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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憲通 荊楚文化是選堂先生涉足最早，持續研究時間最長，而且成果相當突出的一個重要領域。大體而言，主要包括《楚辭》研究、楚文化研究和楚地出土文獻研究三個方面。下面分別加以論述。 一、《楚辭》研究 選堂先生認為“一切之學必以文學植基，否則難以致弘深而通奥眇。”(見〈固庵文録〉後序)故先生早年即醉心於蕭選與《楚辭》的研究，並以“選”字名堂。40年代，學術界對楚辭地名展開了激烈的争論，先是錢穆發表《楚辭地名考》，認為“屈原放居，地在漢北，《楚辭》所歌，洞庭沅、澧諸水，本在江北。”方授楚對此提出異議，撰《洞庭仍在江南屈原非死江北辯》一文與之針鋒相對。錢氏又作《再論楚辭地名答方君》，交相駁議，反復論難。鑒於楚辭地名涉及對屈原死地的認識乃至整個楚文化的理解問題，青年時期的選堂先生即著《楚辭地理考》一書，參與討論。先生在“題記”寫道：“楚辭地名之討論，為近年來文史界的一大事，拙作《楚辭地理考》三卷，即為解决此問題而作也。”書中考釋自“高唐”至“楚黔中”共二十篇，以為舊説屈子早居在漢北，實無明證；《楚辭》所陳洞庭、沅澧諸地，疑在江南。力主屈原本無流放江北之事。童書業《序》謂饒書“鈎沉索隱，多所自得，乍聞其説，似訝其創，詳考之，則皆信而有征，並世治古史地理者，未能或之先也。” 為了正確理解和辨識錯綜複雜的《楚辭》地名，選堂先生在本書“自序”中提出兩大原則：一是“辨地名”；二是“審地望”。前者追溯名稱的由來和所指的範圍，屬於“考原”之事，必須區分地名的泛稱、專稱、别稱、借稱和混稱等類别和情况；後者在探求其地之所在和遷徙沿革的過程，屬於“究流”之事，必須留意於民族的遷徙與建置沿革的關係。先生最後指出：“古代地名，多同號而異地，或殊名而同實。其紛紐繁赜，至難悉究，然亦有大例，可資循考，循是以求，或可得其情實。” 試舉一例説明，本書卷上《涔陽考》引《九歌·湘君》：“望涔陽於極浦，横大江於揚靈。”句中之“涔陽”，漢唐時人都以為是洲、渚之名，接近郢都；宋以後人卻以為是浦名、鎮名和港名；唐人詩歌又將澧洲稱為涔陽，而兩《唐書·地理志》皆不載。對於這些舊説，選堂先生都一一加以爬梳和稽考，並得出這樣的結論：涔陽以在涔水之北而得名。涔水在澧州北七十里處會澧水入洞庭，因知涔與澧源異而流同，故涔水與澧水可以混稱或合稱，稱其為澧水或涔水均無不可。後世稱澧州為涔陽即由此而來。選堂先生進一步指出，《湘君》“涔陽極浦”與大江對舉，而下文言“捐予玦兮江中，遺予佩兮澧浦”，亦以澧水之浦對江中，可知澧浦即涔浦。因此，《九歌》“涔陽極浦”只是泛指涔水以北的遠浦，與澧水之浦名異而實同，則江南初未有涔陽之名亦由此得以判明。後人以《楚辭》推之，誤以為州名、渚名、碕名、浦名、鎮名、港名，更進而以為濱涔水的澧州城之名，便離史實越來越遠。如果用這些互相遞變而派生的地名去解釋《九歌》便遠非其朔了。 綜觀《楚辭地理考》，幾乎篇篇都有獨到的見解和翔實的論證，言之鑿鑿，令人折服。地名學家稱此書是中國地名學發凡，篳路藍縷之功，使它成為先生早期的成名之作。 《楚辭地理考》（1946年） 十年之後，選堂先生繼之而有《楚辭書錄》之作。此書是集錄《楚辭》書目之大成者，分書錄、别錄和外編三大部分。 “書錄”部分收知見《楚辭》書目一百一十八種，包括通行本、古寫本，正文本、篆文本和日人著述等。其中對《楚辭》重要著作考覈尤詳，如王逸《楚辭章句》共錄十三種版本；朱熹《楚辭集注》共録二十七種版本，从中可以看到二書流行和傳播的情况。此外還收録元以前《楚辭》佚籍二十六種、擬騷五十一種、圖像二十二種、譯文二十七種。大凡50年代以前中外存佚之《楚辭》書目，可以一覽無遺了。 “别錄”部分收錄近人《楚辭》著述三十一種，論文要目一百一十三篇。