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桂林 苏辙是苏东坡的弟弟，北宋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由，号颖滨遗老，四川眉山县人。他为什么会被贬官呢？一句话：思想保守，对抗改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今常说的"助人为乐"，何况这个被帮助的人还是自己的亲哥哥苏轼(苏东坡)。中国有句古语:“打虎亲兄弟，战场父子兵”，哥哥有难，做兄弟的在关键时候不去帮他鸣不平，那是说不过去的。可在封建皇朝的宋代，那可是一人遭难，诛连九族的，何况苏辙还与兄苏轼一样，也斗胆直谏，不遭贬谪才怪呢。现笔者就苏辙被贬原因和他的人生轨迹向诸君作一详述如下。 对抗改革 苏辙与其兄苏轼同为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中进士的。在制策考试中，宋仁宗很赏识这一对二十岁上下的兄弟，他坐在皇榻上拈着胡须赞赏说:"奇才呀！我可为后代找到了两个宰相啊”！可是世事难料，其结果怎样呢？苏轼、苏辙俩兄弟不但始终没有做成宰相，且仕途一直龃龉坎坷。这又是为什么呢？其主要是思想保守一些，向后看的多，向前看的不够，而历史的车轮巳经急速向前进了，可他俩却埋怨步子走得太快，要向后转。 苏辙中了进士以后，任过商州(今河南)军事推官等职。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启用江西临川人王安石为宰相，实行“熙宁变革”，其形类似当今的‘改革开放’。他兄弟俩反对变革，分别出为陈州教授和齐州书记。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所谓苏轼用诗讽刺新政的“乌台诗案”出来后，苏轼即遭弹劾，被捕入狱。乌台，即御史府，是弹劾文武百官的中央机关，类似于现在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苏轼讽刺朝政的诗句就是被谏官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有意揭发。 苏辙闻讯，便“上书乞纳在身宦赎兄罪”(见《苏颖年谱》)。受到牵连，旧债新帐一起算，罪上加罪，便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被贬谪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卖盐酒，兼收官税)，"五年不得调”，一直在筠州(今高安)做了五年的盐酒税官。(见《宋.苏辙传》)。对此，苏轼在《十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一诗中写道:“勘笑睢阳老从事(苏辙时任著作郎，签书应天判官，应天府在唐时为睢阳，故称他为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到江西”。 苏辙第二次贬谪筠州，是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宋哲宗是宋神宗赵顼的第六个儿子赵煦。哲宗是在其父神宗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十八岁驾崩时即位的。赵煦当时年仅八岁，不懂事，由他祖母高太后垂廉听政。高太后是个保守派，反对变法。高太后一朝大权在握后，即立废王安石新法。起用司马光、文博彦等一批保守派，打击变法派，史称“元佑更化”。正是由于这样，苏辙于元丰八年，也就是宋哲宗元佑元年，便被召回朝庭，重新委以重职右司谏，随后又提为尚书右丞、门下侍郎。 元佑八年高太后死了，宋哲宗亲政。他在"绍述熙宁"的名义下，又改变章程，恢复新法，打击保守派，司马光等一批保守派又被赶下台了。苏辙也因上疏反对李清臣为考试进士所撰策题(指责罢废新法)而激怒哲宗，罢门下侍郎，出知汝州(今河南)。