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先生将战国文字分为秦、楚、齐、晋、燕五系，这些系别不仅适用于战国时期，同时也大体适用于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域书风，所以我们直接将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分为五系进行介绍。
楚系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南方霸主，楚国的文化影响了徐、陈、蔡、许、邳、胡、番、息、江、黄、邛、鄀、曾、邓、吴、越等国，他们和楚国一起创造了一种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巫文化，奇谲诡秘、烂漫潇洒。
这一时期的楚系文字，便以楚国为中心，表现出对西周传统金文的反叛，一种全新的体态修长、婉转多姿、极富装饰意味的书法风尚在南方的广大地区流行开来。
《王子婴次鈩》，字形狭长，线条瘦劲飘逸，是开创书法新风尚的权舆之作。
《王子申盏》，式样优美，圆瘦匀一和屈曲摆动的线条，排叠紧密和更加图案化的字形基本确立了新体的规模。
《王孙遗者钟》将《王子申盏》中的特点加以强化，是为楚系文字的成熟。这样的文字我们称其为“美化大篆”，它是基于在“篆引”基础上的美化改造。
如果说上面的三件作品还仅仅算是对“篆引”的美化改造，那么下面的这几件作品就并非是处于纯粹美的目的了，处处透露着巫文化的神秘诡奇气息。
《王子午鼎》将婉转舒畅的线条上增加了圆厚的饰笔，纵向线条拉长，线条末端卷曲摆动，同时也打破了西周金文匀称的空间布局，有了明显的疏密对比，这样的文字不仅丰富了线条的表现力，而且还更好地塑造了字内空间。这种带有强烈装饰性的文字式样，类似于虫形，因此被称之为“虫书”。
《越王勾践剑》是越国兵器，其铭文受楚国的影响，将“虫书”的神秘诡奇发挥到极致。
“虫书”主要是利用线条的夸张摆动来进行装饰，而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很多文字直接在字中加入动物的形状进行装饰，如《楚王孙渔戈》有两字加入了鸟的形状（实际是“凤”，把凤称作鸟），装饰性更加突出，是为“鸟书”。
春秋战国时，将文字赋予动物之形还有许多，如“凤书”“龙书”等，但运用最普遍的是“虫书”和“鸟书”，一般也合成为“鸟虫书”。
齐系
齐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东方最强大的国家，在书法上也以齐国为中心，影响力波及鲁、纪、杞、滕、费、薛、邾、郳、铸、曹等国。
齐金文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对西周大篆传统绵延最久，仅次于秦国，它虽然也有个性化特征的美化大篆，但这种美化大篆在齐系文字中是与宗周大篆并行，并非是像楚国那样取而代之。
在齐系文字中，个性化的特点仅表现在个别字的处理中，但齐书并不模仿西周大篆那种肥厚古朴的性质，而是偏于瘦削空灵。（《陈曼簠》）
《陈逆簠》是战国早期齐国青铜器，其铭文笔画简短，与宗周大篆颇不相类，但大体上还保持着宗周气度。
齐国也有如虫书式样的作品，如《禾簋》，字势狭长，有些线条做粗细变化，与晋国虫书仿佛，可以代表战国时期齐系文字美化字形的新风尚。
晋系
晋国是春秋时期的“春秋五霸”之一，是中原的强国。战国时期晋被分裂为韩、赵、魏三国，时称“三家分晋”。三个国家都跻身于“战国七雄”之列，其文化影响力波及郑、戴、宋、卫、郸、芮、苏、虢、毛、中山等国。
晋系书法早期依然是宗周大篆的延续，但到春秋中晚期至战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式样。其中，侯马盟书、温县盟书都是晋国墨迹。
晋系书法最需要引起注意的作品是中山国的《中山王鼎》《中山王方壶》《中山王圆壶》（即著名的“中山王三器”）
此三器铭文均属于刻款虫书，三器同为一人书刻，且技艺至精至熟。艺术价值极高。
其铭文线条飘逸多姿，宛如柳叶垂曳，但又峻峭爽利，仿佛利剑长戈；笔画起止处多见小巧回环的曲线，装饰性强，又多用圆点，将瘦细的线条赋予了丰富性；其入刀轻重变化极有规律，起止转折尤备法度，线条式样美而和谐，组合衔接虚实辉映，字形既工，亦能空灵，方圆并举，阴阳互藏，可谓先秦刻款金文书法之大成。
燕系
燕国在春秋时期长期偏居北方，与中原各国联系较少，战国时期向辽东地区拓疆，成为“七雄”之一。燕，金文做“匽”或“郾”，燕国金文较少，《郾公匜》仍属于传统大篆的质朴类型。
秦系
之所以将秦系放在最后介绍，是为了和下面部分即将要介绍的秦汉金文相衔接。