限於當時的條件，對大陸方面的有關著述未及寓目搜羅不易，有不少遺漏，但此書提供了臺灣、香港方面的重要信息，亦屬難得。 “外編”移錄日本所藏之舊刊秘笈，鈎沉輯佚，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資料。如據足本《史記·索隱》知“離騷”二字《史記》一本作“離㥰”，與《楚辭》異；據郭璞注《爾雅》、《方言》、《山海經》、《穆天子傳》中援引《楚辭》之文輯錄郭氏《楚辭》遺說，並从郭注《山海經》引《離騷》文間稱《離騷經》，與王逸注本同，推知晉唐古本有稱《離騷經》者；據僧道騫《楚辭音》殘卷指出有裨於楚辭考證之八事；據唐本《文選集注》中之《離騷》殘卷撰為校記，其中有可補證舊說者，如唐本無“曰黄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二句，六臣本《文選》亦無之。洪興祖疑後人誤以《九章》二句增此，今唐本正無此二句，可為洪説佐證；移錄唐陸善經《文選·離騷》注注文六十多條，中有不少新義，如解胡繩為冠纓，與叔師異詁；顑頷亦作咸摇，殊於他本，並足以資考鏡而廣異聞。又比較揚雄《反離騷》唐宋二本之異同，有唐本義長可證宋本之訛者，有宋本可證唐本之誤字者，有異文且有關文義者，均一一加以校疏。凡此異文剩義，均有裨於《楚辭》之校讎與訓詁，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楚辭書錄》（1956年） 本世紀下半葉是中國考古發現的黄金時代。大批楚墓和遺跡發現的楚文物層出不窮，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不斷更新和進步，在這種情勢之下，選堂先生敏銳地意識到，必須建立《楚辭》學這個新學科，才能在廣度和深度上有力地推進《楚辭》的研究。他是第一個提出建立“《楚辭》學”的學者，並且長期樂此而不疲。1957年，他發表了《楚辭與考古學》（英文本）的學術論文，提出《楚辭》應與各種出土材料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指導性見解。同年八月，先生出席在德國馬堡舉行的第十届國際漢學會議，又發表了《楚辭對於詞曲音樂之影響》一文，此文開章明義地指出：“《楚辭》和《詩經》，可說是中國文學的木本水源，一切韵文無不由它產生出來。歷代文人，幾乎没有一個不受過《楚辭》的影響。沈約云：‘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自，莫不同祖風騷。’因此有人說，‘詩歌不从《楚辭》出者，縱傳弗貴，能从《楚辭》出者，愈玩愈集。’（明蔣翬語）《楚辭》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影響可見一斑。”1978年，先生在題為《楚辭學及其相關問題》的講演中，進一步闡發建立“《楚辭》學”的意義，他指出：“文學重要總集，如《詩經》與《文選》，都已有人著書成為專門之學，像《詩經》學，《文選》學之類，《楚辭》尚屬闕如。”他强調說：“本人認為，以今日治學方法的進步，如果配合新材料和新觀念，《楚辭》的研究，比較《詩經》更有它的重要性。”力主《楚辭》應該成為一門專門之學。 至於如何建立“《楚辭》學”？選堂先生主張要重視新的材料，引進新的手段，並且身體而力行。例如，山東臨沂出土“唐革”的殘簡九枚，合一百三十餘字，經先生與《淮南子·覽冥訓》互相比勘，部分内容得以通讀，這是一篇言御馬馳騁之術的佚文，作者為楚人唐勒當無疑問。唐勒與宋玉、景差同時，是新發現與《楚辭》 有關的難得資料（見《唐勒及其佚文——楚辭新資料》1980年）；再者，先生認為《楚辭》之學的發展，有賴於利用神話學、民族學和考古學各方面的新觀點和新資料，來考察《九歌》、《天問》上的各種問題。