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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在中国早期传统文化中并不受待见。战国时期，蓝字甫一登场，就被思想家安排在了“从属”的地位。《荀子·劝学》：
从此，原本属于蓝色的美好意象都被归于青色。蓝天被称为青天，白居易眼中的春来江水，也绿的比蓝草更加动人。这种尴尬让蓝釉陶瓷也姗姗来迟，直至唐代才从伊斯兰进入中国。所以，蓝釉的烧造史，其实是一段异域文化融入并成长于华夏沃土的过程，进而展现出中华文明令人赞叹的包容特质。  早在公元前5000年，阿富汗出产的青金石就打动了埃及贵族的心，法老将其视为掌握永生之匙的冥神奥西里斯的象征。图坦卡蒙的金色面罩上，镶嵌了大量青金石，以求得到冥神的眷顾。于是，一条贯穿埃及—苏美尔—波斯—阿富汗的“青金石”之路由此形成。在这条路上，有贸易、有朝贡、有战争，但青金石永远是最昂贵的“战利品”，为炽热的地中海文明带去大海和天空的清凉。  图坦卡蒙面具 公元前2600年，埃及进入了辉煌的古王朝时代，最早的金字塔于此时诞生，彰显了强大的皇权意志和杰出的科技水平。而贵族们对蓝色的执着，也让世界上第一种人工合成染料——“埃及蓝”应运而生。从此，蓝色走出了法老的宫殿和陵墓，开始在陶器、琉璃、泥砖等随处可见的物料上一展身姿。  伊什塔尔大门 公元前600年，华丽的蓝色琉璃砖在地中海与两河流域风行，新巴比伦城的伊什塔尔大门，就是著名的“天空之城”的遗迹。而此时遥远的东方，蓝色刚刚进入华夏祖先的审美体系。但令人尴尬的是，对红白黄黑青都能接受的他们，唯独为蓝色赋予了负面意象。《酉阳杂俎》：
显然，这里的蓝药可不是李宗盛歌词里的“蓝色小药丸”。另有《封神演义》：
 都是蓝色“小可爱”，在中国成了夜叉，在西方就是人见人爱的蓝精灵。或许是由于青色在“取之于蓝”的过程中带走了所有的美好，却将冰冷、孤僻、恐怖的负面情绪留给了蓝色。总之，农耕民族目光所及，草也青青，水也青青；但海洋民族和游牧民族却完全看不懂暧昧的青色，长空大海才是他们的心之故乡。  一、驼铃声声中的蓝釉之旅时光流转，来到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在西亚兴起，蓝色琉璃瓦构成壮观的清真寺穹顶，似乎要与天空融为一体；另一边，中国也来到了奔腾壮阔的大唐时代，万国来朝的盛景与李唐皇室的开明心胸，让蓝釉的登场显得如此理所当然。  比比哈努姆大清真寺 上元二年，唐高宗第五子李宏暴毙，次年，其妻裴氏郁郁而终。1322年后，裴氏墓被盗，追回文物130余件。令人惊喜的是，其中竟然有首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蓝釉日用器。 钴是一切蓝釉的基础，包括后世大名鼎鼎的青花，均要依靠钴料在低温或高温下的华丽变身。现代仪器对唐代蓝釉的检测，并未探明钴料的确切产地，南非、中亚、河北、甘肃…众说纷纭。但毫无疑问的是，唐代蓝釉的出现，必然是东方与西亚文明碰撞的结果。因为这种近乎深海般的蓝，完全不同于华夏大地出现过的任何一种色彩，却与埃及法老的心头好异曲同工。  唐代蓝釉净瓶 裴氏随葬品面世之前，河南巩县于上世纪50年代就出土过一批蓝釉唐三彩，二者性质相同，均属低温釉陶。有趣的是，目前发现的蓝釉三彩，大部分都是驴的形象。这大概是因为唐三彩追求写实，但现实中几乎没有蓝色动物。于是，被西亚驯化，与蓝色审美一同引入中原的驴，就成为蓝釉表现的首选。此外，我们还能见到零星的蓝釉狮子。似乎工匠们对蓝釉心存芥蒂，只让其在陌生动物身上得以呈现。  唐代蓝釉陶驴 丝绸之路上的声声驼铃，将伊斯兰文明的主色调引入原本属于青色的国度。但仅仅100多年后，蓝釉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农耕民族脚踏黄土，所求不过麦苗青青。在这种倔强的底色下，即便是大唐的胸襟，也只能让蓝釉惊鸿一现。下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才是蓝釉真正的盛世。 二、青与蓝的选择作为“华夏文明造极之世”，大宋无疑是青瓷的时代。理、道、禅三宗勃兴，带来内化而柔美的宋式美学，让朝野上下完全无法接受富有冲击力的蓝色。只有一个小小品类在山西悄悄发轫，我们将它称之为“珐华”，后世演变为声名赫赫的孔雀蓝。  元代“满池娇”珐华罐 唐代中期，随着帝国的衰落与吐蕃、回鹘、大食的崛起，丝绸之路被迫中断。杜甫就曾在诗中感叹道：
