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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看得见的，但法律又是抽象的。无论是成文法，还是判例法，法律都具有可视化的品质。一部部法典，一个个判例，都在告诉我们法律是如何存在的。关于法律的学问，从罗马法开始，就变成一门技艺，以法律为业的群体也随之诞生，法律成为“用”的学问，但却以人为“体”。因而法律在根本上无法实现超脱。 人的良知是不可见得，但良知又是具体的。每一个人都对良知有具体的认知，所谓的“扪心自问”，问的就是“良心”。发之于心，止之于行。一个人对人对事，都可能会启用自己“良知”的评价体系，最终做出判断。当然，也正如莎翁所言，即便是一个恶棍，也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良知不仅不可见，也不可靠。 看得见的法律，看不见的良知，最终成为我们理想的却是——“最高的法律是人的良知”，法律为人所制定，并为人所执行，人在为法律注入“良知”的价值体系。否则，我们拿什么来抵制“恶法亦法”对人类社会的冲击。人类所拥有的法律也罢，宗教也罢，政治也罢，其实都是人性对外的反映与表达。 我在阅读《罗马法原论》的时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罗马法已经作为一种知识呈现给我们。我在接受法学教育，甚至在通过司法考试，我们都是将法律当做一种知识，我们很少强调良知之于法律的意义。原因很简单，良知是具体的，又是不可传授的。而且，这其中本身蕴含着“知识即美德”，“知识即善”伦理。 但是，我们事实上将“知识”工具化，专业化的同时，法律也被工具化与专业化，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以及一般的公务员，甚至一般的公民，都在试图通过“知识”化实现社会的法治化。但是，我们发现“知识”并不能带来“美德”与“善”。“知识”在被“工具化”的同时，“知识”就会显现出“双刃剑”的弊端。 因而，“良知”事实上越来越难以实现。尤其是法律越来越呈现利益交错的格局，良知在自我实现过程中，很难有制度性的机制保证良知的有效实现。法官、检察官、律师、一般公务员，良知往往就体现在法律的使用过程之中，法律如何被使用，是法律与使用者良知混合的产物。从来都不存在纯粹的法律，它总是人的品质相关联的。 在我作为法律事务专业的教师，和我作为律师，这两种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作为教师，将法律当做一种知识，传道授业解惑。但是作为律师，法律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其背后就是不同的人的“心”，例如诉讼过程中原告、被告，法官、律师，面对的本是同一件事情，但是无论是最终认定的案件事实，还是法律适用的结果，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 人类社会，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以看得见的法律与看不见的良知所调节的，任何一个的缺失，我们的周遭的社会都会出现问题。法律调整外在的行为，良知调整内在意志。我们诉诸于法律，但是承担会是良知的负担。所谓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实际上真正的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法网”终究逃不过“天网”。但是，当法律无能为力，良知就会不堪重负，最终导致的是良知的崩溃。 正如培根在《论法律》一文中写到：“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其实，从根本上讲，人们相信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官的良知。当法官的良知不能输送给法律，不能体现于审判，败坏的不仅是法律，还有看不见的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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