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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壬分野》二册，明潞藩刻本。半叶十行二十四字，无界格，白口，四周单边，板心下镌刻工、字数。此帙白棉纸印，蓝绫书衣，黄绢为签，钤“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父世传宝”朱文大方印。与此书刻印、纸张、装帧、钤印相同的，所知还有《六壬兵占》、《六壬毕法赋》、《六壬课经集》等三种。推测潞藩应刻有《六壬大全》全书，不过传世的仅有这几种了，今分藏海峡两岸。《六壬分野》刻工之一的吴钦，天启年间刻过《尚友录》、《洺词》等书，皆是江南一带的刻本。《六壬大全》记载了课占李自成军围攻开封一事，事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则其书之刊印必在此年之后。
明代分封的潞王，藩国在卫辉府（今河南汲县）。第一代潞王名叫朱翊镠（1568－1614），是隆庆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万历皇帝的唯一同母弟，万历十七年（1589）就藩。第二代潞王朱常淓（1607－1646），太祖十世孙，朱翊镠第三子，万历皇帝朱翊钧之侄，崇祯皇帝朱由检之叔父，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袭封，长于音律、书画，尤擅制琴。六壬占课之术在明代有深厚的传统。从朱常淓的生平以及若干史迹推断，他也未能摆脱这一时代风气的影响。
小潞王朱常淓在崇祯十五年以后与江南的关系，始自崇祯十七年（1644）的明朝灭亡之际。1644年4月，因李自成所部兵锋直指卫辉，朱常淓被迫出逃，先后到达江苏淮安、无锡、镇江。随着崇祯皇帝的缢死，朱常淓卷入与福王朱由崧的皇位之争。在福王于南京登基建立弘光朝廷之后，1644年7月13日，朱常淓被送到杭州监视居住。1645年6月，弘光朝廷覆灭，7月1日，朱常淓在杭州登监国位。7月6日，朱常淓向清军投降，旋与福王等一起押送至北京，次年被杀。
初到江苏的朱常淓应该没有闲暇和精力写书、刻书，而在杭州长达一年的居住，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六壬大全》的整理、刊刻。《六壬分野》上钤盖的“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父世传宝”朱文大方印，既不在崇祯九年（1636）之前潞王所用的近千枚印章之列，也不见于所知的其他传世潞王藏书之上。种种迹象表明，这枚印章极有可能是潞王到杭州以后才刻制的。《六壬分野》书衣所用为上等蓝色织锦，可能出自南京故宫或苏杭织造库存，是明代内府专贡之品，清初内府刻书尚沿用之。而至今仍鲜亮如新的黄绫书签，一方面显示出此书曾经受到妥善的保管，另一方面，则昭示着此书不同于普通明代藩府刻本的非常身份。
因此，可以肯定，潞藩本《六壬分野》刻于明朝覆亡之后的1644年7月至1645年7月间，地点是浙江杭州。对中国版刻史来说，潞藩刻本《六壬分野》的发现，将明代藩府刻书的历史延续到了南明时期。它不仅因其为罕见的南明刻本而异常珍贵，更因其是最后一部明代藩府刻书而理应受到格外地重视。异于一般明代藩王刻本的装帧形式，还诱使着人们产生将其视作“南明内府”刻本地冲动。
明代分封的潞王，藩国在卫辉府（今河南汲县），前后有两位王爷。第一代潞王名叫朱翊镠（1568－1614），是隆庆皇帝的第四个儿子，万历皇帝的唯一同母弟。《聊斋志异·聂政》篇里“窥有好女子辄夺之”的，就是这位有明一代占田最多的地主王爷。朱翊镠四岁封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就藩。
朱常淓（1607－1646），太祖十世孙，朱翊镠第三子，万历皇帝朱翊钧之侄，崇祯皇帝朱由检之叔父，万历四十六年（1618）闰四月袭封。朱常淓在绘画、书法等方面都有不错的造诣，《历代画史汇传》中说他“善竹石”。他在音律方面的成就很大，算得上是明代杰出的音乐家。朱常淓还喜仿制青铜器，尤善制琴。其亲自设计、制作的琴称为“潞琴”。潞琴制作精良，每一张都有编号。无论当时还是后世，潞琴都受到人们地追捧。第九十号潞王制中和琴，在2005年的一场拍卖会上，以55万元的高价成交。
明代藩王多才艺，喜刻书。“藩府刻书始于洪武末，迄于崇祯季年，……最晚者有益、潞、福三府” [1]。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传世的潞藩刻本有五种，全部出自小潞王之手：
潞藩纂集古音正宗不分卷，（明）朱常淓辑。明崇祯七年（1634）潞藩刻本 [2]；
草韵辨体五卷附草诀百韵歌一卷后韵草诀歌一卷草诀续韵歌一卷，（明）郭谌辑。明崇祯七年潞藩刻本 [3]；