好在，航海技术的进步让海上丝绸之路及时出现，并在唐中后期日渐兴盛。《旧唐书》：
可见当时东南沿海胡商云集，孔雀蓝这种西亚生产的低温陶器，也跟随点点白帆来到中国。 在现代人看来，孔雀蓝是一种比较明媚的蓝色。但在古人眼中，此蓝仍算绿色，所谓“春来江水绿如蓝”，当是如此。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只有孔雀蓝能在大宋扎根。但即便如此，其烧造也是断断续续，直到山西被金人控制，才开始大规模生产并逐渐风行全国，进而延绵至元明清三代。  为我们展示了孔雀蓝与蓝色差异的西亚六角瓷砖 此外，宋代比较接近蓝釉的就只剩钧窑中的单色品类了。其实，钧窑以铁为呈色剂，从科学角度来说是货真价实的青瓷。但先进的“乳光釉”技术，使其泛着蓝色的光彩，成为钧窑独特的美学风貌。  钧窑天蓝釉三足筒式炉 历史上有很多谜团，可能永远无法解开。比如于东南沿海登陆的孔雀釉为何选择在山西落脚，比如钧窑的创烧年代究竟是宋、元，还是明。但无可否认的是，元代之前的蓝釉，一直未能登上主流舞台，华夏文明对青色的偏爱根深蒂固，只有强力的外部冲击才能改变。 一、铁蹄下的长空大海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阿拉伯半岛是典型的游牧文明，这种底源的相似，让蒙古与伊斯兰世界在经历了一场征服与被征服之后，迅速进入了蜜月期。四大汗国中，除了短命的窝阔台汗国，其余均被伊斯兰文明同化。而地处东亚的元朝，则陷入了水土不服的窘境，百年而亡。 元朝与四大汗国 江南朦胧的雾霭，为天空披上了一层青纱。但草原的天空是蓝色的，蒙古人虽然不熟悉大海，对蓝天的眷恋却是与生俱来。成吉思汗自称蓝天的使者，他的姓氏“孛儿只斤”，其意为“蓝眼睛”。所以，当有着蓝色眼眸的蓝天使者来到大海边蓝色的清真寺，蓝釉盛世的到来就变得不可阻挡。 于是，西亚的钴料与熟悉蓝釉的工匠，被蒙古的铁蹄带到了遥远的赣北小城，忽必烈在这里建立了浮梁磁局。虽然景德镇此前从未烧造过蓝釉，但优质的瓷土资源与绵延千年的陶瓷传统，让被称为“浮匠”的伊斯兰人有了一展身手的舞台。终于，高温钴蓝釉在瓷器上诞生，并一举迈入御供之列。 蓝釉甫一登场，其表达就非常丰富，如同回归大海的鱼儿，总要一番畅游。世人皆知的是青花，在后世的800年里，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其实，还有蓝地描金和蓝地剃刻两类，创烧更早，品格也比青花更高。前者只供皇室，华贵非常。相比之下，元青花却是庙堂江湖通吃的角色，甚至充当了“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元代蓝釉描金匜 此外，还有扬州博物馆那件著名的蓝釉白龙梅瓶，这条欢快的小白龙并非描绘，而是“露胎剃刻”而成。景德镇洁白如雪的瓷土，与蓝釉搭配的相得益彰，呈现出高贵典雅的美感，蓝与白的结合也因此成为后世瓷器的常见表达。 蓝釉白龙梅瓶 蒙古人热情奔放，无法欣赏内敛含蓄的单色釉，描金剃刻工艺让深沉的蓝色变得鲜活而灵动。另一边，青花与五彩横空出世，既迎合了统治者的审美眼光，也让看惯了素淡之器的民众眼前一亮。这种变化影响之深远，一直延绵至今。 总之，蓝色携“国色”之势，深刻的融入了元代统治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元氏掖庭记》：
