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连拍摄了《双重赔偿》和《失去的周末》这样两部杰作之后，比利·怀尔德又一口气拍了两部平庸之作——《璇宫艳舞》和《柏林艳史》。两部电影都是具有异域风情的爱情讽刺喜剧。派拉蒙的商人们显然也意识到它们在艺术上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不久便把它们卖给了拥有电视发行业务的环球影业公司，以赚取更多的利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观看这两部电影时，首先看到的是环球公司那光芒四射的地球标志，然后才看到派拉蒙公司的白色雪山。虽然两部电影均不被重视，但对于比利·怀尔德来说，他的电影即使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如果我们拿它们和当今国内的绝大多数电影做一个比较的话，便会发现这种论断是多么的有道理。就目前的国产电影而言，它的首要任务显然是学习如何通过银幕来讲述一个全世界人民都看的懂的、流畅并且还吸引人的故事，而这显然是比利·怀尔德所最擅长的。 （在讲述《日落大道》之前，请先允许我介绍一下《璇宫艳舞》和《柏林艳史》这两部电影。对于比利·怀尔德来说，没有什么比拍摄《璇宫艳舞》更让人后悔的事情了，以至于他后来一直羞于承认这是他的电影。《柏林艳史》倒恐怕并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糟糕，由于片子之前一直没有中文字幕，这成了我们欣赏它的最大障碍。而最近网络上终于有人发布了中文字幕版本，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看看。） 《璇宫艳舞》是比利·怀尔德的第一部彩色片，也是一部歌舞风光片。影片的故事发生在阿尔卑斯山中的奥地利，但实际却在加拿大的贾斯珀国家公园进行拍摄。比利·怀尔德对自己的第一部彩色片相当重视，由于对加拿大的常青树不满意，他花费巨资从加利福尼亚运来一批常青树种植在贾斯珀国家公园，并且把4000株白色雏菊染成了蓝色。再加上美国天才歌星平·克劳斯贝的动听的嗓音，大美女琼·芳登的联袂出演，以及两只小狗的杰出表演，把原本简单的爱情故事讲述的颇为曲折动人，置身影片之中，倒也着实让人流连忘返。影片中有一个滑稽的场景，奥地利国王和随行二人端坐着观看琼·芳登打网球，三个人的脑袋仿佛被拴在了网球上，时左时右、忽上忽下地跟着网球来回运动，让人忍俊不禁。这让我想起了希区柯克的电影《列车上的陌生人》中的一个类似的场景，只不过那是一群人的脑袋跟着网球做有规律的摇摆运动，只有一个人的脑袋专注盯着一个方向，置身人群中便十分显眼。我不是十分清楚希区柯克在拍摄这段场景时是否对《璇宫艳舞》进行了借鉴，他后来在《群鸟》中使用的特技也让我想起了《失去的周末》中的那只硕大的蝙蝠。不过有一段趣事倒可以让我们确信，希区柯克对比利·怀尔德仍然是十分重视的。一次，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宣称他制作的电影《自君别后》是电影史上自《乱世佳人》以来最重要的四个字。比利·怀尔德对大卫的这种吹牛逼不打草稿的广告语很是恼火，于是宣称《双重赔偿》（英文名“Double Indemnity”）是电影史上自《凋谢的花朵》（英文名“Broken Blossoms”）以来最重要的两个字。大卫气的牙痒痒，扬言要跟比利小子打官司。而大卫的铁哥们希区柯克却毅然抛出豪言：“比利·怀尔德是电影史上的今天最重要的两个字。”  《列车上的陌生人》 拍摄《柏林艳史》时，比利·怀尔德又转而使用了黑白胶片。这部影片主要讲述了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来到战后满目疮痍的柏林视察美国占领军的道德表现，美国军官强尼为了保护他的德国女友而勾引女议员菲比，从而在三人之间展开的一段颇富戏剧性的幽默爱情故事。