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起：回忆恩师徐邦达先生

徐邦达先生是古代书画鉴定的集大成者，他不仅仅是辨伪识真、慧眼独具的大鉴定家，而且是将古今鉴定的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的学者。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初便在保定莲池书院发现了郭熙的《窠石平远图》轴，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在青岛市博物馆发现了怀素《食鱼帖》唐摹本，云南省博物馆的参考品中发现了郭熙的《溪山访友图》，同时还有黄公望的《剡溪访戴图》，在山西文物商店发现了王渊的《桃竹锦鸡图》等众多国宝级名作。作为古书画鉴定的学者型专家，以其丰富全面和系统的专业著作，获得了鉴定界泰斗、学派宗师的评价。

徐邦达

我自1978年拜徐先生为师，长年侍从先生鉴阅古书画，有时就聊到先生的早年经历。最详的一次是1979年冬，我随先生去天津看画讲学，为时半月。当时所住饭店并无电视，每晚除个别时间会见朋友外，先生主要是同我聊天。长夜深谈，我第一次深入了解先生的过去。先生五岁就读私塾，凡十五六年，曾数易馆师，经史子集了然于胸。徐先生把古书画鉴定当作学问来做，将所谓眼学经验提升到学术研究的层面，是因为早年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徐先生自幼热爱书画，临摹古画下了十年之功，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以今天可以看到的先生临李昇、张渥、王时敏、华喦等人的作品可作说明。先生早年曾为吴湖帆藏黄公望《水阁清幽图》补残缺部分（今藏南京博物院），几乎做到了天衣无缝。故宫藏恽南田《花卉》册，亦有一页是先生所补，可证先生是下过极大功夫的。问及先生，他说，“就是喜爱”。先生的父亲是一位儒商，喜爱绘画，家富收藏。先生读书之余常常临仿，虽误了功课，受业师责打亦无悔改。初临主要是家中有的如吴谷祥、倪墨耕等的作品，后因馆师钮仲莲先生的关系，得以拜识赵叔孺先生。赵先生通鉴赏、精篆刻、工书法，绘画兼善众科而尤以画马见长。先生由赵先生而拓宽了眼界、扩大了交游，并开始注重研习书法。但由于喜欢四王，两三年后徐先生又拜师李醉石。李师长于四王，对奚冈画颇有偏爱，所以先生早年画亦有很清晰的奚冈影响。

徐邦达给学生们讲授书画鉴定

关于拜吴湖帆先生为师的问题，先生不止一次告诉我：“吴先生很喜欢我，他几次让王季迁劝我拜他为师。想想当时吴先生还是最懂鉴定的，交游也广，拜就拜了吧。”1937年春，教育部举办“第二届全国美展”，故宫南迁文物之外，拟征集私人收藏品入展。马衡、叶恭绰先后找吴湖帆商谈此事。叶恭绰尤其对征集的私家藏品的真伪优劣“深以无把握为虑，属余招人协助，乃约徐邦达、王季迁来助其事”。3月11日，南京派人商谈具体接收办法，吴又让“徐邦达为之助理”。王季迁愿同办此事，吴不许，并云：“季迁，余之弟子也；邦达，余之小友也。做公众事，当以公正出之。”可证先生是深得吴湖帆信任的。从吴湖帆题先生临李昇《维摩说法图》、张渥《九歌图》题跋，吴先生对他的不同称谓可知，这个拜师，最初还是亦师亦友的。

一些介绍先生的文章，言及先生绘画，都会说到1946年先生举办个人画展，但实际上在此十几年之前，先生每年都参加上海“中国画会”的画展，并受到名家的好评。启功先生曾告诉我说，1952年，他推荐徐先生到北大讲课，同时去讲的还有张伯驹先生：“张先生的教材，打开包袱皮，是展子虔《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而贵老师带的是他自己的临摹仿古作品，有人物，也有山水，精极了！同样让人惊讶。贵老师天资、学力、功夫都很厉害。”

1993 年，徐邦达和王连起在洛阳龙门石窟参观

那么，二十几岁便已成名，四十岁画艺正炉火纯青时，徐先生何以将画笔搁置了呢？有一次我问及先生，先生当时表情凝重地说：“一是我正式参加国家的工作，为国家鉴定收购古书画，当然要全力以赴。二是我的画风不合时宜。我还有另外的爱好，撰写我的古书画过目考。”随后先生笑了，说：“我还有其他本事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嘛！”1979年春，我的开蒙师李卿云先生为感谢徐先生把我调到故宫研究室工作，特意登门感谢。说到先生不画画之事，李先生说：“邦达先生，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画了。因为你的画是传统的，不好插红旗、树烟筒、跑拖拉机！不做王晋卿、李龙眠了，你还可以做米襄阳、柯丹丘！”徐先生动容起身，长揖表示感谢，连声叹称相识太晚。