《九歌》的雲氣迎神人物圖、《天問》的歷史壁畫，均可於同時代的考古文物或同區域的後世材料中求之。他在《楚辭與古西南夷之故事畫》中指出：“楚國壁畫，現已没有直接資料可為佐證。可是从四川漢代文翁學堂的壁畫，和現存雲南霍承嗣晉墓的壁畫，能够得到一些了解。蜀滇都是楚文化沾被的地方，借重這些材料來擬測屈原所見的先王祠廟中的壁畫，自可提供重要綫索。我所以主張利用同一地區或其統轄下的區域之材料來幫助研究，這正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選堂先生對《楚辭》學的貢獻概括起來有兩個方面，一是奠基的作用，二是嚮導的作用。目前，《楚辭》之學如日中天，成果卓著，是同先生所做的基礎工作和積極倡導分不開的。 二、楚文化史研究 1970年，選堂先生發表了《荆楚文化》（載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一本第二分）的長文，略謂：過去對於楚國的史事只限於紙上材料，近數十年來，楚地墓葬不断有極重要之文物出土，而銅器銘文涉及楚國者亦提供了不少新知，楚文化由是燦然大明。對於這一地區文化的認識，較之王逸、洪興祖又推進一步。選堂先生在這篇長文裏，基於對這一地區文化的認識，為我們鈎劃出楚文化的基本輪廓來。 卜辭楚字从足、字从芔从林兼見。《説文》：“楚，叢木；一名荆。从林疋聲。”《穀梁傳》：“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荆與楚是一名，俱訓叢林，在西周是泛指森林叢薄未開發的地區。楚在熊渠以前，猶稱為荆，春秋改荆用楚，在僖公元年。西周金文屢言“伐荆”（貞簋）、“伐反荆”（過伯簋），又稱“伐荆楚”（𤞷簋）（按新出土之“子犯和鐘”則稱為“楚荆”），都是熊氏之楚的别名。 1980年，選堂先生（右一）與作者（右三）、周祖谟、舒之梅、滕壬生在荊州博物館 楚人始祖是炎帝和祝融，本居中原，活躍於河南一带，後來祝融的傳説向南傳播，及於湘水流域，故衡山有祝融峰。楚族早年活動可能及於陝西一帶，熊繹封於丹水之陽，地在漢中，原是三苗的舊疆。楚人國於丹水之陽而啟荆山。楚靈王說：“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荆山、草莽乃指森林叢薄未開發之地，即荆楚一名的由來。周夷王時伸展至鄂；周宣王、平王時開發濮地；在當日諸雄中，楚地最大，至戰國末年，酓□鼎上有“三楚”之稱。从楚的疆域逐漸向東南拓展來看，楚文化的成分應該是多元的；商、周、三苗、百濮（羌）及吴越，都和它產生了密切的關系。 荆地方五千里，地大物博，出產極豐。从長沙、信陽、江陵各地楚墓出土品物的工巧，可為有力的證明。而郢爯、殊布和蟻鼻錢等通貨，更是財富發達的象徵。 楚人的宇宙觀，是以九天配以九地，神民異業，絕地天通，無相侵瀆。楚之先南正“重”與火正“黎”起了很大的作用。神民分開，神屬天而民屬地，各司其職，使“司民及司神之官各異”，此種觀念成為楚國的傳統思想。由於神民地位上下懸殊，民對神即下對上必持“敬”的態度，民對神是否持“敬”，是招致禍與福的主要依據，這點在楚帛書中表現尤為明顯。在神民意識的支配下，楚俗信巫鬼、重淫祀，蔚然成風，與之相應的舞與樂也盛行起來。 楚人本居中原，又徙陕西，頗受到周文化的薰陶。从《楚語》及《楚辭》觀之，楚國涵濡於文、武、周、孔之教甚深。从學術思想而論，《大學》裏面的三領綱——明德、親民、至善，為楚國先賢時時論及的主要觀念，並以此構成了楚學的精神；而這種精神，可說是與儒家息息相通的。由於楚文化的發達，造就楚國人才輩出，从楚先世鬻熊為文主師，著《鬻子》二十二篇，至後來諸子百家、大半出自於楚。 从制度上考察楚文化，最突出的無如官制和兵制，此外還據新出鄂君啟的舟、車節銘文及楚的交通與關税驛傳之制。這些方面，隨着考古的新發現，將有大量的補充。 