蓝釉也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但蒙古王朝的短暂与彩瓷的崛起，又注定了其后世的命运绝非一帆风顺。 二、宣德之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洪武、永乐官窑有蓝釉面世。如果说朱元璋搞艺术并不擅长，但永乐朝甜白、鲜红等单色釉名品不断，却也没有蓝釉的尝试，则传达出一种官方的禁忌态度。 这种禁忌说不清道不明，从未呈现于书面。但刚刚恢复汉室江山的朱元璋，肯定会对元庭重器有所回避；而永乐因篡位之事，热衷于展现孝子之心，自也不会忤逆了先皇的心意。 好在，蓝釉等来了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位妙人。《大明会典》：
之前的“圜丘青色”，多用青瓷，是朱瞻基将蓝釉纳入宫廷祭祀系统，“祭蓝”之名传颂至今。 宣德霁蓝碗 宣德“祭蓝”又称“霁蓝”，取雨过天晴之色，又有“宝石蓝”、“积蓝”等别称。其发色幽翠，光亮如蓝宝；釉质肥厚，堆出独特的橘皮纹；口沿处有醒目的白边，名曰“灯草口”，将蓝釉衬托的俊秀非常。《清秘藏》赞曰：
宣德官窑能取得如此成就，除了政治清明、国力昌盛，还与朱瞻基出色的艺术修养密不可分。《无声诗史》评价其：
宣德霁蓝暗花云龙纹盘 除了深厚的艺术素养，宣德好玩也是人尽皆知，养鸟、掷骰、斗蟋蟀无一不精。景德镇烧造的御供鸟食罐，被称为“编笼花瓶”，极尽工巧之能事；还有被历代藏家视为“妙品”的青花蟋蟀罐，纹饰竟有18种之多，让人想起《聊斋志异》中“促织”的故事；而他用来“掷骰”的钵，则催生了一代蓝釉名品——“洒蓝”。 “洒蓝”的制作工艺非常繁杂。先烧成白釉，用竹管蘸蓝料，口吹其另一端，使蓝料喷洒在白釉上，形成深浅不一的斑点，再入窑二次烧成。经此炮制，白釉如同纷纷扬扬的雪花，于蓝釉中若隐若现。故又称“雪花蓝”或“吹蓝”。《陶冶图说》：
关于“宣德洒蓝钵”，还有一段传奇故事。上世纪70年代，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婆婆来到北京市文物商店，拿出一个平日用来喂鸡的瓷碗，问能不能换些钱。工作人员给了她80元，将瓷碗留下。当天下午，文物商店大咖云集，耿宝昌、傅大卣等鉴定界泰斗认定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宣德洒蓝钵，现存不过一掌之数。“鸡食碗”摇身一变，成了国家一级文物。现在，这件传奇藏品静静的安放于首都博物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前去一睹芳容。 首都博物馆藏“鸡食碗” 宣德之后，明代历朝沿袭了蓝釉传统，却是中规中矩，发色跳不出霁蓝的范畴。精彩绝伦的“洒蓝”则消失无踪。《天顺日录》：
可见，纵使朱瞻基英明神武，国家蒸蒸日上，但其好玩之心也给大明国库造成了极大负担。 总之，元代正式登上舞台的蓝釉，在经历了明初的雪藏后，于宣德一朝迎来了第二次盛世。自此，蓝色血脉绵延不断，直至清末。但明朝中后期国力日衰，青花、五彩又强势崛起，让蓝釉陷入审美的困境。但霁蓝与洒蓝的潦草收场，似乎告诉人们蓝釉并未告别，只是在等待下一个盛世的到来。 当第二个塞外民族入主中原，蓝釉的表达不再如元代那样费尽周折。天坛上深沉的琉璃瓦，堂而皇之的向世人宣告着蓝色审美的回归。 康熙爷的盛世明君之心，自然比蒙古大汗们更胜一筹。单色釉在其手中出神入化，恍若重回赵宋之世。蓝釉也不例外，不仅延承霁蓝，复烧洒蓝，还创烧了极富美学意义的“天蓝釉”，为刚硬深邃的蓝色加入几许柔情，如同温暖的冬日晴空，可以雾霭蒙蒙，决不凛冽刺骨，恰恰搔中了文人墨客的痒处。 康熙天蓝釉长颈瓶 此外，康熙将元代的蓝釉描金与明代的洒蓝合二为一，烧成“洒蓝描金”，集两朝名品于一身，先不论效果如何，就这份气魄，也是历代帝王仅见。 康熙洒蓝描金鱼纹棒槌瓶 即便如此，蓝釉的突破仍未结束。胤禛半生“潜邸”，一边默默看着父亲在朝堂上纵横捭阖，一边吟诗赏月，把玩珍藏，做出一副无心政事的样子。他在《潜邸集》中说：
