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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许多经典、火爆的影视剧里都出现了科幻女性角色，它们以女性形象来探讨当下的性别议题以及女性权利问题。
但回归历史，科幻小说长时间被视为一种大男孩的逃避主义文学，所以在我们的圈子里有一种说法叫“老”、“白”、“男”——就是说在欧美科幻圈里，长时间是年纪很大的白人男性作者占据了主导地位。陈楸帆 科幻作家 下载造就APP，观看完整视频 历史上有许多女性作家，通过男性化名才得以发表作品甚至获奖，也就是借助于近50年来风起云涌的女性主义以及平权运动，才让这样的境况得以改善。 而在中国又是另外的语境，中国当下崇尚的仍旧是美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的黄金时代风格的科幻作品。在这种风潮的引领下，放眼看去——许多科幻作品中充斥着男性凝视、对女性符号化的描写以及性别的刻板印象。许多人身处其中并不自知，包括我自己。我也是借由作品被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契机，才得以从“他者”视角反思审视在自己创作中存在的性别问题。但展开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回到历史，看一看科幻小说是如何与女性主义发生关系的。回到1818年，现代科幻小说的源头。很多人都忘了科幻小说其实是在一位女性作者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笔下诞生的，她创作的《弗兰肯斯坦》也由此奠定了200年以来科幻小说的发展历程。
在这200年中，无数女性主义科幻小说作家借由她们的作品，戏剧性地去呈现当下女性所面临的复杂性问题，以此来探讨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权利以及她们所具有的种种可能性。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乌托邦小说都塑造了一种将女性的权利与地位隐而不现的男性乌托邦模式。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社会模式都是高度社会主义化的。而在1907年，在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创作的《她乡》里面，首次创作出单性繁殖的女性乌托邦式想象。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女性都拥有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母亲会与后代分离，婴儿被集中地交由专业人士抚养，每一个女性都拥有终身学习、参与政治并且改造社会的权利。非常有意思的是，吉尔曼设想了一种双性同体的女性模式，将男性果敢独立的气质融入传统女性慈爱母性的气质，来挑战父权社会思维给予女性传统气质的单一规定——也就是柔弱、敏感和顺从。几乎是同时，中国出现了一本奇书《女娲石》（海天独啸子著 1904/1905），它想象的是席卷中华大地的一场“国女”革命。这场“国女”革命有三个目的——第一就是灭内外上下贼，斩断夫妻之情、男女之爱，尊崇独立、自主、自尊的女性权利；另外一条激进的路子就是大建妓院，借由女性肉体去感召转化男性；还有一条更激进的路子，就是杀光天下男性。然而在《女娲石》特别激进的女性乌托邦的想象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女”其实是非“女”的——这些想要反抗男性的女性，恰恰是在气质上最接近男子气概的女性，这些想要从男权/夫权获得解放，拯救国家的女性，却恰恰丧失了自我掌握能力而沦为工具。她们在双重意义上失去了自己的女性身份，一个是在气质上不得不向男子接近，另外在身体上不得不献给国家。“国女”非“女”，这些普遍意义上的女性其实并没有获得解放。这两部作品其实都是第一波女性主义在科幻领域的投影。它们最核心的诉求是争取女性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最为凸显的就是性别之战的叙事模式——设想母系成员如何战胜父权制的压迫者，从而取得社会统治地位。但这些故事其实传递了一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将女性的价值和意义，视为对男性气质和异性恋规范的威胁，反而削弱了对于更加平等的性别社会秩序的想象力。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来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二战后欧美有许多女性投向了科幻文学，因为她们能从这种具有颠覆性和思想扩展性的文学题材中，获取社会参与度以及美学上的创新性。第二波女性主义作家的努力其实是为了将女性纳入科幻小说的未来，创作出真实活跃的女性角色，而不是在过去的科幻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令人难以置信或不重要的角色。比如在许多传统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中，女性角色要么是被外星怪物强奸的尖叫娃娃，要么是衰老绝望的老年女科学家，要么是忠诚的妻子，要么是英雄的情妇，都是非常没有自主性的配角。这其实是科幻小说里社会学想象力的缺失。因此一位女性主义作者乔安娜·罗斯（Joanna Russ），提出了“星际郊区”的概念。她说，很多科幻小说可以想象最狂野的科技创新，却无法展示新科技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在很多故事里，人类已经移居到整个宇宙，享受最为先进的技术以及上层建筑，但是他们却好像仍然生活在五十年代的美国郊区一样，过着传统的异性恋生活，养两到三个小孩儿，所有性别及性别关系都没有变化。这在她看来完全不可思议。