拥有世界上最美丽大腿的女星玛琳·黛德丽扮演的德国女友为影片增色不少，她后来又以五十六岁的高龄在怀尔德的《控方证人》中扮演一个为爱疯狂的悲情女子，堪称不老女神。 在《璇宫艳舞》和《柏林艳史》中，比利·怀尔德初步把自己为恩斯特·刘别谦等人撰写喜剧剧本时所积累的经验付诸实践，从中也不难看出他日后逐渐成熟的黑色喜剧的影子。两部电影均发行于1948年，正是在这一年，美国最高法院颁布了著名的派拉蒙判决。判决中宣布大制片厂对电影业的垄断是非法的，并要求制片、发行业和放映业分离开来，好莱坞大制片厂制度从此逐渐走向终结。二战后，美国的“返乡潮”和“婴儿潮”开始兴起，加上电视的普及，位于城市中心的大影院由于门庭冷落而纷纷倒闭。由于判决的生效，包括派拉蒙在内的大制片厂生产的影片失去了影院放映的保障，它们开始大大缩减电影的产量，转而把精力集中在吸金能力较强的A级片的制作，红极一时的好莱坞明星们纷纷失业，而独立制片业则逐渐兴起。一场长达二十年的阵痛在好莱坞电影业中正式拉开了帷幕，直到1970年代，一批野心勃勃的年轻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宣告了经典好莱坞时代的结束。而比利·怀尔德最优秀的作品却正是在这二十年间产生的。 现在看来，拍摄《璇宫艳舞》和《柏林艳史》可能更多的是出于附庸人们猎奇心理的较为纯粹的商业目的。而比利·怀尔德在两年之后拍摄的《日落大道》则表达了对逝去时代的无限唏嘘与缅怀。这种情怀即使是在现在看来也仍然不会过时，就像影片中那些永远留在默片时代的巨星和大师们一样，许多同样杰出的电影人也永远地停留在了经典好莱坞时代。 《日落大道》主要讲述一个走投无路的年轻好莱坞编剧乔·吉利斯在打算卷铺盖滚回老家的时候，阴差阳错认识了过气的默片女明星诺玛·戴斯蒙德。他慢慢陷入诺玛的疯狂欲望之中，并在企图摆脱的时候被失去理智的诺玛枪杀。对于我们中国的观众来说，这部电影可能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有意思，剧中不紧不慢的第一人称叙事颇有一番催眠的效果，无论是威廉·霍顿扮演的落魄编剧乔·吉利斯，还是葛洛莉娅·斯旺森扮演的默片明星诺玛·戴斯蒙德，他们都无一例外的表情做作，略显浮夸。但倘若我们把电影放在好莱坞的文化语境中来观看，他们的表演就再自然不过了。 斯旺森扮演的诺玛具有一种老掉牙的哥特气质，当她张开眼睛的时候，你会担心她的眼珠会就此飞出眼眶。诚如她对派拉蒙制片厂的门卫所说的，“没有我，他找不到任何工作。因为没有我，就不会有派拉蒙公司。”在以明星制为核心的大制片厂里，一个深受观众欢迎的大明星，确实能左右一家电影公司的生死。可是韶华易逝，容颜易老，每一颗璀璨的明星都终有落幕的时候。诺玛最终被数百万影迷打发走，对于大制片厂而言，她也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好莱坞在用巨大的荣誉幻药喂饱了明星们的无尽欲望的时候，却又无情的抛弃了他们。而诺玛却一直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之中，并且时刻想着要重返银幕。她像一只把头埋进深深沙土里的鸵鸟，丝毫没有意识到二十年前自己就已经不再受观众欢迎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恐怕已经人老珠黄，轻易就相信了仆人为她捏造的谎言。默片大师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扮演的仆人，不惜日复一日地伪造影迷的来信，只为了让诺玛确信自己仍然被人惦记。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仆人深深地爱着诺玛，而他的谎言却在很大程度上燃起了诺玛重返影坛的疯狂欲望。但如果他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情，我们又有什么好责备他的呢？ 威廉·霍顿扮演的乔·吉利斯并不是什么善茬。