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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感觉里，这几年劳动纠纷案件呈上升的趋势。一方面与经济下行有关，一方面与劳动者的权利觉醒相关。当然，这可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是诸多社会原因促成的结果。 劳动纠纷案件，尤其是群体性的劳动纠纷，更是触动社会敏感的神经。我们的法律法规给予劳动者倾向性的保护，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并非如此，法律之预期与司法实践的结果相差甚远，如此而来，法律法规对于劳动者权利之允诺，就成为空头支票。这就给劳动者维权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高预期，低效果，极容易各方面的矛盾，反而不利于稳定团结。 例如，加班费，年休假工资，几乎得不到支持。但是这些条款都冠冕堂皇的规定在我们劳动法律法规之中，无论从举证责任还是从权利设置，都是有利于劳动者的，但是司法实践中却差之甚远。“有法不依”，在劳动纠纷案件中是普遍现象，这考验着我们法律所传达的公信力。从中可以看出，我们离法治社会还有多远。 无论从实体上，还是从程序上，劳动法律法规的社会效果都很差。但就从程序上讲，例如，劳动仲裁前置，在某种意义上，不仅没有保障劳动者的权益，反而为劳动者维权增加成本。劳动仲裁机构无论从人员配备，还是财政支持，以及权力配置，都不具有独立性。例如某县级市的劳仲裁委就有三位仲裁员，还要承担不同类型工作任务，劳动仲裁反而成了他们的“副业”。 劳动纠纷案件事实上需要相当的专业，无论是律师所提供的法律服务，还是裁判者所生成的裁判文书，都需要有专业的精神，但是，这一点是普遍缺失的。劳动法律法规庞杂，无论是实体法规定，还是程序法规定，法律与事实，本来就是沟通着的，这就是法律人存在的意义。 劳动者的权利本不可以克减，但企业的成本也值得考量。如何将人力成本转化为人力资源，而不仅仅是牺牲劳动者的权利而获取的“人口红利”，这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矛盾得以调和的经济基础。所以，与其通过法律降低劳动者对其权利预期，还不如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人力成本向人力资本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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