潞藩新刻述古书法纂十卷，（明）朱常淓撰。明崇祯九年（1636）潞藩刻本 [4]；
古今宗藩懿行考十卷，（明）朱常毘辑。明崇祯九年潞藩刻本 [5]；
潞藩辑纂万汇仙机碁谱十卷，（明）朱常淓辑。明崇祯潞藩刻本 [6]。
我们这里所记述的《六壬分野》，是未见著录的小潞王朱常淓刻本。以下地考查表明，这部书刻于明朝覆亡之后的1644年7月～1645年7月间。对中国版刻史来说，潞藩刻本《六壬分野》的发现，将明代藩府刻书的历史延续到了南明时期，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自明。它不仅因其为罕见的南明刻本而异常珍贵，更因其是最后一部明代藩府刻书而显得格外耀目。异于一般明代藩王刻本的装帧形式，还显示出它曾经受到特别地对待，这应与它的主人拥有的南明小朝廷的准皇帝身份——“监国”——有关。
一、刻 工
《六壬分野》二册，明潞藩刻本。半叶十行二十四字，无界格，白口，四周单边，板心下镌刻工、字数。此帙白棉纸印，蓝绫书衣，黄绢为签，钤“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父世传宝”朱文大方印。与此书刻印、纸张、装帧、钤印相同的，所知还有《六壬兵占》、《六壬毕法赋》、《六壬课经集》等三种。推测潞藩应刻有《六壬大全》全书，不过传世的仅有这几种了，今分藏海峡两岸。
有人认为《六壬大全》的作者是郭载騋（字御青）。《六壬大全》，今传有清刻“怀庆杨衙藏板”本，卷首有“康熙甲申（四十三年，1704）季秋古博郭载騋御青甫题于白门邸中”自序，目录题“秘藏大六壬大全善本”、“古博郭御青先生较订”。郭序云：“《六壬》向无专刻，抄本皆鲁鱼赝字，不堪入目。较正刊行海内者，自旸谷关先生三式始，路阻难以购得。余究心此道业二十年，汇集《大全》一书成帙，因旅途萧然，难以刻行，梓人徐振南者，愿求以登梨，因缮写付之。”
必须指出的是，“怀庆杨衙藏板”本的行款、字体，与潞藩本极相类似，惟板心下无刻工、字数，明显是从潞藩本翻雕而出。郭序云“《六壬》向无专刻，抄本皆鲁鱼赝字，不堪入目”，不过是明目张胆地欺世盗名，他所据以付刻的绝不会是抄本，而只能是潞藩刻本。《六壬大全》记载了课占李自成军围攻开封一事，事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此时距康熙甲申有六十年之久，也不符合郭氏自称“究心此道业二十年”的记述。
另外，《六壬分野》中出现的地名，也能支持此书原本应刻印于明代的观点。如湖广省承天府，不作安陆府 [7]；有南直隶、应天府，而没有江宁府 [8]。至于大量的守御千户所、都指挥使司，则更能体现其明代特色。
合理的解释是，潞藩刻本《六壬大全》传世极罕，即使是在清初的顺治、康熙朝，也并不为人所熟知。因此，郭氏才敢大胆地宣称“《六壬》向无专刻”，并在影刻潞藩本时还不忘署上自己的名字。《四库全书总目》以《六壬大全》入存目：“卷首题‘怀庆府推官郭载騋校’，盖明代所刊也。”郭氏书径从潞藩本出，刻工颇能传潞藩原本之仿佛，馆臣误认作明刻，亦的有卓见。没有潞藩刻本《六壬分野》等的重现于世，郭氏的谎言还真不易揭穿，也就难怪三百年来鲜有质疑的。
潞藩本《六壬分野》版心有刻工名，计有：吴钦、李鸞、石春芳、石奇方、石寄方、趙洪德、趙洪印等。其中，吴钦又作吴国钦，天启间刻《尚友录》，有天启元年（1621）商周祚序 [9]。《尚友录》的作者是廖用贤，福建建宁人。商周祚，字明兼，绍兴会稽人，万历二十九年进士，天启元年至五年（1625）间任福建巡抚，累官两广总督、南京兵部尚书。其婿即以忠烈闻名书史的澹生堂主人祁彪佳，1645年清军破南京时殉国，而商周祚却于1646年以南明朝廷吏部尚书的身份降清。由此可见，《尚友录》应刻于南方，而吴钦也应该是江南闽浙一带的刻工。
天启元年，吴钦还刻有白南金所撰《洺词》，卷首有“天启辛酉春新野友弟马之骏撰”序。马之骏，字仲良，新野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户部主事。今苏州虎丘千人石西北石壁上有四个擘窠大字“虎丘剑池”，左侧为揩书短文一篇，署“万历甲寅二月户部新野马之骏识文”，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其后七年为天启元年。据《虎阜志》，马之骏曾任浒墅关税督。浒墅关是京杭大运河的重镇，明代以来，一直是朝廷在江南的主要税关之一，税督与户部主事同级，驻苏州西北。由此可知，马之骏所任是南京户部主事。马氏撰有《妙远堂全集》四十卷，天启七年（1627）刊于金陵。又，顺治十年（1653）刊于苏州的《拟山园选集》五十四卷，卷首有马氏《叙》。由此可见马氏一直在江南为官居住，其所刻诸书也应是刊于江浙一带，其中就包括吴钦操刀的《洺词》。
因此，从刻工来考察，基本上可断定《六壬分野》刻于江南，时间在明天启以后。字体、纸张也能佐证这种认识。而从《六壬大全》记载了课占李自成军围攻开封一事来看，其书之刊印必在明崇祯十五年之后。
