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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海南出差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沈乃文遇到了难题。
在海南检查书需要核对时，沈乃文不能到北京查原始本，只能选再造善本，但是海南省只有海口市的省图书馆才有一套，而他当时在五指山市，核对仍极困难。无奈之中，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上网搜索，没想到居然有意外的收获：海南省图书馆已经把再造善本直接发布在网上，他轻点鼠标就解决了核查问题，体验到通过网络获取古籍资源的轻松与便捷。
建设世界第一资源库
中华古籍资源库以数码图像的方式通过网络直接服务读者，克服了时间、空间的障碍，即查即得，而且有更逼真的图像质量，能更到位地满足研究人员对图像质量的要求。沈乃文说，更关键的是，解决了图书馆在古籍收藏与利用上的历史矛盾。
在国家图书馆9月28日对外发布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和中华古籍资源库的会议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表示，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和古籍数字资源建设工作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截至目前，古籍普查完成总量近200万条，8966函（含部分少数民族古籍数据、个别省份上报数据含民国数据），1094家古籍收藏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通过全国古籍普查基础数据库对外发布数据，合计388963条，3587347册/件，编纂出版110家收藏单位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共计25种，51册，收录407042条款目。
按中华古籍资源库的顶层设计，目前发布善本影像10975部，包括宋刻本71部、元刻本148部、明刻本4730部、明抄本551部、清刻本1838部、清抄本2818部、明清稿本466部、活字本173部、域外汉籍108部、明清钤印本31部、其他画像、拓本、彩绘本、磁版印本等41部，约占国图善本的三分之一。计划今年底发布第二批善本6200余部，至2017年底发布善本达到2.3万部，国图超过80%的古籍善本可以在网上免费阅览，未来将超过3万部，成为古籍研究的世界第一资源库。可以预期，古籍研究届时必然出现崭新的面貌。
古籍研究生态或将改变
普查登记工作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首要任务,通过每部古籍的身份证———古籍普查登记编号的相关信息,建立古籍总台账,全面了解全国古籍的存藏情况。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便是普查登记成果的具体体现。
“古籍的数字化和网上发布，使社会大众和研究者可以在网络终端上浏览古籍，避免直接接触对古籍造成的损坏，有效地解决了古籍保存和使用的矛盾，借助互联网的强大辐射能力，为中外学者方便地研究古籍提供便利，必将对古籍研究工作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张志清说。
数据库发布内容包括普查编号、索书号、题名、著者、版本、册数、存缺卷、收藏单位等古籍普查登记内容。读者可通过普查编号、索书号、题名等进行检索,并在结果中根据单位导航,从而获悉其在全国的收藏分布状况。值得关注的是,该数据库中的古籍普查数据,是全国各收藏单位通过目验原书,首次按照统一的古籍著录规则完成的普查工作成果,有效摸清古籍家底,实现了全国古籍的统一检索。
国家图书馆将古籍的善本图像发布到网络上，数量大，速度快，短期内超越了所有海内外的古籍资源的数字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泽逊表示，此前哈佛大学、东京大学等曾有类似举措，但数量有限。国家图书馆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和中华古籍资源库两个大型数据库的发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将会改变古籍研究的生态。
国家图书馆的古籍资源数字化工程，对将来学术研究有促进作用。杜泽逊指出，这一转折对于影印来说会有较大挑战。但它不会使影印萎缩，而会让影印进一步提升水平，让古籍影印学术化。
所谓学术化，是指在影印时选择好底本，增加校勘记、有学术性的序跋、索引。同时，也使影印精密化，在影印过程中实现讹误最小化。
“因为有了图像，可以对照，就形成一种监督的效果。黄永年先生《古籍整理概论》专门有一章叫‘影印’，这一章不仅不会过时，反而会因为有了数字化而凸显其指导意义。”杜泽逊说。
他同时指出，影印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因为古籍数字化加速。至于点校本，由于不同的文本、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都要校，从书目上看到的同一印本，印刷的早晚、修版情况无法区别，但是通过数字化的图像可以进行对比。所以数字化对鉴定版本、整理古籍都有巨大的促进，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应当受到高度的评价。同时，这也为全国的公共馆、大学馆、博物馆树立了榜样，从这个层面上说，它的历史意义更大。
解决保存-使用难题
长期以来，古籍界业内人士对于作为承载中华传统文化遗产古籍的认识，处于感性的表面化，没有从普世的国家利益这一更高层面去审视它。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研究馆员李国庆在日常读者服务方面感受最深的是无法处理好古籍的“藏与用”矛盾，也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解决办法。
“为了‘保护古籍’，通常的做法是制定一套限制借阅的规则，最突出的是一部古籍仅‘提供三分之一’内容。大陆各馆普遍如此，我在台湾等地区看书，发现也多如此。”李国庆想不明白：这样人为设立的清规戒律和严格控制，究竟是为了什么？若说是在“保护古籍”，图书的最大功用在于使用，否则就是故纸堆；若是为了收取“底本费”，国家文化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向读者收取的区区费用，当何使用？诸如此类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读者阅览、传统文化的普及和科研项目的开展。
“图书馆的古籍保护与服务是一对历史冤家，不仅多年解决不了，而且在日益强化古籍保护的形势下，还有更加严重的趋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保护与服务都是客观需求，无法取舍。”沈乃文表示，中华古籍资源库的建立和发展，在满足读者绝大部分的借阅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了古籍保护的需求，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最好方法，并且真正实现了共享古籍资源，消除了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级别的研究人员在获取古籍资源方面的差别。
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在提到数据库的建设与维护的问题时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推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读者使用时大概不了解前期的普查，“比如怎么填写普查的数据，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比如检索时，使用者未必能够意识到设置的入口和方式意味着什么。”刘蔷建议增加一些附表说明和解释，以方便读者使用。另外，数据库的维护工作也非常重要，希望在使用过程中建设者和使用者交互反馈，使其更加完善。
中华古籍资源库中含古籍善本影像共计10975部、91467册、6124464拍,占国图所藏善本总数三分之一。张志清介绍,过去查阅古籍善本只能通过缩微胶片。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合作,于2012年启动国家图书馆藏善本缩微胶片数字化工程，将善本缩微胶片转换为高清图片并上网,用于建设中华古籍资源库。
中华古籍资源库有别于全文检索的商业性古籍数据库，古籍数字化项目采取“原样数字化”方式，即按照古籍原貌原样扫描或拍照、最大限度地保存古籍历史信息,避免了因整理者水平差异,数字文献底本、校本选择不善等产生的二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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