他同无数的好莱坞无名编剧一样，不甘心小地方默默无闻的日子，想凭借自己的才华在好莱坞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可是在这个随便扔一块砖头就能砸到许多编剧的地方，又有几个人能够得遂所愿？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疲于应付的圆滑，因而显得虚假。由于付不起房租，财务公司准备收回他的汽车。在四处借钱无果的情况下，他驾着车漫无目的地逃离，却碰巧来到了诺玛·戴斯蒙德的家里。诺玛为自己量身定做了一部剧本，打算让乔帮助修改。乔当然欣然接受，而且立刻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一边想着如何既能拿到高报酬又能躲避财务公司的追捕，一边欺骗诺玛说这是一部杰作。可是事情当然不像他想的那样简单，诺玛很快爱上了乔，而乔却在背地里与女孩贝蒂相爱了。 影片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真实事件，这些在罗杰·伊伯特的影评集《伟大的电影》一书中都有详尽的叙述。电影在刚开始拍摄的时候，考虑到可能会遭到各方面的不满和阻挠，比利·怀尔德对外宣称这部电影的名字叫《一罐黄豆》。但当电影在派拉蒙试映的时候，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大老板路易斯·B·梅耶竟然跑进来，尖叫着辱骂比利，责备他不该把这么不光彩的故事搬上荧幕。相信多数不甘落寞的好莱坞影人都会在影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许多人都能轻易看出《日落大道》对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讽刺和辱骂。《日落大道》现在仍然被认为是关于电影的最好的电影。但又有多少人看到一个被人抛弃的灵魂在荒凉的古堡中孤独地老去？又有多少人看到一个昔日的影后沦落到可以被人任意地欺骗？诺玛爱上了无名编剧乔，可是乔却不过是看上她的钱罢了。就连她的座驾——那辆老的不行的豪华轿车都比她有用。派拉蒙的制片人打来电话，其实不过是想租用她的车，而她却欣喜地跑去拜访导演地密尔，以为自己可以重返影坛了。  《日落大道》是比利·怀尔德最浪漫的电影之一。新年前夜的两场戏则是影片中最浪漫的两场戏。比利出人意料的在这两场戏中使用了脍炙人口的世界名曲，而不是什么原创的配乐。诺玛把自己的城堡装潢一新，请来乐队整夜地演奏。在那豪华的舞池中，她扔掉了象征王后荣誉的凤凰头饰，只为了让乔能靠近她一点。乐队为他们演奏了南美探戈舞曲《la Cumparsita》。这首曲子由一位17岁的建筑系学生创作，是世界上最动人的舞曲之一。但曲名的本意却是“假面舞会”，这似乎在暗示像诺玛这样的“老女人”不太可能获得别人的爱情。乔马上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了眼前这个女人的“小白脸”。他当面拒绝了诺玛，跑去一个年轻人举办的狂欢舞会里，像一只禽兽一样勾引年轻漂亮的女孩贝蒂。当他打电话给诺玛的仆人说要取回自己的行李时，得知诺玛刚刚割腕自杀。他慌忙跑回诺玛的城堡，对诺玛说：“我不想伤害你，你对我那么的好。你是这个令人厌恶的城市里唯一一个对我好的人。”诺玛在一旁哭泣，乔转过头望着门外，乐队演奏的名曲《Auld lang syne》从门外传来，两个人最终拥抱在一起。这首曲子在中国被称为《友谊地久天长》，但它的本意却是“逝去已久的日子”。 影片中的乔·吉利斯究竟对诺玛抱有怎样的一种感情，我们始终不是很确定。这也是影片的高明之处。据说比利·怀尔德本人在落魄的时候也做过舞男，也被人包养过。如果此事当真，那比利也一定在这个人的身上倾注了不少个人真实的感情。当乔和仆人以及导演地密尔一样，为了不让诺玛受到现实的伤害，用谎言来保护她的时候，影片便又多了一点浪漫的气质。但乔最终还是当着诺玛的面揭穿了所有的谎言……影片的最后，已经死去的乔这样说道：“无情的混蛋们，他们会怎么对待诺玛呢？即使她能从法庭上脱身，那些报纸头条也会杀了她的，‘被人遗忘的明星成为杀手’，‘老去的女演员’，‘昨日迷人的女王’……” 当诺玛依偎在导演地密尔的身边时，我忽然发现她的身上仿佛一下子焕发出昔日迷人的青春。