座落在杭州佑圣观路的梅石园，为南宋德寿宫遗存，传为潞王在杭州时的居所
二、杭 州
小潞王朱常淓在崇祯十五年以后与江南的关系，得从分藩河南洛阳的福王朱由崧，即后来的南明弘光皇帝说起。
“十七年二月三日壬戌（1644年3月11日），怀庆府夜变。帝同母走出东门，弃母兵间，狼狈走卫辉府依潞王。” [10] 所谓，“怀庆府夜变”，是指李自成手下大将刘芳亮率军攻占距卫辉100多公里的怀庆府（治今河南沁阳）。怀庆告破，刘芳亮旋即东进，兵锋直指卫辉 [11] 。小潞王也不是处变不惊的人，福王的到来更加剧了恐慌的气氛，于是，大伙结伴而逃。“三月，福、周（分藩今河南开封）、潞、崇（分藩今河南汝南）四王各弃藩南走，此初四日（4月10日）也。十一日（4月17日），周王薨于淮安湖嘴舟中。十八日（4月24日），福王寓湖嘴杜光绍园。廿一日（4月27日），潞、周诸藩行舟皆泊湖嘴。” [12]
“无何，而庄烈凶问至，南都诸臣仓卒议立君，未有所属。而（潞）王与福王俱寓淮，以（潞）王夙有贤声，诸臣如史可法、吕大器、雷演祚意多属（潞）王，且以福王立，恐修三案衅。而马士英言，福王为神宗孙，伦序当立，遂与诸勋臣援立监国。” [13]
福王朱由崧于是从淮安移驾南京，四月“乙酉（6月2日），弘基等迎王于江浦，丙戌（6月3日），王舟次燕子矶。”五月“己丑（6月6日），群臣劝进，王辞让，遵景帝故事，以福王监国。……壬寅（6月19日），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弘光元年”。 [14]
弘光皇帝对潞王这位叔父明显是有些不放心的。毕竟，作为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即使潞王自己没什么大的志向，对手也绝不会掉以轻心。事实上，虽然处在国破家亡之时，与历朝历代一样，当时围绕皇位的斗争仍旧十分激烈，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 [15]。
朱由崧虽然“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16]，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一点政治的敏感。而弘光当朝诸臣好像还特别喜欢拿议立说事，动不动就责问对方是不是还想着立小潞王。朱由崧倒是显得很大度：“朕之叔父，贤明当立。” [17] 对参与议立之争的大臣们好一顿温言抚慰。事实果真如此么？我们看到的是，朱由崧即位以后没多久，“崇祯十七年六月丁巳朔甲子（7月4日），福王命护送潞王于杭州。丙寅（7月13日），王至杭州。” [18]
潞王抵达杭州以后，朱由崧并进一步表示关心：“帝以省会繁华，令长史启王，约束随从，毋许地棍勾引生事。” [19] 后人对此的理解是：“时福王称制于南都，令约束其从人。盖马士英辈意，无日不在王也。” [20] 说明白些，就是：“时潞藩在杭，朝廷疑忌。” [21] 天下皆可赦，惟潞王需小心防范，所谓好心地“护送”，看来更像是押送。
潞王也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关系。第二年四月十五日（1645年5月10日），“王上书，请僻静一郡” [22]。好端端的怎么又想起搬家呢？原来，这也非潞王本意。“丙子，内传改授职方司主事彭遇颽为御史，巡按浙江”，目的就是“布心腹以箝潞王” [23]。其时，暗中嫌怨潞王的大有人在，如“保国公宋国弼等……自务定策功，忌潞王近处肘腋”，“言两浙财赋重地，不宜建藩”，弘光皇帝马上“命礼部覆议” [24]。议的结果是，“命移潞王于湖州” [25]。
潞王朱常淓书法石刻
三、监 国
“（潞）王初至杭州，海宁百姓推陈之遴请于抚按拥立。王得其揭，偶向布按三司言之；之遴惧。及起官，同御史彭遇颽召对，力言‘当时大臣意在潞王，幸马士英违众独立。今杭州省会，非所宜居，恐有他虑’。（弘光）乃命徙居湖州。” [26]
看来潞王对皇位并非全然没有一点觊觎的意思。否则，如果不是缺心眼，他怎么会“向布按三司言”令人生“俱”的“拥立”之事呢？他那位侄儿皇帝对他的防范、“疑忌”，似乎不是没有实在根据的。上述记载不是一家之言，古人对弘光“命移潞王于湖州”的认识也基本一致：“初，诸臣日忧潞王睥睨，且以东林不忘拥戴，借题□剪。惟工科都李清曰：‘但移惠、桂二藩于近畿，以待皇子之生。若其未生，有亲藩在；彼疏藩耳，何睥睨、亦何拥戴！’时皆然之。至是，乃行其言。会国亡，不果。” [27]
“徙居湖州”的原因是：“时以辅臣、总宪皆湖郡人，绝窥伺也。”与此安排同步进行的还有：“命移周、鲁二藩于江西、广东，择郡安顿。又召惠王并桂王子安仁、永明二郡王赴近畿居住。” [28] 陈之遴的“告密”对潞王来说是极其严重的事件，“常淓亦自危，疏请僻静一郡” [29]，哪里有什么主动呢，完全是迫不得已地被动自保行为。