大家都知道，徐先生鉴定古书画是鉴、考结合。“考”就是学问，就是学术。不熟悉中国历代史实、不明了中国古代典章制度、不精通古文献者，是很难深入进去的。先生早年是画家，但先生亦用心于艺文鉴赏。他在临古的题跋中要讲被临画家的师承、风格、笔墨特点，对其所在时代的艺术地位也要进行评判。这方面先生是沿袭了宋元以来文人题跋书画的传统的。他作画多有诗词题之，先生的古诗词严守格律，包括平仄对仗，这是必须熟记众多典故才能为之的。而先生画跋评语皆作语体，精简自然，置于明清之际文人的画论画评中，可以说是几无破绽。

因师友人脉关系，先生年轻时江南藏家的书画，如吴兴张氏、庞氏，苏州顾氏、吴氏，以及上海藏家，先生都曾寓目。这从先生主编的《国光艺刊》可见一斑。1933年，故宫南迁文物运至上海租界暂存，1934年应英国之邀，南迁文物将选出部分精品赴伦敦展出。24岁的徐邦达先生同叶恭绰、赵叔孺、吴湖帆、庞莱臣、王季迁、陈定山等被聘为审查委员一起审查选择展品。先生告诉我，当时看到那么多故宫藏品，心里很高兴、很激动，但也很别扭，因为当时就发现，这批东西很多有真伪问题。我问，您当时是否想过要对南迁的故宫书画做一个真伪鉴定。先生说：“心动过，怎么做没想好。那时主要是搞创作，画画。当时上海有个绿漪画社，社址就在我家。”1960年，先生编了《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表》，这个表，凡先生过眼的清宫旧藏书画，其真伪都做了判断，并以符号标明。这是对26年前初看故宫书画时宿愿的初步偿还。

很多人不将徐先生看作美术史家，认为只是研究中国绘画史、书法史上的一些个案，主要在真伪辨识、考证，很少讲书画作品产生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先生自己也常说，我只是为美术史研究做点最基层、最基础的工作。但这工作恰是美术史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如果地基不坚实，多华美的大厦都是不牢靠的。所以王逊、金维诺、阎丽川、王伯敏等美术史家都对徐先生极其尊重。先生虽然没有教科书式的美术史专著，但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表了很多关于美术史方面的文章，如《从绘画馆陈列品看我国绘画发展》《从百花图卷再论宋元以来的水墨花卉画》《从壁画小样说到两卷宋画朝元仙仗图》《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生动传神的明清肖像画》《七种兰亭摹本合考》《五体书新论》等。

而全面反映徐邦达先生古书画鉴定研究成就的则是《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过眼要录》和《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书画鉴定概论》是先生积数十年书画鉴定丰富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他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概述。只要看此书目录的章节分类，便可见古书画鉴定问题研究探讨的系统全面。《古书画过眼要录》是先生所见古书画真迹珍品的详细记录，是对历代书画著录继承总结后的发展，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地超越了前人。而《古书画伪讹考辨》则是对传世有影响的书画伪品的剖析鉴别，历代种种花样翻新的作伪手段，都逃不过先生的犀利法眼。正是由于徐先生的《过眼录》和《考辨》，人们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全面了解到，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的存世及真伪、流传和鉴藏情况。徐先生多次谦虚地讲，他对碑帖没什么研究。但从他上世纪80年代初写的《澄清堂帖综谈》一文可知他对碑帖真伪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远超过一些所谓的碑帖专家。由此可见，先生的研究与著述，都是围绕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珍赏万千年”，即让人们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古代书画作品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

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就是很多文章在谈到先生为全国博物馆做古书画鉴定和培养人才时，都讲到1983年的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先生是名列其中的。但先生带着学生和助手到全国各博物馆阅看古书画是始于“文革”结束后不久，要早于鉴定组看画五六年。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成立时，全国博物馆藏书画的绝大多数先生均已经看过了。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是鉴定真伪，亦区别好坏（以“入目”还是“入录”表示区别）。徐先生这之前全国看画时，不仅鉴定真伪优劣，还要帮助各博物馆判定文物级别。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徐先生参与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工作只到1985年9月，这有《中国古代书画图录》《中国古代书画目录》1985年9月以后的“编后记”为证。从此以后，这两书注释中，也就再没有徐先生的鉴定意见了。虽称为全国书画鉴定，而大部分地区的藏品却没有徐、启两位先生的鉴定意见。这应当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方面极其重大的损失。

1978年夏秋之际，我在观看故宫绘画馆举办的书画展时，遇到两位徐先生的朋友，介绍我拜在先生的门下。几十年的教诲呵护，可谓天高地厚，不是一时半会儿所能言尽。此外，我拜启功先生为师之事也是先生促成的，这同样反映出先生的襟怀心胸和人品。我拜先生为师不久，先生知道我曾从李卿云先生学习碑帖鉴赏，便主动跟我说：“碑帖过去叫‘黑老虎’，真正懂的人很少。你可以向启元白先生请教，元白先生学问好得很！”先生随即修书，让我去拜启功先生，使我从此能得到启功先生的悉心指教。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先生毫无保守观念，更没有门户之见，完全为学生成长发展考虑，也透射出其为人的诚挚和单纯。

（本文选自《中国书画鉴定与研究·王连起卷》，内容有删减，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