她就像一个淘气的小公主一样，让人不忍伤害。就像在影片的结尾，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扮演的仆人饱含着热泪喊出那句——“action”，拍出诺玛期待已久的最后一个特写。 和导演地密尔在一起 比利·怀尔德有一句名言——“一个演员从门口进来，这很平常。但如果他从窗户进来，你就创造了一个情境。”这句话当然不是说拍电影的时候一定要让演员从窗户里进来，如果斯皮尔伯格在拍摄《林肯》时，让林肯从窗户跳进来，那显然也是不成体统的。但是许多影片之所以看上去平谈无奇而且充满陈词滥调，其原因大概就是没能让演员“从窗户里跳进来”。如果我们把“电影”本身看作一个演员，那么当“电影”从窗户里跳出来时，它就创造了一个情境。这也就是为什么比利·怀尔德的电影总是能在刚开始的几分钟里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注意力。在《双重赔偿》中，当我们看到一辆汽车在夜幕下横冲直撞，一个负伤的男人从车里出来走进办公室拿起录话机的时候，我们显然迫不及待地想听他说些什么；在《倒扣的王牌》的开始，一个来自纽约、看上去牛逼哄哄的家伙来到一个小县城的小报社里，煞有介事地声称可以让他们在一星期里快速赚到200美元。我们当然想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在吹牛逼，要知道当时的200美元在现在大概相当于两三千美元。在《日落大道》的开始，摄影机对着日落大道的路面向后匀速运动了大概50米，然后上摇，我们看到一队警车从景深处飞驰而来。以日落大道的灰色路面作背景，不但切合电影的题目，而且与影片的黑色主题颇为搭调。刺耳的警笛声则成功地营造出一股紧张的气氛。之后我们看到一个男人的尸体漂浮在游泳池里，然后我们听到这个死去的男人的画外音切入进来。这段开场并没有什么宏大的场面，也没有什么复杂的调度和运动，但它无疑经济而且高效。如果电影里有个人死的很奇怪，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呢？ 仅仅是这样的话，似乎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比利·怀尔德总是能够讲出这么多的好故事。但倘若我们想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答案却可能会让我们大失所望。当有人问比利·怀尔德，在《日落大道》的开始，那个死去的大猩猩究竟寄寓着怎样的深意时，比利回答道：“你难道不知道？在乔·吉利斯进来之前，Norma Desmond was fucking the monkey（这句话似乎不太适合翻译成中文）。”电影有时候可能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你只需要跟随人物的眼睛，并且控制好景别，就能讲述一个流畅的故事。对于电影工作者来说，这是最基本的技能。而比利·怀尔德也正是这样做的。哪怕是一个极小的物件，当比利需要我们看到它时，他绝不会让我们看到其他的东西。为了讲好一个故事，比利·怀尔德不惜牺牲镜头的剪切，更多依靠的是摄影机的运动和单个镜头内的调度。摄影机多数时候在充当剧中人物的眼睛，当乔转过头时，摄影机会立刻跟上去，对着诺玛的房门，然后我们透过门的锁洞看到房间里的灯光熄灭了，我们知道诺玛已经睡了，我们立刻意识到乔马上又要偷偷地驾车出去了。第一个信息“诺玛睡了”是我们通过画面看出来的（一个拙劣的导演可能会先给出一个诺玛脱衣躺上床的镜头，然后再切回到乔的动作，然后乔或许会蹑手蹑脚地在房门外偷听屋里的动静，然后再做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这种方法其实是一种对观众的鄙视，因为它把所有的信息都讲给了观众）；第二个信息“乔驾车出门”则是我们通过已经获得的信息在心里做出的猜测，这个猜测马上在下一个画面中得到应验。