围绕着潞王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弘光朝党争的一种体现。在朱由崧即位以后，拥立潞藩的暗流仍是汹涌不绝。各方势力为了自己的权位私欲，以福、潞为角力点，直至闹得社稷倾覆、江山变色。弘光朝廷的覆亡，可以说与潞王在杭州的存在不无关系。[30]
所谓“会国亡，不果”，是说潞王“上书”后不久的五月十日（1645年6月3日），“大兵入镇江，福王夜奔” [31]。当了皇帝的福王殿下再一次上演仓惶逃窜的好戏，从南京逃走了，弘光朝廷覆灭。虽然说潞王曾经动过坐坐龙椅的心思，可是，当机会真的来临时，在强大的敌军压力面前，他却退缩了，而且，退缩得很快。
随着清兵攻克南京，南明弘光朝廷覆灭、皇帝被俘，文武大臣、太后先后逃至杭州，大家一致认为潞王这次是无论如何都可以当皇帝了——除了潞王自己。“诸臣请监国，不受”，以至“太后泣且拜之” [32]，包括当时在杭州的唐王朱聿键，后来的隆武皇帝，“亦劝王监国”。顺治二年六月初八日（1645年7月1日），潞王终于勉为其难，登监国位。黄道周在朱常淓监国的第二天建议在十日内即皇帝位，他坚决拒绝了。而就在这一天，朱常淓听从马士英等人的建议，派时人称为“活秦桧”的“陈洪范使（清）军前，请割地讲和”。[33]
六月十一日（7月4日），清军进抵杭州城郊的塘西，以马士英为首的南明官员如惊弓之鸟，“度临安必不能孤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缴印、“奔窜”，“弃（潞）王走”。已经和清军勾结妥当的陈洪范回到杭州，伙同朱常淓任命的兵部尚书张秉贞一起劝潞王投降。 [34] 于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当准备拥立潞王、保卫杭州的万余明军将士同清军战于涌金门下时，监国大人竟丧心病狂地“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 [35]！无心作战的明军只能东渡钱塘江而去，加入拥立鲁王监国的行列。
六月十三日（7月6日），“大兵徇杭州，（潞）王率群臣谒军前降” [36]。第二天，清军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杭州，浙东各州府和避居这一地区的明藩王也先后纳降，江浙一带不战而定。潞王等明藩王，以及弘光皇帝、南都降臣被押送到北京。在浙江台州登监国位的鲁王，“不知（潞）王之犹存也，上谥号曰闵。” [37] 顺治三年（1646）五月，朱由崧、朱常淓以及其他降清的明朝藩王都在北京被杀，理由是大伙“谋为不轨”，企图拥立潞王朱常淓造反 [38]。想来，这位前监国殿下、预备皇帝，在听到这样的罪状时，一定会觉得很委屈吧。
明崇祯潞藩刻本《万汇仙机碁谱》
四、神 旨
明代占课、堪舆等术数之类极为盛行，皇族士庶，几乎没有不沉迷其中的。闯王李自成的军师宋献策，“善《河》、《洛》数”，“精于六壬、奇门遁法及图谶诸数学”。在投奔闯王之前，宋献策云游四方，主要的活动即为人占卜吉凶祸福。而在闯王帐下，宋献策屡次用谶语占筮为李自成张目，李自成对其是“信之如神”。 [39] 宋献策后来投靠满洲贵族，玩的还是这一套：“满洲人重其术，隶旗下，出入骑从甚都。” [40]
那时的人深信占课，丝毫没有轻视为江湖之术的意思，反而堂皇言之。如名列魏忠贤逆案，后又降清，最早奏请颁布“剃发令”的天启进士孙之獬，于顺治二年闰六月初十日（1645年8月1日）上疏说自己占卜了一课，“得辞云：‘时乘六龙为帝使东，宣达诏命无所不通。’今皇上龙飞正时乘也，若臣得奉命则为帝使矣，无所不通则成功矣。一生勋业留俟今日，臣不敢违天自逸，以取谴戾” [41]。公然以占课吉辞为讨命邀宠的根据，且不说满洲贵胄是否会目瞪口呆，至少证明这种事在士大夫那里是不足为奇的。
“本朝谶纬之书，皆有厉禁，惟奇门六壬之属，人间多习之，士大夫亦有笃好且奇验者，苦不得秘本真传，徒以影响推测耳。” [42] 宋献策所精通的，孙之獬所运用的，无不是六壬课占之术。除了一般的祸福吉凶，六壬术还在军事领域被广泛运用，进退攻守，要先起一课看看，称作“兵占”。这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几乎有点匪夷所思，而古人却深信不疑。
起初，福、潞之争时，议立潞王者的理由之一，是其在诸王之中最为“贤明”。然而，在匆忙赶到杭州报效的张煌言眼中，潞监国“无帝王气概”，不免“大失望” [43]。随着潞王的迅速投降，“大失望”的人们总结说：“弘光之不终也，议者多追咎潞王之不得立，以为胜帝焉。是不然，王亦中材耳。其居杭州，常命内官博访古玩。南都不守，都御史刘宗周劝王监国，守浙境，王不可。及大兵至，即与巡抚张秉贞迎降；盖纳叛将陈洪范之谋也。大理少卿沈胤培常曰：使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与士英等耳。” [44]