从以上概略的叙述可以看到，選堂先生關於楚文化史的研究是相當全面和深刻的，它既初步理清了楚文化形成的來龍去脈，又揭示了楚文化的内涵與特徵，亦是一種奠基性的工作。从文化學發展史這個角度來考察，實在有着不可低估的意義。 首先，選堂先生是最早提出“楚文化”這個名稱，並給這一地區性文化加以系統闡發的學者，這對於楚文化的研究是有重大意義的。衆所周知，提倡區域文化的研究是最近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新趨勢（見李學勤《中國考古學與古文字學的最新成果》，1995年），而這一趨勢的形成，可以說是以楚文化的研究開其端的。1981年6月，中國大陸成立了楚文化研究會，標志着對這一區域文化的認識逐漸明確起來，並將其研究工作正式提到日程上來，付諸實施。自此之後，楚文化的研究有了長足的進步，有些方面甚至是突飛猛進的。1985年，俞偉超同志在楚文化研究會第三次會議上對楚文化的形成作了歷史的、科學的解釋，他說：“自50年代至70年代，對東周楚文化的了解，主要是通過長沙、江陵、當陽等地的發掘而得到的，那是東周楚文化的中心區，那一帶東周楚國遺址和墓葬所表現出來的特徵，可說是典型的東周楚文化的。”又說：“楚文化的源頭現在盡管還看不清楚，但已知西周的楚文化不會是从某一個新石器文化單綫條地進化為青銅文化並直綫發展而來的。也就是說，楚文化應是由多支早期文化匯聚而成的，各個源頭雖有主次之別，但絕不是从一個源頭發展而來的。”俞偉超同志从考古學方面得出的結論，同15年前選堂先生關於楚文化的成分是多元性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見選堂先生對楚文化的淵源具有非凡的洞察力。80年代以來，楚文化研究向縱深方面發展，涉及這一區域文化的時空範圈、族屬關系、文化内涵與特徵等，都取得可喜的成績，這也同選堂先生的率先提倡和大力推動分不開的。 其次是研究方法的啟示。選堂先生之所以具有非凡的洞察力，是同他運用科學的研究密切相關的。在楚文化研究方面，選堂先生既重視傳世典籍的運用，又重視考古資料的應用，考古資料中，既重視没有文字的遺物遺跡的考察，更重視出土文獻即古文字資料與傳世文獻相互印證。這就是選堂先生最近總結出來的“三重證據法”，是對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的重要發展和補充。在《荆楚文化》這篇四五萬字的長文後面附有“楚境内重要遺物遺址發現簡表”及“楚吞滅各國及置縣略表”和篇末附有“引用書目”一百一十四種，這些洋洋大觀的材料就是最好的證明。先生把中華文明看作是一個从未間斷的文化總合體，區域文化是這個總合體的一個成員。要揭示這一成員的文化面貌，必須从縱的歷史方面探討其先後銜接的層次；从横的區域方面考察其交流和傳播的史實；然後从錯綜的交叉中尋找其因果的關係，這就是選堂先生在荆楚文化研究中在方法論上給予我們的啟迪。1980年，选堂先生與曾憲通、舒之梅等在湖北博物館 三、楚地出土文獻研究 1979年冬，選堂先生首次回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次年會，當時的廣東省領導吴南生書記親自設宴歡迎。席間，吴書記希望選堂先生今後多回内陆看看，先生當即表示，自己年青時寫過《楚辭地理考》一書，可是書裹考過的那些地方一直還未去過，很想此次能够前往考察。會後，先生便迫不及待地到兩湖去參觀訪問，大有收獲。第二年，選堂先生接受文物出版社王仿子社長的邀請，在赴成都出席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三次年會之後，即到全國各地進行學術考察，我有幸作為“陪同”一路隨行。這次歷時三個多月，行程數萬里，先生的足跡遍及全國二十九個大小城鎮，飽覽了祖國的名山大川，看到許多新出土的文物資料，非常興奮。