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人物主观推进镜头，比利就告诉给观众这么多信息，而观众自然会把这些信息组织起来，故事的讲述自然就得以延续。 有时候，可能是担心观众看不到他们需要看到的东西，比利会通过音乐来强化画面的效果。在刚才这个例子中，由于害怕观众看不到门洞里灯光的熄灭，比利在灯光熄灭时，配上一个短促、响亮的音乐。与其说是我们看到灯光熄灭了，不如说是我们听到灯光熄灭了。在另外一场戏中，当诺玛拜访导演地密尔，一个人坐在摄影棚中时，一段令人紧张的音乐突然响起，在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却看到，原来只不过是影棚的设备从绳索上滑过来，碰到了诺玛头上的配饰。这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音乐显然赋予了它更加强烈的意义。通过设备和配饰的冲突，比利·怀尔德为我们表现出过气的女明星与现代电影工业的格格不入。至于景别，当诺玛偷偷打电话告诉女孩贝蒂乔其实是一个无耻之徒时，我们看到，在门外偷听的乔打开门，从后景中机械地走进来。当他走到诺玛的床边时，画面实际是从乔的大远景转变为中景。乔带着愤恨之情走过来，画面的节奏和气氛则是不言而喻的了。 即便如此，似乎仍然不能解释为什么比利·怀尔德的故事总是那样的吸引人，并且似乎永远也不会过时。如果一个故事永远都不会过时，那它一定是在讲述一个有关于永恒的话题。故事之所以吸引人，说到底也是故事中的人物吸引人，那么比利·怀尔德的故事人物又有怎样的永恒的价值呢？一位看破红尘的西方哲学家曾经说过：“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当一个欲望得到满足，新的欲望随即产生，新的欲望不能满足便痛苦，满足便无聊，于是又有一个新的欲望产生。这个哲学家名叫叔本华，他主张禁欲，却又不主张自杀，显然是带有极其强烈的悲观色彩。但就人类自己的表现而言，想要叔本华乐观一点势必也是非常困难的。在《双重赔偿》中，那个保险推销员对朋友说：“做这个行业，你总是尝试识破别人的诡计，你就像站在俄罗斯轮盘后的人，监视客人是否诈骗保险。然后你会想自己能够诈骗保险，并且做的精明，因为你已经控制轮盘，你心里有数，你只需要一个计划，一个诱饵，门铃突然响起，布局就在眼前……”我们每天有多少人像他这样想过？一位整天押送运钞车的保安人员是否有一天会恍然大悟想出一个打劫运钞车并且还能逃脱惩罚的方法呢？《窃听风云》之所以能够拿出来跟《无间道》叫板，不正是因为里面的那群人由于勘破股市的漏洞而攫取金钱和利益吗？在《失去的周末中》，一个想要成为作家的人却无法摆脱自己的酒瘾，我们每天又有多少人在跟自己的各种瘾做斗争呢？一个政府官员在想要做一个好官的时候却陷入性瘾之中而无法自拔，这样的故事是不是会很有看头？《无间道》中的刘德华在为黑帮老大服务的同时却早已习惯了做一个好人，对于他来说，明显是做好人做上瘾了。《日落大道》里的乔无奈地说道：“我开车回城的路上好好地想了想我的前途，前途一片渺茫，显然我没有什么成就，也到了该打包儿回家的时候了。也许我把自己那点家当儿卖了会够钱买张车票回俄亥俄。回到在代顿晚报那种东抄西抄、35块一个星期的生活。”《倒扣的王牌》中，一个在纽约混不下去的新闻工作者跑到一个小地方的小报社里大放厥词……我们有没有想过，偌大一个北京城究竟能承载多少人的梦想？我们每天有多少人像乔一样落魄无为却又心有不甘？又有多少人离开北京跑回家乡对别人夸耀自己是从京城来的？即便是最近新闻里那个由于刁难百姓而被处罚的办证民警，我们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处境和心理呢？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每逢需要到教务处办手续都是让人火大的时候，那些坐在办公室里为别人盖章的工作人员似乎永远都在想着刁难别人。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当你坐在枯燥的办公室里想着自己的一生就在为别人盖章的啪啪声中度过，你是否会想着法儿刁难一下别人呢？