不久，变法派旧臣都入朝任要职，苏辙再贬知袁州(今宜春)，元佑九年即绍圣元年六月十二日，苏辙再次被贬江西袁州(今宜春)。 这年九月十日，当他行至江西彭泽县界时，上头改变他被贬袁州的主意，"复被告降授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苏辙俯首听命，但他曾在高安居住过五年，既然朝庭命他可分司南京、筠州二地居住，那么他仍选择了他所熟悉的筠州了。并于这年九月二十上午，第二次来到筠州 (见苏辙《分司南京至筠州谢表》)。这次在筠州又住了三年，这样苏辙在筠州(高安)前后呆了八年。 苏辙因与其兄苏轼一起反对王安石变法，对抗改革，前后被贬谪筠州八年，占他整个政治生涯的七分之一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他在筠州成就多多，写了游记、碑铭等好些文章，各种诗近六十首。这些诗文，对研究他在这段时间的思想活动，以至对他整个人生的评价，是很具有参考价值的。 据《高安县志》记载:苏辙在筠州“流声最著”，“其轨范士民如父兄，变移风俗如师友。”筠州人建有“三贤堂”和“名宦词”，对他的诗祝和祭祀，“如文翁之在蜀也″。他在筠州的许多遗迹，有的巳经亡轶，有的则已失去原貌，但是，他留给人民的印象依然是那样美好而深刻。 苏辙两次贬谪筠州，都是他一生中的转折时期，研究他在筠州的活动轨迹，对于评价他的一生，十分重要。本文经多方搜集，仅就他在筠州任职和居住期间，有文记载、有史可查的活动轨迹作一些简介。 竹杉自况 苏辙来到筠州后，他的灵魂深处一个比较突出的反映是不认错。他在《东轩记》里说:在他来到筠州之前，即元丰三年六月，筠水(今名锦江)泛滥成灾，锦河南北两岸的房舍都被洪水浸淹。苏辙办理公务的盐酒税治舍乃“俯江之溽”（就是靠江边的房子），水患尤甚”，房舍被滔天恶浪冲刷得一塌糊涂，“敝不可处”，只好向郡守借间房子安脚。至这年的十二月，才“克支其欹斜，补其圮阙”，把将要倒塌的盐酒税房子修理好，并在“听事堂堂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箇，以为宴休之所，”到元丰六年八月，这竹与杉都长得枝繁叶茂，生气盎然，他在“洗杉培竹”之余，挥笔赋诗: 种竹成丛杉出檐，三年慰我病恹恹。 剪除乱叶风初好，封植孤根笋自添。 高节不知尘土辱，坚姿试待雪霜沾。 属君留得障斜日，仍记当年此滞淹。 诗义很明显，他爱竹又爱杉，醉心竹、杉，是以竹不辱尘土的“高节”、杉木不怕霜雪的“坚姿”自况的。“病恹恹”，是心病，是贬谪后的忧郁之情，只是他不像北宋女词人李清照所说:“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那样赤裸裸地说出闺阁幽情罢了。最后一句的“斜日”是语意双关，是政治行话，因"斜日”，才使得他"滞淹″筠州，而且不能忘怀，要记取。纵观全诗的旨意，苏辙当时因政治上保守，受到贬谪，身处逆境，他是死不认错的。相反，他还认为受了委屈，他在端午《竟渡》诗中说:"父老不知招屈(原)恨，少年争作弄潮游。”委曲受创的心情跃然纸上。 因他不认错，思想不通，遁世的消极思想便油然而生。他发牢骚说:“平生际风云，富贵若骑虎。”认为搞“际风云”的政治危险。进而埋怨自己没有像孔丘的得意门生颜回那样，“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清淡、专心做学问，砥砺德行。而他自己却是因“求升斗之禄”，以致"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这个思想再发展下去，就是去官归田了。他说:“人生逾四十，朝日巳过午；一违少壮乐，渐近老病苦；丹心化为灰，白发灿可数；但当理锄镊，教子艺稷黍。”(见苏辙《和东坡真如寺韵》)，或者说:“使得归服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见苏辙《东轩记》) 东轩 苏辙在筠州，居于酒务庭，(历史未记详细地址)这就是他的"官舍”。元丰三年l1080年)六月，在他到达筠州之前，筠州连下暴雨，筠水(今锦江)河水猛涨，泛滥成灾。