然而，選堂先生對楚地出土文物依然情有獨鍾，在考察過程中，即同筆者商定以“楚地出土文獻”作為近期的研究課題，邀我共同研討。在先生的嚮導下，我也進入這個誘人的領域。80年代初，我們先後完成了《雲夢秦簡日書研究》、《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和《楚帛書》三部著作，在香港出版。90年代初復加修訂和補充，收入《楚地出土文獻三種研究》，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與此同時，先生還陸續發表了馬王堆帛書研究的系列論文。以上這些論著，比較集中地反映了選堂先生對荆楚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其年代自戰國早期至西漢前期，包括楚地出土的青銅器、竹簡和帛書。先生的許多真知灼見，已被海内外學者廣泛徵引和採用，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下面謹就個人接觸所及，略作介紹。 1978年在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出土了一套距今二千四百多年的完整編鐘，共八組六十五枚，銘文都二千八百餘字，伴出還有成套的編磬，亦有同類的銘辭。選堂先生三度訪問過湖北省博物館，對編鐘、編磬作過實際考察。先生除對銘辭中若干待定的古字重新辨認之外，特别結合傳世典籍中的樂律資料，對樂律術語、五聲倍律的異名，以及一些樂律史上的問題試作説解，獲得不少新知，例如鐘磬銘辭記載着周、曾、楚、齊、晉各地不同的律名；而楚國使用的律名，則以吕鐘為黄鐘，六律之中有四個稱曰某鐘，而且特别指明其濁音，並不沿用周律，自成體系，這是過去所不知道的。又从訓詁學的立場，根據金文所見鐘上字的命名，討論古代音樂美學的若干觀念。更涉及楚國樂律學與琴藝，對《楚辭》中關於“勞商”的涵義作出合理的解釋。此外，與曾侯乙編鐘同出的漆器上銘文，向來未有人作過研究，先生不但破譯了漆書上的古文奇字，提供了可靠的釋文，還進而探討了古代樂理與天文的關係，使漆書的天文學内容與同出樂器群之間的内在聯繫得到充分的揭示。總之，先生从人類文化學的角度，結合鐘磬銘辭的記載，闡明先秦樂律思想的演進，从中可以看到漢代鐘律學形成的來龍去脈，所以，陳應時教授稱它是“一部振興中國鐘律學的奠基之作”，是並不為過的。 《隨縣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1985年） 自50年代以來，長沙楚帛書一直是選堂先生不停地探索的重點課題之一。他前後發表過許多文章，有着不可磨滅的業績。隨着帛書文本清晰程度的提高，先生的研究工作也越來越深入，創獲越來越多。有關選堂先生對楚帛書研究的貢獻，筆者已有專文論述（見《饒宗頤先生與楚帛書研究》，載《論饒宗頤》，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11月出版），這裹只作幾點補充。 楚帛書於1942年被盜墓者掘出之後，不久即為蔡季襄所得。1946年抗戰勝利後，蔡氏携楚帛書到上海，由美國人柯克思（John Hadley Cox)带至美國。1967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行的學術會議上，有人對楚帛書的可靠性提出懷疑，選堂先生列举多項證據，證明楚帛書是真實可靠的楚地文物，决非作偽者所能造作。先生精警的言論解除了人們的疑問，匡正了一般的誤解，維護了楚文物的價值，得到收藏者沙可樂（A.M.Sackler)氏的讚揚。會後，沙氏為了表示對選堂先生的謝意，特地將會上用作展覽的放大十二倍帛書紅外綫照片共一百一十張，空郵贈给選堂先生。