你可能每天都在想着如何摆脱这种无聊的生活，但又害怕丢掉好不容易得来的公职编制……这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故事值得挖掘一下呢？现在我们知道为什么比利·怀尔德的故事永远都不会过时的原因了吧？因为影片中的故事每天都在以不同的形式上演，因为我们同他故事中的人物一样，有着同样的欲望。极速电影 或许有人会说，即使再差的电影，也都是在讲述一个有关于欲望的故事。但我们的电影又在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欲望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故事中的人物仿佛一夜之间集体奔了小康，他们似乎再也不必为了生活而担忧，无聊的时候可以开着豪车泡泡妞。他们有的即使穷的叮当响，也不会想着去改变自己的处境。《泰囧》中的那个小伙子，他最大的理想居然是同一个美女一起照个相。他们最倒霉的时候不过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突然就被麻匪给劫了”……如果比利·怀尔德的电影中有什么美国梦，那《日落大道》这样的电影不过是讲述小人物的美国梦的破灭。如果我们的电影中有什么中国梦，那也不过是中国梦实现之后的一种无聊的状态。剩下来的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看热闹的欲望了。从《鬼子来了》到《让子弹飞》，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从《疯狂的石头》到《黄金大劫案》，一直都很热闹；从《新龙门客栈》到《神都龙王》，不仅越来越热闹，而且还在啃老本。难道我们的电影人是铁了心的把中国观众当成是街头围观的路人了吗？ 这么看来，我们的确是应该向比利·怀尔德这样的导演好好讨教讨教了。可是这似乎仍然有些不妥。自从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之后，我们似乎早就已经习惯了大手笔、大制作了，如果再去拍这些小打小闹的剧情片，是不是显得太寒碜了？那么如果我们能拍出一部像《泰坦尼克号》这样让人看完一遍还想再看第二遍的大片，也未尝不可。詹姆斯·卡梅隆可真够无耻的，他后来又拍了部《阿凡达》，里面的男主人公竟然也叫杰克。两部电影在视觉奇观的包装下的，不过就是一个具有普世化价值的爱情故事。但是由于这样的爱情故事看上去可以涤荡心灵，而且一点也不矫揉造作，我们自然也就可以原谅他了。故事讲不好，技术方面也跟人家差了一大截，还拿什么跟人家比呢？当然了，或许我们现在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极大地束缚住了国内电影人的手脚。概括起来说，矛盾的焦点指向了我们能否在电影中“抢银行”。自古以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有人的欲望都绕不开“金钱”二字，而“抢银行”无疑是获得金钱的最直接、最具张力的一种方式。什么时候，当国产电影中有人能成功把银行的人民币抢出来，并且在人民警察费了很大的周折之后，才慷慨伏法，那么我们的电影就可以拿出来跟人家好好比一比了。我很惊喜地在《硬汉》这部电影里看到有人抢银行，但可惜的是，他们刚跨进银行的大门，还没来得及闻到人民币的芬芳味，就被英勇的人民警察干脆利落地制伏了。看来，在我们能够“抢银行”之前，还是先学学如何讲故事吧。也难怪导演卡梅隆·克罗威在对比利·怀尔德做过一系列的专访之后，说出了这样的话——“用一种爱的世界语讲述，充满智慧，又带有俏皮的火花。对所有影迷和想学习生活之美的人来说，条条大路，都把他们指向比利·怀尔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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