通过敌占区给省委送去了请示报告。10月，接到陶铸同志的亲笔信，首先表扬了我们能坚持斗争，同时指示我们能坚持则坚持(将来设法送些武器弹药)，不能坚持不能勉强，要保存力量，坚持不了时可北撤，也可东过铁路到东满。我和白洁同志研究了陶铸同志的指示后，立即带县大队去昌北县，开了两县联席会，公布了陶铸现场的指示信，进行了讨论，一致主张昌北、昌图、法库县联合起来坚持敌后斗争，因为我们的主力在，根据地在，并责成我和白洁去法库联系。 我和白洁带队南下，途经六家子和牌楼时打了两仗。一仗打蒙古骑兵团，一仗打国民党七十一军一个营，然后又继续南下。到小河套得知法库县委和我县一工委已于半月前撤退去东满了。就是说，昌北联席会议的意见已不能实行，只能按陶政委后一条指示办了。我和白洁商量后，立即写信通知昌北县，并说明我们准备东过铁路去东满，他们如何办自己决定。 我们在小河套稍事整顿，安置了伤病员，率领县大队和工委的全体人员，经亮中桥到庆云堡，然后过铁路，从开原插到沈铁抚地区，从那里过南札木、大荒山最后到临江。在临江休整了一个星期又出发，途经抚松、安图、牡丹江、哈尔滨、齐齐哈尔，最后到白城子与辽吉省委汇合，向省委作了总结汇报，时间已是1947年1月。从1945年10月接收昌图到1947年1月白城子的总结汇报共是1年零3个月。在此期间，我们在省、地委的领导下，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激烈地斗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最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得不暂时撤出昌图，保存了几百人的革命队伍。这支队伍经受了成功和失败的考验，熟悉了群众，了解了敌人，积累了经验，增长了才干。事实证明这是一支宝贵的战斗队伍，他们绝大多数在以后的斗争中表现得很好。这是党的光荣，是昌图人民的光荣。 最后让我以沉痛的心情向以许芝同志为代表的为解放昌图光荣殉职的烈士们致敬!让我们以最诚挚的心情祝昌图人民代代幸福! 从突破口向昌图城内冲锋 杨老回顾开辟昌图工作时，很少谈及他本人对解放家乡，保卫家乡和建设家乡的贡献，这种真诚做人的风格，正如浩浩荡荡的大辽河，是那么大度，是那么执著，却令人敬仰。如果我们把大辽河当做为人的范本，它宠辱不惊，贫富不移，镇定自若，大义凛然，虚怀若谷，容纳百川，乐观以长啸千里。人生在世，如果也能修炼到这份儿上，将是多么高尚的人格啊! 从黑龙江到沈阳 1947年2月，杨建群同志，按党中央提出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指示，大批干部被分配到松花江以北广大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建立现固根据地，以准备大反攻。杨建群同志被分配到直接由黑龙江省委领导的通旨县任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直到1948年下半年通旨县的建制被撒销。省委筹建龙江省总工会，杨老被任命为秘书长。 1948年11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沈阳，东北全境宣告解放。杨老又随一大批干部进入沈阳，任大东区区长。1949年3月，杨老又任沈阳市税务局副局长及工业局副局长。1950年10月调沈阳市委宣传部任处长，1954年任沈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62年任辽宁省科委副主任。1969年下放铁岭插队落户，成为“五七”战士。 1982年批准离休。 幸福而坎坷的个人生活 杨老现已81岁高龄由于患心脏病长期住在辽宁省金秋医院。老伴彦萍，已到古稀之年，离休前任沈阳市妇婴医院党委书记。她出生在著名的抗日游击区河北省远近闻名的白洋淀，13岁参军人称“小八路”。参军后当过部队文工团员，卫生员，文工团指导员、区民政科副科长、区委组织干事、市工业局秘书等职。1949年同杨老在沈阳结婚，共七个子女均在不同岗位上工作。 老杨不会忘记：春天，辽河岸边，柳丝依依，榆钱飘飘，河里流淌着微微泛黄的春水，河面倒映出红色的桃花。 夏夜的辽河青蛙“呱呱”叫声此起彼伏，明火闪烁的流莹划出一道道耀眼的光线，使夜幕显露出一种神秘的氛围。 秋天的早晨，辽河被笼罩在大雾之中，雾散之后河面上流动着蔚蓝色的天光，飘浮着白絮般的云朵，不时传来雁鸣。 冬天的大辽河，被坚硬的冰层覆盖得严严实实，河滩上白雪皑皑，就像一个银辗玉雕的水晶般世界，一片宁静天籁之中，骤然间响起一阵阵呼啸的西北风，送来阵阵透骨的寒气…… 大辽河啊!你是我的母亲河! 激动的泪花使他双眼模糊了，就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大辽河堤坝上停步良久，良久…… 图片：来源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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