這套照片將原來只有黄豆大小的帛書文字放大到拳頭般粗，它對了解帛書文字結構和書寫風格，特别是對辨識筆畫模糊和殘缺不全的字形尤有裨益。據這套紅外綫照片，帛書實存字數包括完整和不完整的文字在内，可達九百二十二文。1968年選堂先生根據這套照片製作的摹本精確度最高，它比前階段最有代表性的商（承祚）氏本和林（巳奈夫）氏本，正確無誤的字竟激增了一百數十字。由於此百餘帛文的被發現和被認識，使楚帛書的研究產生了新的飛躍，另一方面，選堂先生反復从放大十二倍照片中潜心領悟帛書真跡的運筆體勢，精心臨摹故能體現帛書書法的結體和神韵，看來十分逼真。李零評價“此本最為存真，是目前所見的最好帛書摹本”。並非過譽。由此可見，選堂先生在為學術界提供準確可靠的原始材料方面，是做出了重大貢獻的。 《楚帛書》（1985年） 在帛書文字的釋讀中，認識帛書邊文的月名是關鍵之所在。1956年李學勤氏在《戰國題銘概述》的“補論”中，發現帛書週邊文字與《爾雅·釋天》的月名有關，但是由於李氏所據摹本的邊文殘泐太甚，難以理解，李氏的説法並未為人所接受。1964年選堂先生在紐約見到帛書原物，經過仔細辨認和反復勘讀，證明帛書中與十二圖像相配的邊文首字確與《爾雅·釋天》月名相同或相通，因作《楚繒書與《爾雅》十二月名覈論》證成李說，从此，帛書週邊的十二月名方被正式肯定下來，“始取（陬）終□（涂）”的十二月序亦隨之得到承認。由於帛書月名與其结構、性質密切相關，選堂先生一貫主張以“八行為正”的置圖方式也得到進一步確認。後來李學勤氏從馬王堆帛書中意識到“以南為上”可能是楚地置圖的傳統，因而修正自己過去以“十三行為正”的意見，改从以“八行為正”的擺法。選堂先生進而闡發八行正置而十三行逆置的理由，指出：“甲篇（八行）道其常而乙篇（十三行）言其變，故甲篇居前而乙篇列後，前者顺寫而後者倒書，所以昭其順逆。兩篇特殊結構的用意，可以推知。”先生此說揭開中間二篇顛倒為文的奥秘所在，是迄今最為合理的解說。 《長沙子彈庫楚帛書》摹本 選堂先生的《楚帛書新證》，是作者三十多年來研究經驗和心得的結晶，篇中除對若干帛書文字作重要審訂外，重點放在釋讀中間甲乙兩篇帛文與某些疑難問題的探討上，尤以甲篇創獲最多。例如作者據《易緯·乾鑿度》知庖犧亦號大熊氏，與帛書篇首“曰故（古）大熊雹戲”一語正合；據《墨子·非攻》知楚先世居於睢山，可證帛文“居於□”乃楚先所居之地，而□亦可定為睢之繁文；據《地母經》知女媧亦日女皇，則帛文“某某子之子日女皇”確指女媧。由此可知，由帛文雹戲、女皇、四神、炎帝、祝融、共工等所組成的神話系統具有鲜明的南方色彩，自與楚之先世有關。這對理解帛書的神話淵源頗關重要，且篇首殘缺最甚的一段文字亦由此得以貫通。研究帛書者無不折服。 睡虎地秦簡於1975年12月在湖北省雲夢縣城關西睡虎地十一號秦墓中出土，共一千一百五十枚，經整理小組悉心研究，發現大部分屬於法律文書，其中有名為《日書》者計有兩個寫本，甲本竹簡一百六十六枚，乙本二百五十七枚，兩本共一萬八千零四十字，墓葬年代為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竹簡的年代亦可據此而定。 秦墓竹簡公佈後，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重視，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和專著，但這些成果大都是研究文書的，《日書》的研究从一開始就受到了冷落。選堂先生的《雲夢秦簡日書研究》是第一部研究秦簡日書的專著，它首次打破了秦簡日書少人問津的沉寂局面，引起了强烈的反響。 《日書》本是古代日者用來占候時日宜忌、預测人事休咎、以教人如何避凶趨吉的曆書，帶有相當濃厚的數術色彩。太史公自序提及作《日者列傳》，但今《史記》此傳僅述楚人司馬季主之議，不及其他，知非史公舊文。此秦簡日書正可補《史記》之不逮，故可珍貴。