“上既失国，咸恨不立潞王。时太常少卿张希夏奉敕奖王，独语太常寺丞李清曰：‘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王居杭时，常命内官下郡邑广求古玩；又指甲可长六、七寸，以竹筒护之。其为人可知矣。’” [45]
时人如此说，后世史学家也持同样的看法：“潞王之在杭州也，命内官博访古玩，拒监国之请，稽首归命。是其懦弱无能，岂所谓贤明可定大计者乎？论者谓潞王立，而钱谦益为相，其败坏不在马士英下。然则当日之拥立福王者固私，而议立潞王者亦未为公也。” [46] 虽然监国仅有短短的六天，但是，潞王朱常淓的怯懦无为、望风纳降，与后来南方抗清力量的分散和削弱关系非浅，对整个南明政局有着重要的影响 [47]。
在国破家亡时犹“博访古玩”，确实与“贤明可定大计”的形象有些距离。这一方面固然是积习使然，另一方面，又未尝不是韬晦避祸的一种手段。处于权位斗争中心的潞王殿下，无论多么昏聩，作为差一点就在南京、杭州登基的皇室宗亲，多少都会有藏拙的觉悟吧。抛开令人扼腕的南明时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两件事。
有人说，潞王“通释典，号潞佛子” [48]，这是以果为因了。所谓“潞佛子”的称号，与潞王是否礼佛尊法无关，而是因为他在投降时恳请清军保全杭州百姓，勿使其受屠戮之祸，杭人感念其“德”，遂呼之曰“潞佛子” [49]。尽管潞王确实“通释典”，不过，从史料的记载来看，他那些与信仰、喜好有关的事迹，实在和“佛”扯不上太大关系：“王精通内典。一日，于大龞腹中获观音一尊，四面庄严悉具，于是遂修佛长斋。……好收蓄珍异，有舍利子一，每晦辄有光。视其燥润，可占晴雨。有吕真人画像，风左则须飘而右，风右则须飘而左，相传仙笔也。有沸水石，置水中，水沸如潮。有竹节盆，大如轮，有碧草，上有小龙大如指，长踰三寸，淡金色，鳞爪具备，绕指盘屈，气色若新。” [50] 这样的作为，与其说是“佛子”，更毋宁说是近乎“妖”。
潞王倒是能一贯保持其“佛子”的形象，在杭州被围，军情紧急之际，犹“闭阁修斋” [51]。大兵压境，杭州诸臣纷纷缴印避窜，潞王真有心思静坐念佛吗？躲在密室之中的潞王，会做些什么呢？潞王投降以后，清军统帅多铎给清廷的奏报是这样说的：“大师已定南京，随令贝勒博洛固山额真拜尹图、阿山等，率领官兵，直趋杭州，持檄招抚浙省。迨我兵至杭，贼分两路迎敌，大败之。是夜，贼兵悉渡钱塘江逃窜，我军追至江岸驻营。贼兵见之，以为江潮朝夕有信，我军必致被淹。乃潮水连日不至，阖郡惊为神助，潞王大恐，遂率众开门纳款，浙西、湖州、嘉兴、浙东、绍兴、宁波、严州等府亦皆归顺。” [52]
以“潮水连日不至”为神旨并深信不疑，于是“大恐，遂率众开门纳款”，活画出一个因占得凶卦而惶惶不可终日的庸碌王爷。心中已经有了乞降的打算，再以神旨为己辩护，在历史上也是屡次上演、常盛不衰的把戏。而这种以天意神启为判断标准的事情，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所谓“阖郡”，不过是遮掩之辞，潞王早就有意投降，又何须征求“民意”呢？
因神旨天意而决定军事行止，在南明一朝屡次出现，潞王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顺治三年）五月，清贝勒王侦知浙东虚实，遂益兵北岸，以江涸可试马，用大砲击南营，适碎方（国安）兵内厨锅灶，国安惧，叹曰：‘此天夺我食也，我自归唐王耳！’……遂于五月二十七日丙申夜，拔营至绍兴。……五月二十八日丁酉，江上诸师闻方国安走，郑遵谦携赀入海，余皆溃散。”史书评曰：“国安拥兵众二十万众，以锅灶之碎，遂未战而逃，小人之贱者也！可斩！可斩！” [53]
与此役有关的还有一则谶语，也揭示出时人对于神启的重视、迷信。“五月中，贝勒闻报方兵诟詈，谕其下曰：‘勿听。若有福者自能过去，如无福自然过去不得。’二十三、四，日夜砲声不绝。二十八、九，潮不至，贝勒乃率兵拔船过三坝，坝大鸣。初一，贝勒祭坝渡江。王勇甚，身披重甲，负矢二百，长戈短刃俱备。及已渡，浙兵弃辎重无算。……旧有谶云：‘火烧六和塔，沙涨钱塘江，天下失矣。’崇祯九年，六和塔灾，中心悉烧去，止余四围不动，有若烟楼然。至是，而钱塘江又沙涨矣，前数可知。” [54]
五、传 宝
那时，有关命数、兆候的传说很多，有一条记载说：“孝庙于天启七年即位，一日，召诸阁臣入内殿，密谕云：‘今日有一异事：清晨，某内官来报，说某殿柱上置一黄袱；取视，内一纸云：天启六、崇祯一，还有福王二十七。此妖言也，合根究’。阁臣揭请焚之，乃允。时来宗道为阁臣，揭现存家。所云‘崇祯一、福王二十七’者，以十七移置崇祯名下，则福王正得二也。王自崇祯十七年登位，至弘光元年灭，凡二年。兴亡之兆，盖有数云。” [55]