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溽，水患尤甚”，房舍被洪水冲得东倒西歪，破烂不堪。待苏辙到任监盐酒税之职，已“敝不可处”，只好向郡守借居。直到这一年的十二月，才“克支其欹斜，补其圮阙”，将快要倒塌的房子修理好，对于他的住舍们简陋，他在临别筠州写在住房墙壁上的一首诗中描写道：“数恂茅屋久蹉跎，四见秋风入薛萝”。 尽管房屋是这样的陈旧，他还是在听事堂东面作了一小轩，取名曰“东轩”，并在东轩旁边种竹数丛，杉两本，(苏辙父、兄均爱竹)，东轩是苏辙在高安宴饮休息之所。苏辙对他所栽种的竹、杉，辛勤培育，一有闲暇，常常“洗竹培杉”。三年之后，已是“种竹成丛杉出檐”了。他之所以如此珍爱竹、杉，一方面是他以竹之“高节”、杉之“坚姿”以自况：“高节不知尘土辱，坚姿试待雪霜沾”。另一方面，他寄情竹、杉“三年慰我病恹恹”。 东轩，名义上是苏辙的“宴休″之所，但他哪里有闲情逸致在这里享受"宴休″之乐呢？筠州的盐酒税务本来是三个人办理，苏辙到任的时堠，其它两人都巳经罢任离开了，全部事务就落在他一个人身上。这样，苏辙每天总是披星戴月，奔忙于高安市廛，既要亲自卖盐沽酒，如他在诗中所言:“我座米盐间，日被尘埃侵”，“五年卖盐酒，胜事不复知”)，还要忙于收取猪、鱼杂税，与买卖人讲价还价，争吵于市井，整天累得筋疲力竭，"暮归筋力疲废，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莫能安”。因此，"所谓东轩者，每旦暮出入其旁，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苏辙在高安除了倚东轩小憩，借杉竹寄情，还学会了以参禅退隐 参禅退隐 苏辙的消极思想中最为突出的东西是参禅学道。这个思想，他一到筠州就萌发了。他在《圣寿院法堂记》中说:元丰三年，他以“罪迁”筠州。当时筠州虽是偏僻险远山区，但很适合他居住。为什么？因为筠州的治所在高安，(辖今高安、宜丰、上高、万载四县市和樟树的一部分，高安在宋代尚不发达，“邑居溪山之间，四方舟车之所不由”，一般顺乎潮流的士大夫是不会到这“险且远”的地方来的。 再者，东晋大宁年间，道士许逊，即西山万寿宫许真君和他的十二个徒弟在这一带传道，“至今道士比他州为多”。唐代仪凤年间，元祖以佛法化岭南，马祖又在江西传授禅法。因此，筠州的“洞山有价，黄薜有运，(均在今宜丰县境内)，真如有愚，(在今高安市境内，即今大愚寺)，九峰有虔，五峰有观”(均在今上高县境内)，当时这些地方都归筠州管辖，良阶是曹洞宗的创始者，希运是临济宗的创始者，可谓“高安虽小邦，而五道场在焉”，"至于以禅名精舍者二十有四”，(指高安观音寺所属的二十四寮，前后多松柏，又有钦赐宝塔二座。他认为这些都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因而他才感到“以罪故得，兼而有之”，为他学道参禅提供了有利条件。 而苏辙自己呢？他又说:“予既少而多病，壮而多难。行年四十有二，而视听衰耗，志气消竭，夫多病则与学道者宜，多难则与学禅者为宜。”他在《次韵子瞻端午日与迟适远三子出游》一诗中写得真切：“人生逾四十，朝日巳过午，一违少壮乐，渐近老病苦，丹心化为灰，白发灿可数”。他未老先衰的原因，主要还在“壮而多难”，即是指他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屡遭打击，仕途坎坷。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困顿，使他对世味更加淡薄。 于是，他与高安圣寿聪慧长老的徒弟出入相从，“吐故纳新，引挽伸屈，而病以少安。照了诸妄，还复本性，而忧以自去。”，“洒然不知网罟之在前，与桎梏之在身。孰知夫险远之不为予安，而流徒之不为予幸也哉”！苏辙参禅学道，因“少而多病”是假，"壮而多难”才是真。他是因“罟网在之前”、“桎梏之在身”，贬官落魄，才走向天国这条路的。他最后说“险远”为“安”，“流徒”为“幸”，看似豁达洒脱，实际上是“柔肠一段愁千缕”，无限凄怆悱恻，有点像黄连树下弹琴一一苦中作乐，无可奈何。 