選堂先生通過“建除家言”、“稷辰”、“玄戈、招摇”、“反枳”、“歸行”、“禹符、禹步、禹須臾”等十二個專題，結合文獻記載，詳加疏釋。其中勘《淮南》剽與杓之異文，證反枳即反支之殊寫，揆之音義，若合符節。此書對日書中比較常見的數術項目作了詳盡的解釋，為研究數術者提供了有力的依據，林劍鳴教授稱它是研究秦漢數術的“奠基之作”。隨後，選堂先生還寫有《秦簡日書剩義》、《秦簡中的五行說與納音說》和《帛書丙篇與日書合證》等論文，都是从數術學的角度研究日書的。先生指出，《禹須臾》雖無寫明十二律之名，但所記干支日辰都符合五行分配下隔八相生的律吕現象，所以在樂律史上有着特别重大的意義。它説明秦人已用十二律吕配五音、五行以占出、行之休咎。這是選堂先生的一大發明。新出放馬灘乙種日書果然有十二律吕與五音、五行相配的明確記載，與先生的推論完全相符。 選堂先生認為秦簡日書有兩點意義，一是為考古天文學補充一些資料，如秦簡記時的資料、日夕七舍的資料等；二是幫助宗教史解决一些難題，如禹符、禹步、禹須臾等，這兩個方面正為越來越多的材料所證明。 還應該指出的是，將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放馬灘秦簡日書比較，便可發現兩者具南北不同的特色。睡虎地秦簡出於原來楚國的南郡，保留着楚地的某些習俗是理所當然的，如詰咎篇中的那麽多鬼名，就是楚人尚鬼的反映，這類資料當然也是研究荆楚文化所不可忽視的。《雲夢秦簡日書研究》（1982年） 馬王堆帛書發現於馬王堆三號漢墓，墓葬的年代為漢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上距楚為秦所滅已有五十五年。但長沙為南楚重鎮，帛書文本不少是抄寫於秦楚之際甚或更早的時期，故馬王堆帛書可以作為荆楚文化下限轉化期的重要資料。選堂先生對馬王堆帛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帛書《易經》、《刑德》、《醫書》和《老子》幾種寫本方面。 帛書《易經》選堂先生有《略論馬王堆<易經>寫本》、《談馬王堆帛書<周易>》和《帛書<繫辭傳>“大恒”說》等論文，認為帛書《易經》卦序與今本《周易》不同，且異文也多，从帛書本常見“無咎”一詞及用彙之古文𦳢來看，馬王堆本應同於中古文本；年代與賈誼為長沙傅時相近。《周易·繫辭》通行本“易有太極”句，帛書本作“易有大恒”，“極”之作“恒”，當是漢以前《繫辭傳》的本來面目。而“大恒”轉寫為“太極”或“太一”，也因為它們本是一事的異稱。選堂先生還指出，“太一”在楚是主帥，而“恒”的道理在楚人著作和記錄中也特别流行。 馬王堆《刑德》乙本九宫圖於各個方格之内填寫干支與神明名字，其中六神之名為刑德、豐隆、風伯、大音、雷公、雨師。選堂先生認為，六神以刑德居首，次為大音，大音即大陰。其餘之神為雲、雷、風、雨。《論衡·祀義篇》“風伯、雨師、雷公，是群神也”，而不及豐隆。《爾雅·釋天》：“風伯謂之飛廉，雨師謂之茾翳，雲師謂之豐隆。”是豐隆為雲師矣。四仲之神有湍王和攝氏，先生認為湍王即顓頊，與炎帝相對之神，非顓頊莫屬；攝氏即攝是，當即攝提，絶無疑問。顓頊、攝提之名，過去未見於出土文物，此次在帛書上出現，極為可貴。攝氏之為攝提，既是星名，也是神名。以往有人認為攝提格為外來語，此可證其不確。刑德屬陰陽家，帛文自刑德以下，軍吏編配，各當其日辰，如圖所記，一一符合。故先生以為乙本九宮圖應屬於風占，從四隅諸神與風角有密切關係，亦可佐證。 在馬王堆帛書的醫書中，有一部分唐蘭氏定為《卻谷食氣》篇者，全文約三百餘字，先生認為是古代“六氣學説”中的殘膏剩馥，與王逸《楚辭章句》引《陵陽子明經》甚近，故選堂先生考定此帛書六氣說，當出自《陵陽之明經》的佚文。 馬王堆帛書《老子》以“德經”在前，“道經”在後，說者以“德經”在前是法家《老子》本的本來面目。