当其时，不仅“奇门六壬之属，人间多习之，士大夫亦有笃好”，皇帝也兴趣浓厚：“太祖洪武二十二年，河南开封府封邱县民刘安寿进禁书，其目曰：《五符太乙书》一十种，《景祐太乙书》一十卷，附《淘金歌》、《太乙新历十品》各二卷，《九宫大乙太乙》、《八运太乙》、《草算太乙》、《祭法太乙》、《神算五福十神太乙》各一卷，《太乙局成书》二卷；《遁甲》书六种：《景祐符应经》、《六壬心镜祭法》，《局算祭法》，《符六甲》、《乾经奇门》、《五总龟》各一卷；《六壬》书十种：《兵帐赋》、《玉律》、《铃法》、《中黄五变经》、《草里寻针法》、《诀心印诸赋》、《大六壬断诀》、《杂六壬书》、《东方朔射覆》、《禽书》各一卷。意其中必有秘术秘诀，今不知内府尚存此等书否？至嘉靖末年，世宗好玄修，遣御史姜敬、王大任访天下法秘，归而骤进学士，于是方士赵天寿者进献符法三十六本。上曰：‘法秘皆出真传。’特授道录司右演法，敕还乡。已乞留静虚观，为上祈祝，不许。至四十四年，天寿又献法秘二十三种，上留览，终无他赏。盖上是时已觉方术之不足信矣。太祖时，刘安寿进书，亦不闻有赐，盖亦意罢归去。” [56]
上行下效，藩王中也多有沉迷术数者。流传至今的明代藩府刻本，就有不少术数类书籍。明初向太祖朱元璋进献“奇门六壬之属”各书的刘安寿，是河南人，而“精于六壬”的闯王军师宋献策，也是河南人。老潞王朱翊镠1589年就藩河南卫辉，1607年小潞王朱常淓出生，如果不出意外，朱常淓应该是在河南出生的，也可以算得上是河南人了。这个现象似乎不能完全用巧合来解释，《中国方术大辞典》 [57] “人物”部分，可确定为河南籍，或成长于河南的历代术数家，约占《辞典》所收人物的12％。这样的比例绝不能说低，反倒证明河南确有术数传统。置身于这样的传统之中的宋献策、朱常淓，一个凭借着六壬图谶之术呼风唤雨，周旋于将相军旅之间，一个则融会古今，“掇拾旧文”，使其条理“赅括”，遂为学者之“祖本” [58]，留下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六壬分野》——《六壬大全》。
小潞王朱常淓与江南的关系仅限于崇祯十七年以后。他于1644年4月10日从河南卫辉出逃，27日到江苏淮安，7月13日到浙江杭州。在这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他还短暂到过江苏无锡 [59]、镇江 [60]；因为福王登基，潞王应该也同时去了南京，其到杭州应是从南京出发的。如此地颠沛，凶问不断，还没有从仓惶逃窜的心悸中解脱出来，又卷进议立之争，朱常淓应该不会有心情和闲暇写书、刻书吧。
朱常淓于1644年7月13日到杭州，1645年7月6日投降，随后被押送至北京。其间虽然有“命徙居湖州”一事，但没有成行。也就是说，朱常淓有一年的时间是居住在杭州的。无论是出于一贯的喜好，还是行韬晦之策，他都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六壬大全》的整理、刊刻。以其在杭州期间不够“贤明”的那些表现来看，刊印《六壬大全》是很符合他的性格的。这也完全符合我们前面关于此书必定刻于崇祯十五年之后的江南的考证结论。
有一点也值得注意。今卫辉市文化馆藏有朱常淓草书唐诗石刻三百三十余方，约镌刻于崇祯九年（1636）左右。其上有朱常淓用印近千枚，正方形最大者边长5.3厘米 [61]，却没有边长几近12厘米的“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父世传宝”之印，说明《六壬分野》上所钤盖的印章，可能是崇祯九年以后才置备的。如果不出意外，这枚“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父世传宝”朱文大方印，应是朱常淓到杭州以后刻制的。其巨大的形制，颇让人疑心不是一般藩王所该拥有的。
据现有材料来看，传世的潞王藏书多钤“敬一主人”白文方印和“潞国世传”上圆下方朱文大印，河南新乡市图书馆所藏明成化刻本《伊川击壤集》 [62]，山东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周礼考注》，以及2006年12月南京盘龙拍卖公司《文献资料专场》上的明万历刻本《诗经》，乃至傅增湘旧藏 [63]，2006年11月、2008年12月先后在上海嘉泰、上海国拍出现并均以高价成交的明刻《礼记集说》，莫不如此。钤有“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父世传宝”朱文大方印的古书，仅有《六壬分野》等几部《六壬》典籍。