由于秦国也长期偏居北方，直到战国中期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都是“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的状态，处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地位。而正是这种半封闭的状态，秦国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各系的特殊而独立的文化特色。其文字基本延续了宗周大篆的传统，相对保守而稳定。
《秦公钟》，1978年出土于陕西，共8枚，其中甬钟5枚，钮钟3枚，“钮”或名为“缚”，所以也将其区别为《秦公钟》《秦公缚》，均作于春秋早期。
钟、缚同铭，字形体势也完全一致，仅风格上有细微差异。二者的共同特点是图案化程度高，线条的排叠转曲均与西周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近似。
《秦公钟》线条略粗，微呈弧形内敛，笔力较为平实，类于玉箸，气宇轩昂而中含内敛。
《秦公缚》线条精纯圆瘦，笔势较为开放，笔力强如铁线，骨骼清健儿神采流溢。
《秦公簋》书刻年代尚存争议，丛文俊先生将其书刻时间定于春秋中晚期。《秦公簋》铭文图案化程度较高字形方正，笔势拗折，线条坚实强劲，颇有一股郁勃凶悍之气。
《商鞅錞》作于秦孝公十六年，是战国中期典型的秦文草体刻铭，刻制草率，其字形近于秦简牍中的手写式样，与早期隶书有很大的相似性，秦文“隶变”大致可以溯源至此。
《商鞅方升》作于秦孝公十八年，是战国中期商鞅变法时下发的标准量器。其铭文刻制略近于小篆，线条瘦硬，体势开阔，虽然也略为草率，但较之《商鞅錞》仍属于规范式样。
《新郪虎符》作于秦始皇五年前后，字形方正工美，字体已近于秦小篆，但保留了一些较古的写法，应为后来的“秦书八体”之一的“刻符”。
金文发展至秦汉时期已属末流，作品较少，此处仅作简单介绍，在后期的“秦系文字”“汉代篆书”“汉代隶书”等专题文章中还会对此部分进行梳理。
秦代金文
自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中国即开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此处言“秦代”或“秦朝”是指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的时期，而前部分所言“秦国”是指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的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统一了文字，即所谓“书同文”，这一政策使小篆成为了官方正体字，所以现存秦代文字均是小篆，且多是刻于碑石上的文字，仅有“秦权量文字”铸刻于铜器之上，所以介绍秦代金文仅介绍“秦权量文字”，或称“秦诏版”。
秦权量文字，是秦始皇为统一度量衡，在标准权量器上铸刻的诏书，其后秦二世在这些权量器上又铸刻一道二世诏书，凡有两道诏书的权量器被称为“两诏权”“两诏量”。
秦权量诏铭出自众多工匠之手，风格颇不一致，且铸刻也较草率，字形并不完全是规范的小篆，而多带有六国文字遗迹和隶书笔意。而正是这种不规范，也使得秦权量诏铭书法在平实质朴中表现出一派生拙直率的天成之趣。，是秦代书法的可贵之处。
汉代金文
时至汉代中期，隶书已逐渐发展成为主流，但篆书依然在使用，所以汉代的金文是一种篆书与隶书并行的状态。
西汉早期，民间私铸、盗铸铜钱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内容一般记录器物名称、制作年代、重量、容量、管理者、监制者或制作工匠姓名等，防止盗铜，且大多为契刻而非铸造，所以大多刻制简单，铭文草率，并不注重形式上的美观，如《新丰宫鼎铭》。
至武帝时，铜器铭文有意识地将文字作为器物装饰的一部分，所以铭文十分美观、整齐，如《阳信家钟铭》《平都犁斛》。
至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铜器铭刻文字多为篆书，以示庄重，线条婉转流畅，但毕竟此时隶书已成为主流书体，所以这一时期的篆书多带有隶书痕迹，不同于秦篆，而表现出了独特的汉篆特征，如《上林鉴》《新嘉量铭》。
《新嘉量铭》是汉代篆书的著名代表作，垂脚舒长，笔画方折劲挺，虽整个字形修长，但文字的基本形体仍是方正的，因此，此铭既结构紧密，有充分表现出线条美，这是在秦代小篆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夸张。
刻有同样内容文字的《新铜衡杆铭》篆书没有长的垂脚，书刻线条流畅，显得活泼自然，体现了汉篆结体方扁、用笔遒婉的特色。
东汉铜器刻铭多见的是度量器、带钩和书刀（削）等小物件，大多作隶书，有的精细，也有的草率。
汉代金文虽多是契刻，但也有铸造的，如汉代铜镜上的铭文则处于范铸，且文字与图案相结合，十分精美，赋予装饰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