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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府元龟》是宋代的一部官修史书，在编选过程中宋真宗十分重视，众编修官也以苦为乐，流传下来不少生动的故事。
宋代重视文化，出现了四部巨著——《太平广记》 《文苑英华》 《太平御览》 《册府元龟》，其中《太平广记》载小说，载诗文，《太平御览》载百家之言，《册府元龟》载史事。以《册府元龟》字数为最多，达一千卷，约一千多万字。
“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册府元龟》将历代君臣事迹，自上古至于五代，按照人物阶层身份，分门别类，先后排列，目的是“为将来典法，使开卷者动有资益”。
明刻本《册府元龟》内页
此书材料丰富,几乎囊括了宋以前的正史及有关的诏令、奏议等。引文多为整篇整节,其中唐五代部分, 除正史外,还采用“实录”。学术界公认此书在史料学、校勘学、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价值。
盛世修书，是我国古代的传统。《册府元龟》是宋真宗于景德二年（1005年）倡议编纂的一部类书。宋真宗因为他的父亲宋太宗曾经编纂《太平御览》等几部大书，意欲效仿，遂于景德二年“载命群儒，共同缀辑”，敕命纂修《历代君臣事迹》，用以与其父相媲美。八年之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编成，进呈后，宋真宗亲自撰序，并赐名为《册府元龟》。
宋真宗很重视这部书的编写工作，平常经常去编书场所检查监督。大到确定编撰原则凡例、整体门类结构、篇目内容厘定，小到引书范围、编排次序、增删取舍等事，无不过问。按成例每日进草本三卷，宋真宗一般是当日把它看完，甚至有时看到深夜。遇有不妥处，或宣召编修官进宫，当面商谈，或下手札作指示。
宋真宗画像
真宗不但对书的编写工作很上心，内容过问很详细，而且对参加编修的人，也特别重视和优待。对主要领衔宰相王钦若和总其事的杨亿很信任。对其他编撰人员则派专人管理起居饮食，特殊供应，异于常等，有的编修官还得到升级或增加月俸的奖励，朝臣进贡的土特产、补品也常赏赐给编撰官员。逢节庆时常与编撰人员吟诗唱和，其乐融融。
但编写过程也并非平安无事，王钦若这人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为人奸巧，经常把功劳算在自己身上，把错误推给杨亿等人，编修官们对他都很厌恶。有一次，大家恶作剧让编撰官员陈越扮作王的尸体，假作王死了，躺在灵床上，另一人扮王妻，跪在灵旁痛哭，其余都在灵前唱挽歌，来发泄心头愤恨。不想这事被王钦若听到，密奏真宗，将要治罪，最后幸亏由宰相王旦周旋，事才平息。另外北宋著名的诗集《西昆酬唱集》也诞生在这期间，是杨亿、钱惟演为首的几个编撰官编书之余的唱和结集。
此书编成之后，由于内容庞大，流传不广，历代较少刻印。明朝末年，黄国琦等以杨慎的校抄本为底本，据孙承宗、曹学佺等九家所藏钞本校勘比对，并由吴伟业、夏允彝等九十余人复校，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得到福建巡按李嗣京等人资助，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刊刻印行。自此次刻印后，到清朝初年，虽陆续有补版，但仍源出明底本，并非二刻，存世亦不多，钞本更少。
据传，郭沫若在1956年曾经发现过《册府元龟》的元明钞本，当时他去青岛崂山游玩，来到了华严寺，饮过香茶以后，寺僧陪他欣赏了寺中珍藏的书法绘画、文物图书，他一一认真鉴赏。他对寺中收藏的两部钞本《册府元龟》尤其感兴趣，一部存一百四十二册；另一部存七十四册，其卷端有“横经阁收藏图籍印”。其中卷数多的一部郭沫若看了良久，认为这部钞本与明本不同，有可能早一些。经与寺僧协商借了几册带回去，经他校勘，鉴定为元代钞本，另一部卷数少的鉴定为明代钞本，都十分珍贵。
青岛崂山华严寺
原本打算把这些书调至北京，后因系寺庙所藏，为维护宗教政策，仍保存在崂山华严寺。“文革”期间，崂山宫观寺庙均遭破坏，青岛市文化局派专人去华严寺把这两部书“抢救”出来，收藏在博物馆。
2006年12月，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周勋初先生主持校订的《册府元龟》十二册，编写者以明本为工作底本，以残宋本为重要的参校本，间或参考其他存世明钞，写下详细的校记，为现代人利用、研究这部巨著提供了不少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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