“潞国敬一主人中和父世传宝”朱文大印更多的见于潞王所藏历代法书绘画作品之上。较早著录此印的是清末藏书家陆心源的《穰犁馆过眼续录》 [64]，其书卷一《宋人纨扇集册》之第七页《设色荷花》，注明钤有“潞国敬□主人中和存世传宝”、“万历之宝”二朱文印，应是万历皇帝赏赐之物。印章可能有些模糊、残损，故释文略有出入。此外，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元人《仙山楼阁图》、中国嘉德2004年5月拍卖会上出现的明魏之克《水仙》立轴、2007年3月拍卖会上出现的明董其昌行书《池上篇》手卷等，均钤有此印。凑巧的是，《仙山楼阁图》所绘为浙江天台山，魏之克（崇祯八年在世，1635年）是江苏上元（今南京）人，董其昌（1555－1636）是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其地域范围正好与朱常淓的江南行踪相吻合，人物生存时间也与朱常淓到江南的时间相差不远。这几种绘画、法书，会不会是潞王“居杭州，常命内官博访古玩”时所得呢？
能从侧面验证以上结论的是，钤有潞国大印的《六壬分野》等几部书，由旧书商发现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杭州。《六壬分野》等几近全新的品相，展开书页时浓郁的纸墨香，除了潞藩大印没有任何古人收藏印鉴，说明它们也许一直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据记载，降清之时，小潞王把他的家眷藏匿于杭州塘西的孟家，他的后人就在杭州定居了下来 [65]。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说这些书是潞王后裔深藏密锁三百年的传家之宝，可能性难道不是很大的么？
《六壬分野》的装帧是奢华的，黄绫书签上的字同出刻印，刊印之精心可见一斑。书衣所用为上等蓝色织锦，应是明代内府专贡之品，清初内府刻书尚沿用之。而至今仍鲜亮如新的黄绫书签，一方面显示出此书曾经受到妥善的保管，另一方面，则昭示着此书不同于普通明代藩府刻本的非常身份。
监国以后的潞王，尽管有些不情不愿，心中恐怕还是会有一丝的窃喜吧，毕竟，这也曾经是他的梦想和追求。尽管投降是他在登监国位时就已经选定了的道路，但是，亡国之人的前途，会好么？监国殿下怎会不知道史书上那些惨痛的记载？面对莫测的残生，留下点短暂荣耀的纪念，也是人之常情，朱常淓又如何能例外？
《六壬分野》所用的蓝锦和黄绫，不是来自南京故宫，就是苏杭织造库存。必须承认，我们愿意将潞藩刻本《六壬分野》等书的刻印装订时间置于朱常淓监国期间，这种诱惑实在太大了。虽然不够坚实，但的确有许多迹象都在支持这一认识。明代藩王最后一部刻本的光环，还不足以平息我们的奢望，南明“内府”刻本的桂冠，能戴在朱常淓头上么？1645年7月1日到6日，准皇帝陛下到底做了些什么呢？
[1]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6页。
[2]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47页。
[3]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14页。
[4]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页。
[5]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08页。
[6]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452页。
[7] 《清史稿·地理志十四》：“安陆府：冲，繁。隶安襄郧荆道。明，承天府，属湖广布政司。顺治三年更名。”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册第2174页。
[8] 《清史稿·职官志三》：“顺治二年，以内阁大学士洪承畴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寻改应天府为江宁，罢南直隶省府尹。四年，置江南江西河南三省总督，驻江宁。九年，徙南昌，时号江西总督；已，复驻江宁。十八年，江南、江西分置总督。康熙元年，加江南总督操江事务。”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册第3338页。
[9] 李国庆《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10][12]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页。
[11] 李登弟《李自成年谱》，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6页；汤纲、南炳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7页。
