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边本：《苦闷的象征》

经典的陶元庆封面啊。

陶元庆为鲁迅所作的第一幅封面，就是这《苦闷的象征》。许钦文这样记述：“在这以前我已和鲁迅先生谈起过，有这样一位画家和我同住在绍兴县馆里，画了许多北京的景物，老是搁在房间里。鲁迅先生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正在排印，就叫我请他画一个封面。不久《苦闷的象征》书面完成，鲁迅先生看得很满意。原画多色，鲜明、强烈，首创了新文艺书籍的封面画。”
　　陶元庆在设计《苦闷的象征》封面时，根据作品的内容，用夸张、变形、象征等艺术手法，在红、黑、灰线条相交织的图案中画了一个抽象的裸女，披着长长的黑发。她的脚趾夹着一种叫镗钗的尖刃，并用温柔的舌去舐那染了鲜血的镗钗，悒郁的线条藏着无尽的悲哀，表现了一种生命力受到压抑之后的挣扎与战斗。此封面也是陶元庆书籍封面设计的处女作。
　　陶元庆对鲁迅索求的封面画几乎有求必应，先后完成了《唐宋传奇集》、《彷徨》、《坟》、《朝花夕拾》等封面画。特别是《彷徨》一书的封面设计尤见功力，独具匠心。这几种我也都有了。

《苦闷的象征》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1880—1923)的文艺理论著作，l924年2月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l924年4月8日，鲁迅买到日文版《苦闷的象征》，9月22日便着手翻译，10月10日译完，第一、第二部分还连载于10月1日至31日的《晨报副刊》上，1925年3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

当时，中国“五四”新文学作品主要抒写了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众多苦闷，诸如性的苦闷、生的苦闷、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苦闷，以及在异国他乡作为弱国子民遭受歧视的苦闷。《苦闷的象征》的问世，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中国“五四”“苦闷文学”的一种艺术理论总结。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仿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鲁迅对《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的宣传与传播作了积极的推动。他郑重地把它作为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用的讲义，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女师大学潮发生，学生罢课，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中为“每星期的上《苦闷的象征》的机会也没有了”表示惋惜。1927年，鲁迅南下广州后，在中山大学授课时仍用《苦闷的象征》作文学理论教材。在知用中学讲演时，还向听众推荐《苦闷的象征》。鲁迅甚至在1933年11月2日致陶亢德的信中说：“旧本近来殊不见有如厨川白村者……总之，是不见有社会与文艺之好的批评家也。”鲁迅本人在五四之后的创作实践显然也受到过《苦闷的象征》的深刻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当然是《野草》。可以说，《野草》的创作是中国现代作家借鉴《苦闷的象征》的最高成就。

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在五四之后现代作家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臧克家回忆：“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今天看来，这个定义已经不正确了。可是，半个世纪之前，我开始读鲁迅先生的译作《苦闷的象征》的时候，却非常喜爱，厨川白村好像把我们心里想说的话替我们说出来了。”

徐憋庸回忆：“说起来又很奇怪，在那时候，鲁迅的书里面，对我影响较大的，倒是他翻译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两本东西:《苦闷的象征》和《出了象牙之塔》。”

胡风回忆:“在N城的两年多的生活里面……我更多地知道了，更关切地触碰到了社会。但同时对于文学的气息也更加敏感更加迷恋了。这时候我读了两本没头没脑地把我淹没了的书:托尔斯泰的《复活》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1984年，胡风去世前不久，还念念不忘地提及:'20年代初，我读了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的《苦闷的象征》。它的创作和鉴赏论是洗涤文艺上的一切庸俗社会学的。'

路翎在1985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中国流传很久了，我也看过很久了。我还时常记得他的对人生有深的感情的理论观点。艺术是人民性的正义感情和美学追求的形象思维。它是人类追求，往前追求创自身形象的表现和工具，它也是人类美感的表征和象征。在黑暗的时代，自然也是正值被压和被压抑者的苦闷的象征。我这么说，并非想探讨厨川白村的题旨苦闷够不够有力，我是说，厨川白村的感情是我历时常常想到的。”

在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撰写的几十种理著作中，都援引《苦闷的象征》的文艺观点，如田汉的《文学概论》、许钦文的《文学的概论》,陈穆如的《文学理论》等。正是由于鲁迅的大力推动，在20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以《苦闷的象征》为标志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