選堂先生不以為然，他說：“法由道而生，法家不特不貶道，而實尊道。法家解老自宜以道為先，豈有反以德居前之理。”因此，選堂先生推測說：“馬土堆帛書《老子》之先徳後道者，殆寫經者偶然之例。”也就是説，選堂先生以為《老子》無論“先道後德” 還是“先德後道”，都是道家的經典，與法家無關。 楚地出土文獻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新資料，它既加深人們對原有觀念的認識，也促使人們改變某些舊的觀念，樹立新的認識。 1983年12月，選堂先生在一次題為《道教與楚俗關係新證》的講演中，列舉馬王堆帛書《十大經》中的“黄宗”，《養生方》中的“黄神”，《五十二病方》和秦簡《日書》中的“禹步”以及馬王堆三號墓出土的社神圖和符籙等，說明楚俗與道教的關係非常密切。並談及自己對楚文化的新認識，主要有如下三點： 第一，湖、湘境内的文化早就相當發達，决非“蠻陬遐壤荒江寂寞”之地。前些時候，在疑古風氣籠罩之下，有些歷史學家對《楚辭》的發源地抱着懷疑的態度。目前由於地下新材料層出不窮，在在證明紙上記載的可靠性，殷商遺物在湖、湘境内都有重要的發現，證明“楚文化不過長江”的説法是没有根據的（參看高至喜《楚文化不過長江辨》，載《求索》1981年2期）。 第二，春秋戰國時期列國文化呈紛歧及多型性，可謂多采多姿。从音律、星占、曆法各方面均可見之，楚國在這些方面表現尤為突出。許慎《説文序》言“言語異聲，文字異形。”其實應該再加“音樂異律，星辰異占”等等，這些已得到考古遺物的證實。 第三，楚文化既為一綜合體，可从物質及精神兩方面加以觀察。物質方面，楚地的冶煉鋼鐵和絲綢技術的發達都值得稱道。精神活動方面，楚人的高度成就突出地表現在文學和藝術上的宏業。這是由於她有特殊的神話背景和宗教信仰所造成的。楚人的宗教意識和巫醫關係非常密切，从馬王堆出土的各種文書來看，幾乎包括了《漢書·藝文志》中有關數術和方技的所有内容。這些寫本相當於後來《道藏》内涵中最重要的部分。从楚人信巫鬼，崇奉“黄神”，使用禹步、祝咒之術以治病，説明當時雖無道教之名，而有道教之實，作為楚文化内涵的“巫”，同道教的萌芽和形成存在着非常密切的關係。 選堂先生强調指出：“楚文化”這一名詞所以能够成立，是因為楚可以說是南方文化的綜合體。它吞併許多小國，“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吸收了北方中原華夏文化，和南方若干地區土著民族獨特的崇祀鬼神的巫文化融合、昇華，從而構成了楚文化的特色。保存在荆楚地區的神話，處處可看到楚人的想象力、創造力的卓越與雄偉，在《楚辭》文學裏更有充分的表現。以上這些，就是選堂先生根據楚地出土的新材料，對荆楚文化總體的新認識。 2004年，選堂先生（右）與作者（左）在香港合影 End 本文选自《華學》（第二輯），部分圖片出自《選堂訪古留影與饒學管窺》（2013年，曾憲通著） 作者簡介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師從容庚、商承祚兩位先生治古文字之學，主攻戰國秦漢文字。曾任中山大學中文系主任、人文學院院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事長、教育部高等學校中文學科第一屆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現任國際潮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山大學饒宗頤研究院學術委員會顧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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