所以在这一波女性主义科幻小说里，所有作家都在幻想这样一种未来，女性经由科技力量改造身体，以获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当然也包括了怎样摆脱传统的性别二元论、传统家庭以及繁衍模式，带来更加平等的权利分配模式。比如厄休拉·勒奎恩（Ursula K.Leguin）非常经典的作品《黑暗的左手》（1969）——它想象了在一个雌雄同体的文明中，性别是如何以流动的形式存在，所有与之而来的经济、生育以及社会地位的权利分配，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1976年，电视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个形象——《仿生女人》。主人公借助科技力量改造自身，拥有了超强的听觉以及运动能力，因此成为了政府的秘密特工，对抗邪恶的敌人，但是她白天仍然是非常甜美的中学老师的形象。这个剧集获得了巨大成功。所以影视圈往往比文学界落后，它们会从文学界借用一些非常吸引眼球、讨好观众的符号性元素来获取商业成功，却抛弃了其中最为革命性与颠覆性的精神内核。在这件事情上，不管是好莱坞还是中国都差不多，因此在性别意识上有突破性的影视作品更显得难能可贵。1979年诞生的《异形》系列，就非常具有性别上深刻的隐喻及反思。汉斯·鲁道夫·吉格尔（H. R. Giger）设计的经典异形造型，其实带有非常强烈的男性生殖器官的隐喻，包括异形通过向人类体内注射卵子，在宿主体内孵化成熟，最后破壳而出的整个过程，其实可以拿来跟女性的生育过程进行对比。而我们的女英雄雷普利（Ripley）——贯穿整个系列去对抗怪物、拯救人类的角色——也被赋予了女性主义色彩。所以《异形》系列其实是一个被低估了的女性主义范本，值得我们好好细读研究。第三波女性主义运动伴随着互联网、信息科技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性与性别平等已经成为了众人所接受的语境，大家关注的其实是科技本身。过往的科技可能被视为一个男性专利，带有性别歧视的原罪。但在80年代至今的世界图景与社会语境下，女性主义者们更加关注的议题是技术、社会与性别之间更丰富多元的关系。这也就导致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非常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赛博格宣言》在1985年的诞生。
她提出了一种赛博格形象——也就是人机结合体的形象——借助这样的形象去挑战传统的性别意识与身份政治。赛博格、外星人、虚拟身体、跨物种生命，这些都是在科幻里的一种“他者建构”。借由这些“他者建构”，我们可以去反思所有传统的关于性别的定义以及关于身份认同的政治话语体系。她也由此来批评，传统的女性主义其实是白人中心主义的。那些理论中很难找到有色人种的位置，并会把一些有色人种或者第三世界国家女性的真实生存处境、历史境遇忽略不计，而直接用自己的理论框架去囊括一切，其中也包括了中国女性的境遇。在她的宣言下，新的女性主义科幻更重视一种寓言性，创作中表现为从性别平等走向了对性别之上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的批判。这里我要介绍非常著名的非裔美国女性作家，奥克塔维娅·E·巴特勒（Octavia E. Butler）。她在《种族灭绝》三部曲（1987-1989）以及一系列短篇小说里，都描写了外星人与人类的共生体。其中她写到了一种外星人叫Ina。它是一种类似于吸血鬼的生物，寄居在人类身上，吸取人类以获得它赖以生存的营养，同时会分泌一种类似于毒品的毒液，能够给人类带来新快感。Ina对人血养分的需求以及人类对Ina“毒液”的成瘾，将肉身性与习得性的欲望融为一体，欢愉与权利变得不可分割。Ina与人类的“共生体”保持着互联而多元的关系。一方面，受到身体需求的驱使，这是非自愿的；另一方面，由于共同生存所必需，这又是自愿的。这其中包含了对性、性别、种族与权利复杂关系的深刻思考。回到开头，为什么我会意识到自己的创作里存在严重的性别意识问题，其实还是借助于“他者”视角。2013年我的作品《荒潮》经由刘宇昆老师之手翻译成英文，而我的美国白人女编辑却发现了许多我以前没有察觉到的问题。为什么你要用“无辜”、“天真”、“脆弱”这些词去反复描写你的女主人公？为什么你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是以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出现？其中有一些确实是存在的，当然也有一些可以归结为白人女性主义视角，因为我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刚刚成年的中国乡村打工妹，这样的形象必然不可能像纽约上东区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独立女性一样，有着如此强的性别意识与主动性。但是借由她的“他者”视角，我得以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我将视线放开到我身边人的创作，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我发现诸如此类的性别偏见或者刻板印象，其实深刻地根植在我们的语言中。比如在科幻小说中描写的女性形象，往往是“美女教授”、“长发飘飘”、“胸部高耸”等充满了男性凝视的形象。这种描写不光存在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代作家笔下，甚至在跟我同龄的80后、90后的一些作家笔下，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样的刻板印象存在。因此我更加地深思，在我们的语言中究竟隐藏着多少这样的性别刻板印象，也由此去主动挑战一些女性题材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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