苏辙探求养生之道，注意身心的修炼，还跟一个被人称为“狂人”的赵吉学过道。跟筠州许多僧、道都有很亲切的交往。他每过圣寿寺，都与僧老"浴头笑语”，并作诗记之，其中四句云:"禅老未嫌参诣数，漁舟空怪往来频，每惭菜饭分斋钵，时乞香泉洗病身。”他还亲自把般若等四大部经授给圣寿寺禅师。聪禅师卒，为之作塔碑铭。 如果说，他早期思想是以儒家思想(积极从政)为主的话，那么，当他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佛、道思想(超然出世)就成他在艰险境遇中的精神支柱。对于这一点，他自己也说得很明白:“早岁谬知儒术贵，安眠近喜壮心降”。 在无可奈何中，他对参禅的兴趣特别浓厚。一到筠州，既涉世多难知佛法之可以为归也”，便与圣寿寺聪慧和尚等人搞得火热。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予居高安三年，每晨入暮出，辄过圣寿访聪长老，遏方子明，浴头笑语，移刻而归。”为此，他还作诗一首记之曰:“朝来卖酒江南市，日暮归为江北人。禅老未嫌参诣数，渔舟空怪往来频;每惭菜饭分斋钵，时乞香泉洗病身。世味渐消昏嫁了，幅巾锱褐许相新。”这是说他到筠州后开始三年时的情况。 以后呢？并未逊色。元丰七年四月底，苏东坡从黄州(今湖北黄冈)来看望他时，是他与聪慧以及云庵(住洞山)两个和尚，去相距筠州二十多里地的建山寺(今祥符建山村)迎接的。绍圣元年，他辞别筠州十几年以后再来筠州谪居时，当时聪慧巳住离筠州二百多里地的新昌县(今宜丰县)黄蘖寺道场，他一听说苏辙再来筠州了，即丟下道场不管，长途跋涉来筠州与苏辙相会，并说:“吾梦与君游于山中，知君复来。”还说:“苏公一来余无求也”，只愿与苏辙长住一起。他与苏辙相处一年多以后，因为社会舆论，不得以才重回黄蘖寺，诀别时，苏辙还把补好了的般若、华严等四部禅经给他。由此，既可见苏辙与聪慧交谊之深，也可见其参禅着迷之深。 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参禅学道终非苏辙本意，因而他的思想是很矛盾的，有时表现为要学长沮、桀溺挂冠而隐退，有时又寄情山水、借酒浇愁。“永远林栖真有道，沮溺耕养亦忘情，此身此意何年遂？空使常谈笑老生。”(见苏辙《次韵游小云居》) “江西八月热犹在，坐中逐客去欲斑;何时解网放归去，黄花白痼疏篱间。”(见苏辙《披仙亭》)这是隐退思想的反映。“十载还上都，再谛仍此州;废斥免拘束，登临散幽忧;乡党二三子，结伴同一舟;……居处方自适，未知厌拘囚。“(见苏辙《雨中游小云居》)这又是寄情山水思想的反映。 苏辙寄情山水的思想主要产生在他贬谪高安之后。他在《雨中游小云居》诗中说到:“卖酒筠州市，早岁逢五秋，常怀简书畏，未暇云居游。”说他被贬筠州的头五年，没有出游，一是“常怀简书畏”，初次受贬，有些胆怯，二是没有时间，这是符合他的实际情况的。就说时间吧，那确实是紧得很。他在《东轩记》中说:他刚到筠州时，盐酒税这个单位有"三吏共事″，但没几天，其它二人调走了，所有事情全由他一人承担，那真忙得够呛呀！“昼则坐市区售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得尺以自效，暮归，精力疲惫，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且得复出营职，终莫能安”。因此，“五年卖盐酒，胜事不复知”。当然，有时他也忙里偷闲摇摇笔杆子，写上两句野游诗，但只是“不知山中趣，强作山中吟”罢了。 在高安，苏辙曾为民治瘟，拜访名贤 圣散子 苏辙贬谪筠州，适逢水旱频临，灾情严重，对于筠州的灾情，苏辙在《筠州祈雨青辞》中记载得很清楚，“臣来是帮，岁比不登，去夏大水，泛滥城邑，继以秋旱，民食不足。庶几今岁，五种遂芪，以释余病，而亢阳为灾，不雨祢月，水泉耗竭，多稼殄瘁”。没想到，苏辙描述的这个洪水情景，竟在他离别筠州近千年之后的公元2019年，在高安再现：上半年暴雨如注，泛滥成灾，下半年干旱龟裂，骄阳似火。对于筠州人民遭受水、旱灾害的疾苦，苏辙寄以深切的同情。