于是，当四爷成为雍正爷，昔日“闲”出来的高绝眼光，让雍正官窑超越康熙，成为“清三代”中文人意识最浓、做工最精、美学思想最为高企的最强御窑。这一点在蓝釉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康熙从霁蓝中分出天蓝，雍正则更进一步，再从天蓝中分出月白，乍一看几乎与白釉并无差别，但其中蕴含的一抹淡淡的清冷，如同秋月当空，既温暖，又孤傲，云淡风轻的普照着悠悠万物。蓝釉自唐代登场，走到如今才算是到了风光霁月的境界。 雍正月白凸莲瓣花口瓶 此外，雍正还创烧了青金釉，采用与洒蓝相同的吹釉工艺，但蓝色斑点间距更大，颜色更加深邃，有流淌之动感。唐英《陶成记事碑记》：
“广窑”即佛山石湾窑，以仿钧釉著称，人称“广钧”，其特点为“花纹流淌过之”。可见青金釉应是洒蓝与广钧的结合。如果说洒蓝是纷纷扬扬的雪，青金就如同疾风暴雨，挥洒的更加张扬，更加痛快。 雍正青金釉蒜头瓶 可惜的是，清代蓝釉与明代一样，短暂辉煌过后就陷入沉寂。也许是因为已经攀至巅峰，无可超越，让其在乾隆伊始就陷入了墨守成规的窠臼，并一步步沦入华丽、热烈的世俗化审美，完全背离了单色釉含蓄内敛的初衷。另一边，粉彩于清初现世，以粉润雅致的雍容气度征服了朝野上下，加之青花依旧强势，单色釉步履维艰。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无可奈何的悖论，瓷业的发展带来了彩瓷的繁华盛景，也让蓝釉等一众单色釉只能无奈的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乾隆霁蓝粉彩描金海晏河清燕耳尊 但无论如何，康熙与雍正两朝，都是蓝釉的巅峰时代。有趣的是，清代民窑沉迷青花，极少见蓝釉烧造。统治者也乐得将其束之高阁，与俗世拉开距离，成为名副其实的“蓝血贵族”。 蓝釉，是常见单色釉品类中唯一的外来户，这源于华夏先民对蓝色轻描淡写的态度。《说文》：
可见，蓝在古人眼中只是一种能染色的小草。让我们再看看“青”字在《说文》中的解释：
二者相比，高下立判。因此，中国封建王朝的上半叶，蓝釉从未出现，是沙漠里的声声驼铃与大海中的点点白帆，将其从蓝色的地中海引入大唐王朝，眨眼间又陷入了“青词”声声的赵宋之世。元代，蓝釉终于在游牧民族手中扬眉吐气，但技术的桎梏和百年而亡的短暂王朝，使其并未跻身陶瓷审美的主流。等到它真正被华夏文明所接受，已是距唐800年的大明宣德时代。 入清之后，蓝釉面貌大变。细想之下，只有出身马背又深得汉族审美精髓的康熙、雍正二帝，才能帮助外来的蓝釉真正扎根于华夏的沃土。于是，从元代一直未变的霁蓝，在他们手中分出浓淡，分出层次，天蓝、月白、青金，粉墨登场，少了些“套马汉子”的威武雄壮，多了些江南烟雨的阴柔多情。 清康熙天蓝釉兽面纹螭耳尊 此时的蓝釉，一边在皇家祭祀中保持着源于游牧民族的霁蓝本色，一边在蓝白之间找到了那一抹暧昧的表达。这种含蓄的、混沌的、留有余白的美，最能打动传统文人的心。只可惜“花开两处”的盛世出现的太迟，只在封建王朝末期匆匆掠过，如同傍晚天边的最后一抹幽蓝，美得惊心动魄，却是转瞬即逝。 纵观蓝釉的一生，从水土不服到水乳交融，历经千年，最终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美学风貌。在此过程中，华夏文明展现出包容与强势相融合的特质。无论是驼铃声声，还是铁蹄隆隆，都要接受黄土的改造，变成炎黄子孙能够吸收的养分，滋润着传统美学这颗参天大树。也正因为如此，如今的我们见到蓝色，不会觉得它不属于中国，唐宋元明清那一件件精彩绝伦的蓝色陶瓷，证明着我们早已相知，彼此爱慕千年…… 《中国钴着色材料的分类和来源》 《中国孔雀蓝釉器物的产生及其原因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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