[13][18][22][30] 清张道《临安旬制纪》卷一。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武林掌故丛编》本。
[14][20] 《圣安纪事》卷上。《中国野史集成》本，巴蜀书社2000年版。
[15] 清李天根《爝火录》卷二。1963年《台湾文献丛刊》本。
[16] 《明史》卷二百七十四，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册第7017页。
[17] 清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0页。
[19] 清李天根《爝火录》卷三。
[21] 明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卷二。民国二十三年（1934）刻《四明丛书》本。
[23] 《偏安排日事迹》卷六。1972年《台湾文献丛刊》本。
[24] 《偏安排日事迹》卷七。
[25][27][28] 《偏安排日事迹》卷十二。
[26] 清李天根《爝火录》卷十
[29][32][48] 清徐鼒《小腆纪传》卷九，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3、第104页。
[31] 参见顾诚《南明史》第二章第四节《弘光朝廷内部党争的激化》、第五章第一节《南渡三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66、第155页。
[33][34][36][37][51] 清张道《临安旬制纪》卷二。
[35] 明钱肃润《南忠纪》，中华书局1959年《晚明史料丛书》本。
[38]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清实录》，第3册第220页。
[39] 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4页。
[40] 清谈迁《北游录·纪闻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86页。
[41] 见《顺治录疏》。转引自顾诚《南明史》第208页。
[42][56]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06页。
[43] 清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九，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267页。
[44] 清凌雪《南天痕》卷五。《中国野史集成续编》本，巴蜀书社2000年版。
[45][55] 《偏安排日事迹》卷十四。
[46] 清徐鼒《小腆纪年》卷五，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57页。
[47] 参见顾诚《南明史》第五章第七节《潞王朱常淓监国和降清》，第198页。
[49] 清叶廷琯《吹网录》卷三等。《临安旬制纪·附录》引。
[50][65] 清张道《临安旬制纪》卷三。
[52]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清实录》，第3册第163页。
[53]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1页。
[54] 清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六，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3页。
[57] 《中国方术大辞典》，陈永正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8]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四十七。周氏以为《六壬大全》是郭载騋所撰，这固然是错误的，但其对于本书的评价则比较准确客观。
[59] 清凌雪《南天痕》卷四。
[60] 清李瑶《南疆绎史勘本》卷十七。
[61] 河南省石刻艺术馆《明潞王篆刻三百例》，1991年版。
[62] 苏德荣《潞王资料汇编》，1984年版，第66页。
[63] 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册第57页。
[64] 清陆心源《穰犁馆过眼录》四十卷《续录》十六卷，清光绪十七年（1891）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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