为了缓解旱情，竟至于亲自祈雨，“请命百神，尚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穑，各安其居。”这虽然是不符合科学的，但却能体现苏辙体恤农耕的爱民之心。 初夏的暴雨季节，高安每年总要发生或小或大的洪水灾害。“山中三日雨，江水一丈高，崩腾没州清，淫溢浸蓬蒿"，可见发生水灾之易。而这时又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老百姓既要受饥饿之苦，又要受雨水浸淫之害。常言道，饥荒与瘟疫并行。据《高安县志》记载:“时大疫，乡俗禁往来(以免传染)，(形似2020年鼠年春节武汉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动静惟巫祝是卜(此则纯属迷信)。公多制圣散子及糜粥，遍诣病家，与之所活甚众。” 据《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记载，圣散子是治一切山岚瘴气，时行瘟疫，伤寒风湿等症的良药。这味药方，最初是苏轼从故人巢君那里得到的。苏辙得到这个秘方，当是其兄苏轼传授的。苏轼对医学也是十分精通的，关于用圣散子治瘟疫，他曾说过:“若疾疫之行，平旦辄煮一壶，不问老幼良贱，各一大盏，即时不入其间。″苏轼谪居黄州(今湖北黄冈)就用圣散子治过瘟疫，“所全活者不可胜数”。 据王孟英《温热经纬》指出:"昔坡翁谪居黄州，濒江多湿，居人所感，或因中湿，或因雨水浸淫而得。”筠州发生瘟疫的原因，正与黄州的情形相似，是同一类型的瘟疫。因此，苏辙用圣散子，疫民服之多效，使筠州许多疫民得救，其德可敬。(写到这里，感触颇深，期待苏轼、苏辙再现！期待尽早研制出新型"圣散子”(用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打赢这场抗击病毒歼击战一一笔者)。 来苏渡 苏辙在高安公务之余，不仅“取郡之图书考其风俗人物之旧”，而且喜欢寻访地方耆旧贤老，以表贤励俗。当他得知金沙台的刘平伯"以敦朴治家，以诗书课子，睦族协邻，远近咸称长者”(《金沙刘氏家谱》)。便欣然造访。两人过往甚密，有通家之好。他曾写诗一首，记载其事:“待罪东轩仅两秋，催酤事了旦夷犹。奖崇善类询舆论，过往仁贤棹小舟，契合通家忘异姓，情敦同气迈凡流。金沙台上聊舒乐，即景题诗搁酒瓯。”我们从这首诗不难看出，苏辙虽然身处逆境，但他还是不忘教化风俗，劝道人心，关心地方上的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诗中完全道出了他与刘平伯诗书往来之间的深厚感情，让我刘氏后裔对先辈刘平伯翁与苏轼、苏辙兄弟交往中获取精髓，流传后世。 宋代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从黄州移汝州(受朝庭之命从今湖北黄岗调往河南临汝)，特地弃舟取道富川，从陆路到筠州来看望苏辙。苏轼大约是四月二十九日到达筠州，五月九日离开，虽然仅停留了十天，但多所题唱。这期间，苏氏兄弟曾同乘一小船沿锦江而下，专程前往金沙台拜访高安名仕贤达刘平伯翁。苏轼与长者(平伯翁)一见如故，把酒言欢，且同登金沙台(此台为高安建县第一任县长汉建成候所建造)，“促膝谈心酌叵罗”，临别，苏轼还应刘平伯之请，挥笔画了墨竹图一幅以赠。 苏轼别后，苏辙更是与刘平伯翁来往不倦。为了使苏辙停舟登岸的方便，时人因作亭台，名渡亭。苏辙亲笔书“唤渡江亭”四岁，原诸亭中，以纪来踪。此亭遗址今尚存，秋水轻浅，往往石出可见。从此，人们出于对苏氏兄弟的景仰，遂将他们停船登岸的渡口取名为“来苏渡”，渡口岸边的村子取名叫“来苏村”(今高安市城东筠阳街办左桥行政村来苏邹村，筠州大桥南桥头)。此渡口和村名一直流传至今。(本文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均见自《栾城集》)。 全文完 来源：高安寻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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